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稚暉是近代史上一位大佬級別的人物，狂妄與怪異不下於魏晉名士，為後人留下了不少趣聞。放眼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程序，吳稚暉的參與度也是極高，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再到“四一二”、抗日戰爭，他的身影都活躍於其中。
吳稚暉生於1865年，母親早逝，由外祖母一手拉扯大，自幼聰穎好學，23歲中秀才，26歲中舉人，但參加了幾次會試都名落孫山。戊戌變法之時，吳稚暉曾拜會康有為，針對八股、鴉片、小腳發表了一番驚人的言論。之後，吳稚暉遠赴日本求學，漸漸走到了反清戰線前列，聲名鵲起。1905年，孫中山慕名拜訪吳稚暉。吳稚暉應邀加入同盟會，成為了最早的會員之一，日後則被尊為元老級人物。
吳稚暉
辛亥革命之後，吳稚暉擔任了教育部讀音統一會議長，主持國語注音工作。吳稚暉認為漢語的難學造成了教育無法普及的問題，主張廢除漢字而採用完全由字母組成的“萬國新語”。對於如何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萬國新語”，吳稚暉亦做了詳細的規劃。如今很多人大都記得錢玄同曾竭力主張漢字拉丁化，但其實吳稚暉比錢玄同更早鼓吹這一點。
1915年9月，從日本歸來的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吳稚暉其實也參與了《新青年》的策劃工作。吳稚暉本人曾回憶說：見獨秀兩個名詞，尚以為是個絕世美男子。後我在《新青年》發起時晤到，令我叫奇。吳稚暉與陳獨秀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兩人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吳稚暉與陳獨秀影視形象
當時吳稚暉已是文化界的一個代表性人物，思想激進前衛，陳獨秀自然不會放著這麼好的資源不用。對於陳獨秀的邀稿，吳稚暉並未拒絕，在病中寫下了《青年與工具》一文，刊於《新青年》第二卷。對此，陳獨秀極為感動，在文章後面的按語中盛讚吳稚暉道：篤行好學，老而愈摯，誠國民之模範。吾輩之師資。
此後，吳稚暉不僅撰文發表於《新青年》之上，也時常提點後輩，尤其是同樣致力於漢字改革的錢玄同。錢玄同曾親筆寫道：我知道吳先生對於補救中國文字的方法懷抱的精思偉識非常之多，所以寫信去請教他。
錢玄同
就連對吳稚暉並不感冒的魯迅，談起吳稚暉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時也說：想起來就記得，吳稚暉的筆和舌，是盡過很大的任務的。總之，當時的陳獨秀是領袖，吳稚暉則隱隱有領袖旁的“老師傅”的意味。吳稚暉比陳獨秀年長14歲，兩人平日裡以兄弟相稱，書信往來中，則互相尊稱對方為兄。
陳獨秀回到上海不久之後，大兒子陳延年與二兒子陳喬年也從安慶老家來到了上海。延年和喬年對父親陳獨秀有很深的成見，這主要是因為陳獨秀在幾年前帶著高君曼私奔。高君曼是延年、喬年母親高曉嵐的親妹妹，比高曉嵐小10歲，卻和陳獨秀相愛了。
高君曼影視形象
姐夫和小姨子相戀，這無疑極辱門風高家和陳家自然極力反對這段感情。陳獨秀向來叛逆不羈，別人越反對他就越堅定，一咬牙就帶著高君曼私奔了。這樣一來，高曉嵐就只能在家獨守空房了，還要辛苦照顧幾個小孩以及伺候公婆。延年和喬年深知母親的不易，自然就對陳獨秀極為不滿，和姨媽兼繼母高君曼一起生活也頗為尷尬。因此，兄弟倆人到上海後，沒在陳獨秀家住幾天就搬出去自力更生了。
陳獨秀也沒攔著延年和喬年，這倒不是因為他對兩個兒子有成見，而是希望看到兒子能自力更生。當時陳喬年才13歲，陳延年也不過17歲，都無一技之長，只能在碼頭當苦力。沒幾天下來，兄弟倆就蓬頭垢面面黃肌瘦了。
延年、喬年影視形象
