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韓福裕在周總理身邊當警衛員多年,曾受到周總理很多關照。
一次偶然,韓福裕為周總理理髮,毛主席到西花廳,專門問了韓福裕的名字。韓福裕怕自己的方言主席聽不懂,於是特意解釋了一遍:
“是韓信的韓,幸福的福,粟裕的裕。”
“你這個名字好啊!”毛主席笑著稱讚了一句。
“你這個名字,包含了中國兩大軍事家的名字,一個韓信,一個粟裕。”
一句話說得在場的人都笑了。
不過坦白的說,給毛主席、周總理當警衛員雖說是很光榮的事情,但大部分人還是渴望自己能在沙場建功立業。
韓福裕回憶在周恩來身邊時,也曾有警衛員思想較差,有的擅自到商場拿東西的,還有的人認為當首長的警衛員不如在戰場殺敵提拔的快。
可韓福裕被選到周總理身邊後,卻一直踏踏實實地幹了很多年。
“對人很平等,對自己很嚴格”
1949年夏,新政協籌備前夕,中央機關到207師挑人,為周恩來選警衛員。
挑來挑去,選中了韓福裕。
韓福裕當時在部隊當排長,調到周恩來身邊以後,就只能當一個小小的衛士,嚴格上來說,心理上沒有落差是不可能的。
可能夠被選為警衛,韓福裕在各方面的硬性條件,那無疑也是最好的。
有很對人以為,首長身邊的衛士肯定不止一兩個,一個衛士長,手下至少應該有十幾個衛士吧。
可韓福裕卻搖了搖頭,剛到周總理身邊的時候,周總理身邊就只有三個衛士,一個衛士長成元功,還有兩個衛士,其中一個張樹迎,另外一個就他自己。
衛士們的日常工作,就是時時刻刻守護在周總理的身邊,以及負責照顧他的生活起居。
三個人三班倒,也沒有誰是比較特殊的那一個。
當然站崗的戰士們不算在衛士之列,他們三個要算是有職務的那種,還要和尋常的警衛戰士有所區別。
韓福裕的表現比較突出,倒不是他做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而是他不容易緊張。
“我剛到總理身邊的時候,一般同志所講的可能都有點緊張,我不緊張。”
周總理身邊以前曾有個理髮師,手藝非常好,可剛被安排給周總理理髮的時候,緊張得不得了,一身的本事發揮不出來。給總理剃鬍須,總也剃不乾淨。
要知道周總理的鬍鬚是很硬的,早在戰爭年代,周總理就曾為鬍子煩惱過,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之前,就要準備好幾組刀片,後來長征時,因為弄不到刀片,所以就留了鬍鬚。
衛士長成元功回憶:
他的鬍子又黑又粗,而且長得特別快,一天不刮,嘴唇上下和下頦就會一片漆黑。
工作繁忙的時候,周總理就會自備刀架,可理髮的時候總還是要理髮師來管。
後來韓福裕就成了周總理的理髮師,按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是不容易緊張的。”
隨著在周總理身邊呆的時間越來越長,韓福裕就越來越容易感受到周恩來夫婦那平易近人的風格。
周總理右胳膊曾經受過傷,那是在1939年5月一次騎馬中摔下來受的傷,由於當時醫療條件很差,導致治療不及時,右臂永久性的向肩彎曲,不能伸展了。
因為胳膊受傷的緣故,周恩來自己穿衣服就有些不大利索了,韓福裕回憶稱:
總理的右胳膊受過傷,穿衣服的時候,屈伸不大方便,我們就要協助他穿衣服。
有一次周總理整理裝束,由於胳膊活動很不方便,韓福裕心裡看了難受,於是主動上前彎腰幫周總理繫鞋帶,可週總理說什麼也不同意,還把他趕到一邊去。韓福裕在一邊看著,看著周總理一隻腳蹬在凳子上,彎著腰自己把鞋帶繫好。
還不僅僅只是如此,周總理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向都是平易近人。
韓福裕才剛到中南海的時候,一開始並不熟悉周總理的風格,有一次他和總理一起到後廳,當時是冬天,後廳門很寬,掛著棉布簾子,韓福裕跟在總理身後看到這種情況,趕緊走了幾步,上前幫總理把簾子撩開。
不料總理卻在旁邊急切地說:
“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來。”
這一切令韓福裕十分感動:
“當時周圍沒有任何人,就我們兩個,我是他的衛士,職責就是照顧他,可他就是這樣,真是表裡如一,言行如一,對人很平等,對自己很嚴格、”
