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光晴（Kaneko Mitsuharu，1895—1975），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的詩人，還是一位卓然有成的日本畫家，而後一點，卻鮮為人知。當初，甚至連曾有過交遊的郁達夫都不知道。在自傳《詩人》中，光晴曾寫過，在一次宴會上，郁達夫問光晴：“金子先生到底是寫詩的呢，還是畫畫的？”不等光晴自己回答，在一旁的魯迅便搶先說道：“詩在寫，畫兒也在畫。”
詩人、畫家金子光晴（1895-1975）。田沼武能攝
光晴幼時曾師事有“明治廣重”之稱的大畫家、“最後的浮世繪師”小林清親。戰後，光晴曾在《藝術新潮》雜誌（1955年1月號）撰寫《清親的事》，深情回憶恩師。光晴自幼好塗鴉，家中的牆上佈滿了用指甲刻畫的“作品”。周圍人都覺得這孩子長大必成畫家，以至於父母也感到某種教育責任，卻苦於完全不懂藝術，無從著手。一位時常出入光晴家的古董商佐佐木常右衛門（即小說家佐佐木茂索之父）剛好認識小林清親，遂建議光晴父母，讓孩子跟清親學畫，並親自領著光晴去拜見清親。彼時光晴十三歲。
小林清親筆下的江戶夜色
光晴常聽佐佐木老人說，清親的手掌足有一尺大，其狀如扇。少年聽得神魂顛倒，特想親眼見識一下。拜見清親時，繪師就坐在眼前，卻始終不伸手。終於沒憋住，少年怯生生地問了句“所謂一尺，是鯨尺（和裁店所用的鯨魚須制尺子，1鯨尺=38公分），還是曲尺（1曲尺≈30.303公分）呢”，結果捱了一通訓。不過最後，清親還是取出一幅花仙紙，鋪在炬燵（日式小桌几）上，然後默默地用手掌撫平摺痕。光晴目不轉睛地盯住那雙手：
畫筆翩然翻舞，以略筆畫出狐狸的臉和烏龜的腦袋，便不再動了。這到底是讓我臨摹的摹本呢，還是說畫兒就是這樣畫，給我做示範呢？先生的意圖不可測，我呆呆地望著他的臉。
如此，少年光晴與老繪師之間雖然有過一些“以心傳心”式的溝通，卻未能持續。光晴說：“我作為弟子還是太小了，而先生作為老師又太老了。”不過，清親畢竟是大師，氣場超強，短暫的親炙，在光晴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晴出生於愛知縣海東郡越治村，原名大鹿安和。兩歲時，過繼給著名建築商清水組的名古屋負責人金子莊太郎家做養子，更名為金子光晴。中學時便展露畫才，入清親門下前，因養父工作的關係在京都生活時，曾跟隨一位名叫百圭的四條派窮畫家學畫。但幼時的光晴顯然志不在丹青，更傾向文學。不到四年間，輾轉早稻田、東京美術學校和慶應三所學府，均遭除名，到底未能拿到任何文憑。二十一歲時，養父病故，二十萬元遺產與養母折半平分，僅數年便揮霍一空。二十四歲時，赴歐洲遊歷，出版第一部詩集《金龜子》（『こがね蟲』），一舉成名，兩年後回國。
光晴筆下的森三千代
1924年，光晴與女詩人森三千代結婚，時年二十九歲。1928年（昭和元年）底，夫婦把兒子留在國內，去了上海。這次旅行的背景，其實是由於妻子三千代的出軌。作為夫妻二人商定的解決方案，打算暫離日本一段時間，以拉開距離，讓三千代對不倫之戀做“冷處理”。如順利的話，再一起赴歐。二人隨身攜帶了七封介紹信，包括谷崎潤一郎、田漢、郭沫若、謝六逸、歐陽予倩、內山完造等，可到了上海，倆人身上僅剩五塊六毛錢。為籌措生活費和赴歐的川資，光晴拾起了久違的畫筆，開始畫豔本。承蒙內山完造的襄助，準備辦個展。
筆者收藏的《金子光晴自選詩畫集》（限定200部中之第197部），五月書房昭和49年4月版
一天，光晴偶然從友人處得到一支中國產狼毫筆。一用之下，發覺遠比一般的毛筆吐墨勻致，表現自如，纖毫畢現，光晴愛用不已。惟其是詩人出身的“業餘”畫家，他對自己的作品有相當客觀的自我評價：“跟清親的風景畫相比，風格有所變化。倒更接近北齋的畫，類似於那種古風的歐洲趣味浮世繪，與在薄薄的花仙紙上用水彩顏料畫的一般趣味性作品相去甚遠。”在我看來，光晴到底有師承自清親和四條派的童子功，從技法上說其實就是浮世繪肉筆畫，是融入了北齋式奇詭想象的新廣重風都會浮世繪，但風格更現代，且有種異國情調。其筆下的魔都風景繪，既有浮世繪春畫的自由奔放，又不失“東方巴黎”的洋範兒，與同一時期另一位西洋畫家——奧地利猶太畫家希夫（Friedrich Schiff，1908—1968）的舊上海風情畫，不無內在相通之處。
金子光晴作品：切上海叉燒肉之圖
金子光晴作品：《上海歡樂境》插圖