就連高君曼都看不下去了，既是真心心疼兄弟倆，也是怕別人說她虐待孩子，便勸陳獨秀把孩子接回家。但陳獨秀卻不同意，只認為高君曼的“婦人之仁”表面上看起來善良，但卻會害了延年和喬年，少年人的人生，應當讓他們自己創造前途。
陳延年和陳喬年沒有令陳獨秀失望，他們不僅養活了自己，還沒有落下學習，尤其是法語成績出色。1917年，延年和喬年雙雙考入了復旦大學。也正是在這一年，陳獨秀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擔任了北大文科學長，帶著《新青年》編輯部一起離開了上海，每月僅給延年、喬年5元生活費。
蔡元培
因此，延年和喬年上了大學之後仍要半工半讀。吳稚暉是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者之一，在青年學生中有很大的影響力，延年、喬年對他極為尊崇。吳稚暉對這兩位好友之子，亦是青睞有加。在吳稚暉的影響下，延年和喬年雙雙加入了“進化社”，並接受了吳稚暉所提倡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吳稚暉的這種思想主要來源於西方的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學者，認為互幫互助是人類的本能，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依靠這種力量人類最終能實現“各盡所解，各取所需”的大同社會。年少的陳延年和陳喬年，因為視吳稚暉為聖人般的老師，對其思想自然極為尊崇。
吳稚暉影視形象
一戰爆發後，歐洲各國勞動力奇缺，尤其是法國。再加上法郎的大幅度貶值，在巴黎求學和在上海求學的花費已相差無幾。在此之前，能出國留學的學生要麼全部是官費培養，要麼是家庭條件比較好。而一戰之後，貧苦人家的孩子亦能在國外半工半讀。吳稚暉發現了這個重要契機，便大力呼籲國內的青年學生去法國半工半讀。
陳延年和陳喬年受吳稚暉影響，也產生了前往法國留學的願望。但陳獨秀並不同意他們去法國，而是希望能去十月革命之後的蘇俄。陳延年和陳喬年既對陳獨秀本人缺乏信賴感，又對他所宣揚的思想缺乏認同感，自然不會聽陳獨秀的話。但這樣一來，他們就沒有出國的旅費和保證金了。
陳獨秀父子
就在延年、喬年因錢而發愁之時，吳稚暉幫他們交了保證金，並且幫他們買了去法國的船票。1919年年底，陳喬年和陳延年擠在一艘由上海開往法國的遠洋郵輪的下等艙裡，漂洋過海前往法國勤工儉學。此後，延年和喬年對吳稚暉抱有強烈的感恩之情，視他為恩師。
但是，因為吳稚暉與勤工儉學的學生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陳延年、陳喬年與吳稚暉的師生之情不可避免地破裂了。吳稚暉對出國勤工儉學的認識過於樂觀，他認為學生們出國後能透過打工養活自己，再擠出時間學習，這樣便能夠成才。他曾這樣表示：出國人越多越好，學不到別的，改良茅廁，總是有效果的。
吳稚暉沒有考慮到的是，在語言、習慣都不相通的異國，在工業遠比中國發達的法國，並不是每一箇中國學生都能勤工儉學、半工半讀。很多學生到了法國之後，遲遲解決不了打工問題，求學則更是遙不可及。當時很多學生都是窮苦人家出身，家中變賣家產、東借西借才湊夠出國的錢，在法國遇到無法解決的困境之後，自然對吳稚暉這位倡導者心有不滿，感覺自己上當受騙了。
吳稚暉
1920年6月，吳稚暉為經營中法里昂大學而來到法國。在華法教育學會舉行的歡迎儀式上，很多學生針對生活、學習困境向吳稚暉發問，希望能得到教育學會的幫助。但吳稚暉樂觀地表示：只要有志氣，一切問題都不是問題，做與專業無關的苦工也不成問題，只要認定“勞工神聖”四個字就行。
青年學生們在異國舉目無親，華法教育學會是他們唯一可以依靠的物件。但吳稚暉發現學會與勤工儉學學生之間的矛盾之後，沒有想辦法向外界爭取援助以幫助學生解決問題，而是建議取消學會對學生的援助。但這明顯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教育學會的鼓動之下才來到法國的。