還有一次韓福裕記得,妻子霍英華剛到中南海,在鄧穎超身邊工作,開飯時霍英華給周總理盛了飯,等到吃完了以後,霍英華端起盤子就往外走,周總理緊走了幾步到門口,幫霍英華把門開啟,一直等到她出去以後,才把門關上。
對於這些小事,韓福裕記得都十分清楚。
“沒有一點官架子,但很有氣派、很有風度,一看總理就是領導人,對人的平易溫和,無微不至的關懷,讓人不能不感動。”
周總理安排韓福裕:讓他到灶上吃飯吧
周總理身邊的人一直就很少,韓福裕他們三個衛士,每個人輪班24個小時。
三個20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有時候還熬不過周總理一個老人。
其實也不能責怪韓福裕他們,實在是周總理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操在瞭如何讓全中國人過的更好上面了,為此他總是忘我的工作,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時間一到,必須叫醒。
因為有些時候要遷就總理的吃飯、工作、睡覺的時間,三個年輕人的吃飯睡覺的規律也都完全被打破了,時間短一些還好,時間一長就受不了了。
韓福裕的身體就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有一次他跟隨周總理出去開會,會還沒有開完,韓福裕已經扛不住了,肚子疼得直打滾。
周總理身邊的警衛秘書何謙趕緊把他送到醫院去,醫生一檢查才發現,韓福裕是患了腸梗阻,可能是肚子里長了什麼東西,要趕緊開刀,把打結的腸子解開。
手術做完以後,韓福裕在醫院養了幾十天就出院工作。周恩來和鄧穎超十分關心韓福裕的身體情況,專門做了特殊的安排:讓他到灶上吃飯吧。
當時周總理身邊的衛士們,都只能到大食堂吃飯,由於條件限制,大食堂每週只能吃兩頓細糧,其他時候都是粗糧,諸如玉米麵、高粱面等等此類,而韓福裕身體處於恢復階段,不能吃粗糧,只能吃半流食,出於關照,周恩來特別安排他和自己一起吃灶。
要說起來,周恩來的灶上也不至於吃什麼好的東西,他和毛主席一樣,灶上所有的糧食、蔬菜,都是要從自己的津貼裡開支的,而且周總理一貫節省,所以吃得並不豐盛。唯一的好處在於,總理的小灶配備了專門的廚師,畢竟周總理忙起來有些時候顧不上吃飯,有一個專職的廚師,能夠保證要吃的時候隨時都能吃上熱菜熱湯。
不僅如此,鄧穎超還把自己的牛奶也讓給了韓福裕,這讓韓福裕十分感動。
周恩來、鄧穎超兩夫婦的小灶,往常吃飯的人並不多,就連他的侄子侄女吃飯是也都要大食堂排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小灶,要麼是過節,要麼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談。
而周總理安排韓福裕一起吃小灶,則要數難能可貴的唯一一次。
不過即便如此精心照顧,韓福裕的病情並沒有好轉多少,三四個月後,韓福裕病情復發,到醫院檢查後說是腸粘連,是上次手術的後遺症,搞不好以後還要再犯,建議採取保守治療。
這樣一來,韓福裕的工作就要受到影響,他自己感覺,佔著編制還影響工作,於情於理實在有些說不過去,況且周總理身邊人員本就要少,於是找到周總理的警衛秘書何謙,請求調到傳達室,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何謙跑去報告周總理,結果被訓斥了一頓。
“你怎麼能這麼考慮問題。”周總理痛心地說:
“韓福裕同志是在我這裡工作的時候得病,他現在在我這兒佔編制,不能工作,就是到別的地方佔編制,也還是無妨工作。”
“他在這兒得的病,你們都瞭解他,也都瞭解這個情況,他不舒服休息一下,大家都可以理解,都能照顧他,到了新單位人家也不瞭解他,把一個病號調給別人,怎麼能這麼考慮問題。“
隨後周總理做出了適當的安排:
“他不能跟我出去,可以給我管生活嘛。”
於是從1953年開始,韓福裕管了一段周總理的伙食採購。
“周總理對身邊的工作人員非常關心,絕沒有高人一等的思想。諸如“他們是為我服務的”這樣的想法。”
周總理始終記掛著韓福裕的這個病,有一次周總理和軍委衛生部的傅連暲部長談工作,閒聊時提到了韓福裕:
“我身邊有個青年同志得了腸粘連,有沒有什麼治療的好辦法?”