應該說，金子夫婦在上海的生活頗快活。光晴忘情地寫生、創作，四處流連。連內山完造都說：“邦人來滬有如過江之鯽，可從來沒有一個人像金子先生那樣，會走遍城市的角角落落。”三千代則恢復了詩人的狀態，與中國作家頻密交遊，如魯迅、郁達夫、白薇等。在日常的忙碌中，心病漸次平復。夫婦二人這段羈旅歲月，在《魯迅日記》中多有記載，也成了後人研究金子光晴的重要資料。如1929年1月26日，魯迅在日記中綴筆：
曇。午達夫招飲於陶樂春，與廣平同往，同席前田河、秋田（義一）、金子及其夫人、語堂及其夫人、達夫、王映霞，共十人。夜雨。
彼時，文藝界關於“革命文藝”的論戰正酣。受日本革命文藝運動思潮的影響，創造社和太陽社發動了對魯迅的攻擊。而在座的前田河廣一郎，正是日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活躍分子，與創造社、太陽社聲氣相求。酒席上，他竟然不顧及禮數，“稱魯迅為前近代文人，把郁達夫定性為蒼白的知識分子。前田河的旁若無人，令內山完造都瞠目結舌。”多年後，光晴在《骷髏杯》一書中寫道：“魯迅和郁達夫都未置一詞，這時室內鴉雀無聲，我在一旁靜靜地看著，牙齒一個勁打顫。”
三千代的詩集出版後，森在扉頁上用毛筆題款“魯迅様 著者”，並託郁達夫轉交魯迅。《魯迅日記》1929年1月31日載：
曇。下午高峻峰持壽山函來。達夫來並轉交《森三千代詩集》一本，贈粽子十枚。得王峙南信。
此簽名本現存於北京魯迅博物館。
3月31日，金子光晴“上海百景”畫展於日本人俱樂部二樓開幕，好評如潮，魯迅親赴觀展，並當場購畫兩幀。在魯迅看來，光晴繪卷中的魔都女，其實是“日本美人的臉”。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
星期。晴。上午得劉衲信。徐詩荃送來照相一枚。午後同柔石、真吾、三弟及廣平往觀金子光晴浮世繪展覽會，選購二枚，泉廿。……
個展的成功，不僅給光晴帶來了川資，夫婦也暫時走出了感情的陰霾。1929年5月初，光晴伉儷經香港赴南洋，從新加坡到馬來半島，一路採風、創作、賣畫、會友，光晴自稱“旅繪師”。晝間旅行、寫生，夜晚宿於熱帶雨林邊緣地帶的簡陋客棧。走在荒野夜路上，聞虎嘯於丈外，與眼鏡蛇四目相對……“我過著連鄉愁都沒有的日子”。
金子光晴作品：金花黑薔薇草紙
這次行旅，本質上是詩人光晴青春放浪的延時。待慢慢長旅結束，從法蘭西回到日本，已是1932年5月，東亞大陸戰雲密佈。作為十一歲即受洗成為基督徒的象徵派詩人，金子光晴終生與日本文學界保持某種距離，對母國文化有痛切的批判。借用文學評論家安東次男的表述，日本現代文學史上，稱得上是“不折不扣的異邦人的唯一存在，只有光晴”。從某種意義上說，光晴一生都“在路上”。
上海市北四川路餘慶坊的舊式石庫門建築，光晴與三千代曾在此居住
1931年，光晴與森協議離婚。一對怨偶好離好散，但二人對中國的愛和對魯迅的敬重，都保持了終生。1934年，三千代的記遊詩集《東方之詩》由東京圖書研究社刊行。3月12日，《魯迅日記》載：
午後得《東方の詩》一本，著者森女士寄贈。
同月17日，魯迅又在日記中綴筆：“寄森三千代女士信，謝其贈書。”這封信，一直由森本人珍藏，從未面世。直到森辭世十四年後，才由森的兒子、早稻田大學教授森乾從亡母的照相簿中發現。2005年，被編入《魯迅全集》第四版中。信不長，茲抄錄：
拜啟：前天拜領了惠贈的《東方之詩》。託你的福，我坐著便能旅遊種種地方。謝謝你的厚禮。說到蘭花的話，在飯店聚會的情形還歷歷如在眼前。但是，如今的上海已與當年大不一樣了，實在淒涼得可怕。
魯迅上
森三千代女士幾下
三月十七日
魯迅信中提到蘭花，其實是對女詩人的回應。森在詩集的《後記》中，回憶了1929年1月26日，在郁達夫的招宴上，自己與魯迅之間關於蘭花的一次聊天，表達了對中國的留戀：
和藹可親的郁達夫，告訴我有關蘭花的話的魯迅叔叔，怎麼也未再見面的田漢。告別了這些先生們生活的上海，5月，我乘船離去了。
對“魯迅叔叔”及其周圍的那群左翼文藝家們的依依不捨之情，溢於言表。
劉檸：作家，譯者。北京人。大學時代放浪東瀛，後服務日企有年。獨立後，碼字療飢，賣文買書。日本博物館、美術館、文豪故居，欄杆拍遍。先後在兩岸三地出版著譯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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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陳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