到了第二年2月，蔡和森、李維漢等人領導400多名勤工儉學的學生請願鬥爭，矛頭直指北洋軍閥駐法大使陳籙。按理來說，吳稚暉身為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者，應當果斷與學生們站在一起，但他卻並沒有這樣做，而是與陳籙站在了一起。陳延年與陳喬年對此極為失望，漸漸，吳稚暉的偶像形象轟然倒塌。
吳稚暉
四個月之後，趙世炎、李立三、徐特立等人因發現北洋軍閥以犧牲中國權益為代價，秘密向法國借款，組織學生髮起了“拒款大會”。之後，法國當局做出了斷絕一切維持費用，遣送這些學生回國的決定。此時，學生們唯一的希望是吳稚暉擔任校長的中法里昂大學。
但是，吳稚暉此時卻對勤工儉學的學生抱有非常大的偏見，認為他們“不守紀律、不肯吃苦、言而無信”，拒絕讓勤工儉學的學生進入里昂大學學習。最終，蔡和森、 李立三、陳毅等104名學生被遣送回國。在與吳稚暉的鬥爭中，陳延年和陳喬年始終與勤工儉學的學生們站在一起，與吳稚暉徹底決裂。
中法里昂大學舊址
透過實際的鬥爭，加上週恩來、王若飛、趙世炎、李立三等勤工儉學學生的影響，延年和喬年放棄了原先尊崇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1922年，陳延年、陳喬年、周恩來、王若飛等人創辦了《少年》，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年8月，延年和喬年在胡志明的介紹下加入了法共，不久後成為我黨正式黨員，並與周恩來一同成為了了旅歐支部的支部領導成員。
陳獨秀得知延年、喬年的思想轉變之後極為高興，尤其這是延年、喬年在實踐中自動轉變的，他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好多年了。而吳稚暉則極為惱怒，始終無法接受延年、喬年走到自己對立面的事實。對於兄弟二人，吳稚暉恨延年甚於恨喬年，因為他認為喬年是受延年影響才與自己對立的。這位後來延年的不幸遇害，埋下了伏筆。
陳延年影視形象
1924年冬，在莫斯科學習了一年多的陳延年、陳喬年雙雙回國，其中延年被派往南方工作，喬年則被派往了北方。陳延年到達廣州後，先是負責團的工作，之後接替周恩來擔任了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對廣東的革命做出了非常偉大的貢獻，他一方面大力發展各條戰線上的積極分子入黨，使廣東的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壯大；另一方面積極領導群眾進行革命活動，最著名的是為期一年多的省港大罷工。
陳喬年在北方的工作亦極為出色，他替代趙世炎成為了北方區委組織部長，協助李大釗在北方開展了許多有重大影響力的工作，如創辦刊物、加強組織建設、領導革命活動等等。到了1927年的時候，陳喬年和陳延年都被選舉為了中央委員，再加上擔任總書記的陳獨秀，一門三委員。
陳延年與陳喬年
就在革命力量茁壯成長之時，吳稚暉向老蔣進言“清黨”，為其發動“四一二”縫製了一件合法外衣。此前不久，吳稚暉還與陳獨秀有書信來往，仍與陳獨秀以兄弟相稱。不僅如此，吳稚暉還與陳獨秀有一次長談，而談話的內容不幸成為了吳稚暉檢舉揭發的證據。
根據吳稚暉在日記中的記載，當時吳稚暉曾說“列寧式的社會，對中國來說200年可能不夠”，但陳獨秀卻不以為然，堅持認為“20年足矣”。陳獨秀富有說服力的分析，加上當時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吳稚暉不由細思極恐，很快便向老蔣進言“清黨”，導致無數革命兒女血灑大地。曾視吳稚暉為恩師的陳延年，更是一個被吳稚暉害了兩次的受害者。
吳稚暉與陳獨秀