傅連暲提到:“北京醫院來了一個蘇聯專家,外科專家,讓他看看有什麼治療的好辦法。”
回去以後,周總理就安排韓福裕到北京醫院找蘇聯專家,專家看後建議採取治療。
周總理回去以後就打聽,打聽到了東北鞍山湯崗子療養院可以做泥療,於是特別批准韓福裕到湯崗子療養院休養兩個月。
對身邊人的關懷
從湯崗子療養回來後,韓福裕的身體依舊不是很好,不能安排重活,韓福裕心裡總是覺得有些難過。
1954年,周總理到日內瓦開會,鄧穎超也到了南方休養,韓福裕一下子無事可做了,於是請求中央警衛局,把他調回局裡幹一些工作。
中央警衛局把韓福裕調回來以後,安排他到西直門值班,由於韓福裕身體原因,三班倒的工作無法適應,很快就又犯病,被送到醫院做治療,上級得知後,將韓福裕又安排到招待所工作,可韓福裕年紀輕輕,不願意幹招待家屬的工作,於是又請求調動工作,
圖|1952年8月,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觀看解放軍體育運動會的比賽
可這一次上級給了兩個安排,一個是去西北蘭州,一個是到東北吉林。
兩個地方工作,對於韓福裕這樣的病人來說不是很友好,可韓福裕還是要求調走,並要求前往東北,理由是當年參軍的時候,韓福裕也是在東北參的軍。
臨走前,韓福裕攜妻子一起到周總理家中探望,畢竟在總理身邊多年,臨走之前還是應該打個招呼。
周總理一開始見面沒有多說什麼。結果走之前,警衛局又找到韓福裕,並告訴他:
“你這個病現在還很難完全好,你調到東北,那裡的醫療條件可不像在北京,萬一犯病,搶救都不及時,有生命危險,你是不是考慮到修建部門工作。”
韓福裕認為組織上考慮的有道路,於是就答應下來。
就這樣,韓福裕沒能到吉林,而是留在中南海修建部當了黨支部書記。
後來韓福裕才知道,自己這工作是周總理特意打過招呼的,周總理認為,既然是在他這裡工作得病的,他就要負責到底,這讓韓福裕內心十分溫暖。
韓福裕留在中南海工作,雖然不能像其他時候那樣,經常看到周總理,但是在節假日的時候,韓福裕還是會主動前去看望。
沒成想,又承了周總理一次恩情。
韓福裕女兒韓迎建小的時候沒發現有什麼問題,結果有一次到周總理家時,鄧穎超發現3歲的韓迎建有點對眼兒,到醫院檢查後發現,韓迎建遠視、散光並斜視。
醫院說要戴眼鏡矯正,韓福裕正在猶豫的時候,旁邊鄧穎超已經發話了:
“眼鏡要馬上配,小孩子年齡小,容易矯正,眼鏡要配質量好的,錢我來出。”
這個眼鏡韓迎建一直戴到了10歲,到眼科複查時,除了右眼有100度左右的遠視外,其他都已經沒有問題。
周總理、鄧大姐對他們一家的關懷,讓韓福裕的內心十分感激。
韓福裕晚年還提到了一件小事,足以說明周總理對身邊人的關懷。
有一天晚上,周總理出門去散步,哨兵在院子裡站崗,還是站在路燈下面,周總理走過去對他說:“等我回來以後,你要把路燈關了,站在暗處去。”
哨兵不解其意,聽周總理給他解釋:
“你們搞警衛,壞人從外面進來了,你在明處,在燈下邊,人家先發現了你,就會躲過你。你要是站在暗處,他跳牆進來就能夠發現。”
任何一件平常大家都注意不到的小事,周總理卻能十分仔細。
圖|1983年5月15日韓福裕與鄧穎超等人合影(後排為韓福裕,左起依次為霍英華、鄧穎超、王德芳)
有一件事讓韓福裕印象深刻的是——1955年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1955年4月,周總理受邀出席在萬隆舉辦的亞非會議,當時與會的國家中,只有6個國家同新中國建立的外交關係,中國出席這次會議,必然會在全世界範圍內產生影響,這一切也是敵人所不願意看到的。
原本按照預定計劃,周總理要坐上一家印度航空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前往,因周總理做闌尾炎手術而臨時改變了行程,飛機飛抵印尼上空發生爆炸,一場專門針對周總理的刺殺事件,因總理臨時改變行程而倖免,飛機上除了三名機員倖免於難外,11名乘客以及5名機組人員同時遇難。
中方遇難犧牲的人中,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新華社記者沈建圖、杜宏、李平、郝鳳格,外交部新聞司幹部李肇基,外貿部幹部石志昂等等。
而在遇難人中有一位中辦交通科科長,總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鍾步雲。
鍾步雲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戰士,在周總理身邊工作多年,兩人有很深的感情,事發後周總理十分悲痛,在見鍾步雲的妻子高秀英時,周總理傷心的說:“高大嫂,步雲是為我犧牲的……”
自此以後,周總理時常惦記鍾步雲的遺孀,並經常前往看望,還打聽到鍾步雲有個哥哥,鍾步雲生前經常寄錢補貼,周總理後來每個月都拿自己的津貼不斷的寄去給鍾步雲的哥哥。
1975年,周恩來病重時,收到了高秀英寄來的信,信中談到了自己年事已高,六個子女都不在身邊,希望能調回小女兒來照顧。周總理接信後立即指示有關部門去辦。
當時一個辦事的局長找到高秀英責問:
“你明知道周總理病重,還要寫信去打擾他。”
高秀英一聽十分激動:
“老鍾生前和你們在一起工作,死了這麼多年,你們問過一句沒有,只有總理想著我,派人問我有什麼困難,我才寫信給他……”
周總理始終以寬廣的心胸,無私地照顧身邊的每一個人。
周總理去世以後,韓福裕參加了各種有關總理的弔唁活動,後來回憶稱:“當時骨灰盒兩旁有六盆水仙花——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自此以後我就開始種水仙花。”
“那潔白的花,翠綠的葉子,鮮黃的蕊,總理的人品就像那花一樣……”
(來源:漫步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