1976年9月9日，午後，年輕的鋼廠工人梁建國正要完成手頭上的工作，正準備下班，廠裡的廣播在此刻響起，每個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動作，凝神聚氣的聽著。

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毛澤東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這是一個讓世界為震驚的訊息，53國降半旗哀悼偉人的離去，本就不安的各國局勢又被掀起了洶湧的巨浪，尚處於混亂，迷惘，不安的狀態下的國內尤甚。

在1976這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接連逝去，讓人民本就因國內政治局勢的不穩，自然災害的頻發而不安的心靈，再次蒙受了一次沉重的打擊。

困境下道路的抉擇

新中國政權建立了一段時間後，國家和人民無可避免的會面臨社會主義如何建設，怎麼建設，走什麼道路，以誰為師的問題。伴隨著中蘇交惡，曾經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作為中國的榜樣的蘇聯，成為了中國國內反對，批駁修正主義的反面教材。

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也從“站在巨人肩膀上”轉變為“摸著石頭過河”，中國國內政治逐漸出現了極右傾和極左傾分子不斷壯大的現象。

政治高層的風吹草動，遲早會蔓延到人民的生活中，生活的雞飛狗跳，讓本來對建設社會主義幹勁十足的廣大勞動人民，此刻也不免動搖。

毛主席，對人民來說，是他們心中如太陽般耀眼的人物，是人民的大救星，他的逝去，對人民來說，不可不如天塌了般嚴重十分，一時間，該不該走社會主義，接下來的路怎麼走下去，誰可以勝任領導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重任，成為了人們或茶餘飯後，或正言潤色的討論主題。

國家生死存亡的一刻

1978年，中共中央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一場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舉足輕重的會議，哪怕如今想起，仍令許多人心有餘悸。

此時會議共出席中央委員169人，候補中央委員112人，可謂重要人物雲集，除主持會議的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外，還有一個在解放戰爭中，乃至日後的社會主義道路中，都作出了卓越貢獻的人物，他就是鄧小平。

小平同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之一，早在解放戰爭時期，就透過制定實行挺近大別山的戰略，成功遏制了國民黨的回援，威脅了國民黨統治次中心，工業重鎮武漢，揭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為解放戰爭取得全面勝利作出巨大貢獻，在中共黨史，中國解放史，乃至中華民族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不幸的是，在1976年之後，鄧小平被撤除了黨內外一切職務，直到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才得以回到政治中心。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委員們就“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進行了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是小平同志根據世界政治經濟局勢，新中國外交關係態勢，國內經濟形勢，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根據社會主義建設客觀規律，綜合考慮作出的重要指示。

本次會議的另一個重點，是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會後，黨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決策，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接下來應該向何處去，怎麼走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展開了新的篇章。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

1979年，越南悍然進行了對我國邊境的侵略行為，危害了我國邊民的生命安全和領土完整。

面對越南的無理挑釁和實質上的侵略，我國毅然決定，展開對越自衛反擊戰。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無數熱血青年踴躍地參與到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中。3月16日，我國在摧毀越南北部大部分經濟設施，佔領越北大部分城市後，選擇撤軍回到國內，並宣佈勝利。

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勝利，沉重的打擊了國際上想要推翻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勢力，打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威。

戰爭中，中國人民空前團結，所展現的凝聚力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令世界歎服。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勝利，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擁有了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也極大的提高了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同年1月1日，於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共同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這預示著我國擺脫了一定來自蘇聯的軍事經濟威脅，以及冷戰格局的鬆動與改變。中國戰略地位空前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環境有重大改善。

改革開放的新曆程

時間來到80年代，中國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上都有了不可忽視的新的進步，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並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總有些新的舊的問題出現，並等待著被解決。

在一年後的中共十二大會議上，吸取了過往黨章錯誤經驗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也稱“十二大黨章”透過，這標誌這我黨在黨的建設上，有了更為科學，更為先進的方法論指導，為我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少走彎路奠定了基礎。

這年的年初，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集體簽訂生死狀，私自實行大包產大包乾，並取得了豐收。此前私自包田到戶，在國家看來，是不允許，不符合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的，是有倒向資本主義傾向，會使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挑戰土地公有制的行為。

各地的農民仍在駐足觀望，個別黨員幹部爭相發文批駁這一行為，小崗村的農民，承擔了時刻會被戴上反動分子的帽子，蒙受牢獄之災的風險，去為自己，也為全國的農民探索一條解決溫飽的道路。

當時的中國，數量眾多的農民仍舊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勞動積極性低下，在溫飽線邊緣徘徊。同時，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建設得不到足夠的物質支援。

安徽鳳陽小崗村以窮困不堪在當地聞名，直到那份生死狀簽訂後的那個豐收季節，才得以改觀。“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一響亮的口號，展現了以小崗村農民為代表的中國廣大農民最殷切的願望。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重大成果，這也讓更多人堅信，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必然成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艘載著億萬人民的大船，已經把它的船尖，穩穩地指向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上。

一方面，農民勞動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糧食產量也逐年提高。1984年，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框架下，有條件，有範圍地實行一部分商品經濟”，揭開了城市經濟改革的序幕。自此，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條件，有了長足的進步。

蘇聯解體後的中國局勢

1985年，時任蘇聯總書記巴爾戈喬夫頒佈了所謂的史上最嚴禁酒令，在蘇聯境內針對四千萬酗酒群體開展了“反酗酒運動”。這是被後世稱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第一年，也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喪鐘開始敲響的第一年。

經過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戈爾巴喬夫使蘇聯越來越背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分的自由資本主義已及多黨制和議會政治，指導思想也不再以馬列主義為核心。

最終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透過廣播向蘇聯全民宣佈辭職，同時宣佈了蘇聯的解體，這一在中國北方邊境線以北矗立了69年的紅色政權，終於帶著最後一絲不甘轟然倒下。

一時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狀態。

中國某些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對此雖無過多議論，但不免也憂心忡忡，害怕蘇聯的前車之鑑在中國重演。在中國東北中蘇邊境，雙方邊民開始進行農產品和諸如農用拖拉機之類的工業產品的交換。

中國基層農民對政治並不十分了解，他們只知道，一臺農用拖拉機，可以節省好幾個人的人力，可以多種許多許多地，變成可以流入市場的一噸噸糧食和農副產品，換來一個家更多的年收入，購置電視機和許多稀奇的物品。

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輕重工業逐漸均衡發展，完備的工業體系也逐步建成，加上城市改革和農村改革的齊頭並進，相得益彰，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番了又番，中國經濟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狀態，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中國人民各階層，都洋溢著幸福的笑臉。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重大成果，這也讓更多人堅信，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必然成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艘載著億萬人民的大船，已經把它的船尖，穩穩地指向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