1927年6月26日，陳延年秘密召開的江蘇省委成立大會上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當時陳延年剛剛被選為江蘇省委書記。不過，陳延年被捕後身份並未暴露。一是因為叛徒並不認識陳延年，僅僅知道這個名字。二是因為陳延年被捕時穿的又是粗布短衣，長年勞動把面板弄得黑黝黝，完全是一幅底層苦力的樣子，敵人根本沒把他往“要人大員”方面想。
陳延年被捕後表現得亦極為冷靜，聲稱自己叫陳友生，是房東家的伙伕，軍警前來抓人的時候場面過於混亂，不幸被抓了，其實自己根本與他們要抓的人不搭邊。審問者信了陳延年的話，但沒有把他立即釋放，因為他在被捕時表現得非常兇狠，用凳子打了兩個巡警。
組織得知陳延年被捕的訊息後，立刻展開了營救行動。王若飛委託好友劉方岳出面找滬上知名律師吳凱聲為陳延年辯護，並湊出了一筆錢用來打通關節。吳凱聲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雖然猜測到了陳延年、王若飛的身份，但並未因害怕風險而拒絕營救陳延年。吳凱聲以律師的身份前去獄中看了案情記錄，確定了陳延年的身份並未暴露，並打點了一番。
王若飛
陳延年身份並未暴露，律師又打點了一番，正常的話很快就會被釋放。但是，除了王若飛等人在營救陳延年之外，陳獨秀的好友汪孟鄒也在想方設法救延年。汪孟鄒是亞東圖書館經理，幫很多名人出過書，與各界人士來往密切，訊息亦是相當靈通。汪孟鄒知道延年被捕的訊息之後極為憂慮，但他自己並無過硬的關係，便想到了他和陳獨秀的共同好友胡適，而胡適剛好又在上海。
胡適是很多名人的朋友，為人也仁厚，幫過不少人的忙。汪孟鄒開口之後，胡適出於與陳獨秀的友誼及對愛國青年的愛護，答應了出手相助。但胡適當時跟軍政界的人走得也不是特別近，於是便想到了找“大紅人”吳稚暉幫忙。當時胡適只知道吳稚暉與陳獨秀是好朋友，對延年、喬年兄弟亦極為欣賞，並不知道他們之間已經決裂。沒成想，這下可壞事了。
胡適
吳稚暉得知上海巡捕已經抓住了陳延年，而陳延年的身份又尚未暴露，馬上寫信向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告密”。據後來公開登在《申報》中的信件顯示，吳稚暉用語頗為狠毒地寫道：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不覺稱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賀之至。延年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應儘快就地處決。
楊虎這才知道手下已經抓住陳延年了，立刻前去獄中提審陳延年。陳延年得知自己的身份暴露後，立刻抱定了必死的決心。早在省港大罷工時期，身處危險中的他就曾對身邊的人說過一個黨員的犧牲，勝於千萬張傳單。因此，無論楊虎如何威逼利誘、如何嚴刑拷打，延年就是不說一句話。楊虎惱羞成怒，當即下令第二天處決陳延年等人。
陳延年
1927 年7月初（一般認為4日，但據筆者查到的資料，很可能是2日，後文會附上資料），劊子手將陳延年秘密押到了上海龍華刑場。劊子手喝令陳延年跪下受刑，但延年昂首挺胸就是不跪，同時擲地有聲地說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只能站著死，絕不跪著死！
幾個劊子手一擁而上，將陳延年推倒在地，但延年很快就掙扎挺立。劊子手們惱羞成怒，再次蜂擁而上將延年亂刀砍死。傲立的延年，最終倒下了。但倒下的只是他的肉體，他的精神將永遠屹立不倒。當時的延年，年僅29歲。而一年後，年僅26歲的喬年亦倒下了這個地方。
陳延年
陳延年英勇就義之後，楊虎馬上給吳稚暉發了一封感謝信。在信中他這樣寫道：昨奉手教，過承嘉許，虎受寵若驚，敢不益加奮勉……
楊虎的這封感謝信，無疑更加坐實了吳稚暉落井下石無情害死延年的事實。而曾視吳稚暉為恩師的延年，大概怎麼也不會想到在最後關頭害死自己的人竟是昔日崇敬的師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