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部分參加長征的女紅軍在一起合影。
三份名單
1934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直屬機關召開了一次特別幹部會，大會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財政人民委員（部長）林伯渠主持。他首先介紹了當前的形勢，明確地告訴與會幹部，中央已決定要開始離開蘇區，“敵人對我們採取步步為營的幹水塘政策，水乾了，就捉魚……所以現在我們要轉移，到湘西去，大家要做好群眾工作，幫助群眾把糧食和一些貴重東西藏好，組織赤衛隊加強巡邏放哨，先不要對群眾說我們要走。”也許是林伯渠想到了放棄中央蘇區的後果，在大會上當眾流下了眼淚。
早在7月初，中央就派出紅7軍團北上，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並於8月初再派出紅6軍團西征，為中央紅軍長征進行減壓和探路。這次大會，中央領導第一次給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各部門負責人透露準備離開蘇區的意圖。
儘管當時蘇區的形勢已經非常緊張，但李堅真並未多想。幾十年後，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我對前線鬥爭的形勢不太瞭解，還真以為很快就會回來的，就悄悄對坐在我旁邊的劉群先和金維映說，‘過兩個月就回來了怕什麼’。劉群先拉拉我的衣襟，偷偷說，‘我們可能回不來了’。”
大會結束後，博古交給李堅真一項任務：要她負責動員婦女為紅軍趕做20萬雙草鞋和10萬條米袋子；而組織部長羅邁則交給她另一項任務，那就是要她擬出跟隨紅軍長征的女幹部名單。
到底哪些女幹部能夠隨軍行動呢？中央高層有一個內部規定。這一規定是，參加長征的女幹部要具備3個條件：第一必須要是中共黨員，思想政治上絕對可靠；第二必須有獨立工作的能力，會做群眾工作；第三要身體強壯，能適應艱苦的環境。
李堅真早年在彭湃的引導下參加革命，曾是中央蘇區第一位女縣委書記，年初剛當選第二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委並接任中央婦女部部長一職。她哪裡想得到，羅邁交給她擬出跟隨中央紅軍長征的女幹部名單這一任務，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些女幹部的生與死。
大會結束後，李堅真便按照這3個條件，開始選擇擬定參加長征的女幹部名單。
其實，關於隨軍參加長征的女幹部人員，當時中央有3份名單：第一份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央組織部直接擬定的名單，這份名單包括中央領導人的妻子以及在中央直屬機關擔任領導職務的女幹部。這份名單上的女幹部不需要進行體檢，是要無條件參加長征的人員。第二份由總政治部擬定，主要是那些在紅軍中工作的女幹部。李堅真則是擬定第三份名單。第二份和第三份名單上的女幹部，必須符合中央高層規定的3個條件，必須透過體檢。
人員的變動
經過嚴格的體檢後，不少女幹部沒能透過，這意味著她們將和那些夫妻分離留在蘇區的女幹部一樣，只能留下打游擊。
在留在蘇區的女幹部中，職別最高的無疑就是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員（部長）梁柏臺的妻子周月林，這位前任中央婦女部長，曾和丈夫一同當選為第二屆中央政府執委，還因是中央主席團唯一的女性而名噪一時。
一開始，3份名單上的女幹部共有33人：第一份由中央和中央組織部直接擬定的名單上共有10人，第二份由總政治部擬定的名單上有6人，李堅真親自擬定的第三份人員名單上有17人。名單上最後一名女幹部，李堅真後來在回憶錄中明確地記載：“還有一位是興國人，想不起她的名姓，她是左中農的愛人。”不過幾乎所有的文章中都沒有此人的記載，現有的資料也查不到“左中農”是何許人也。由於李堅真當時擔任中央婦女部長，又是親自擬定第三份參加長征女幹部名單的人，因此她在幾十年後的回憶錄中記述的上述三份參加長征名單上的人員，應是準確無誤的。
然而，長征開始前後，33人的名單又出現變動。
首先是已列長征名單中的賀怡因為丈夫毛澤覃沒能參加長征，她自己也留在了中央蘇區。毛澤覃犧牲後，賀怡在深山中的一處寺廟當了3年尼姑。1937年8月抗戰開始後才下山，出任吉安新四軍通訊處統戰部長。
彭儒在長征開始後涉水過於都河時，因渾身被河水浸透著涼而發起高燒，只好被送回中央蘇區，後來蘇區中央局決定讓彭儒和陳正人夫婦前往白區養病。1937年春，夫婦二人才到達延安。
而沒被列入名單的紅5軍團參謀長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懷孕被留在蘇區，她竟然挺著7個月的大肚子悄悄地跟在長征隊伍的後面，作為“編外”人員走完了長征。
九死一生
參加長征的女幹部，中央批准的應是33人，由於賀怡最終沒有參加長征，曾玉悄悄跟隨長征隊伍，所以，長征出發時的女幹部人數還是33人。彭儒出發幾天後返回了蘇區，因此，真正走上長征路的是32人。
32名跟隨中央紅軍踏上了漫漫長征路的女幹部，經歷了九死一生。
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由於不在長征名單中，沒有糧食配給，好在蔡暢、鄧穎超、賀子珍等人對她一路上照顧有加。長征路上她生下女兒，被迫將孩子就地遺棄繼續長征，最終也走完了長征路。
遵義會議後，中革軍委決定抽調包括闞思穎（甘棠）和李桂英在內的部分紅軍幹部和戰士留在川滇黔邊區紅軍遊擊縱隊打游擊。兩人於1936年11月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不幸被捕，西安事變後被營救出獄。建國後，李桂英任華東軍區軍事工業工會組織部副部長等職；闞思穎（甘棠）歷任重慶市婦委書記兼市政府委員、四川省高階人民法院副院長等職，還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遵義轉戰期間，由於丈夫羅明受了傷，組織上把謝小梅留在貴州照顧羅明，主力紅軍離開後兩人隨即被捕。後經千辛萬苦脫獄，夫婦倆於1936年回到羅明家鄉。建國後羅明歷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
賀子珍在長征途中被迫將女兒送人。1935年4月紅軍長征到貴州盤縣時，她為了掩護擔架上的紅3軍團團長鍾赤兵，用自己的身體擋住飛來的彈片，共有17塊之多。
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王泉媛、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吳仲廉、吳富蓮、康克清和蔡紉湘8人被留在紅四方面軍中。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康克清4人到達陝北；而王泉媛、吳仲廉、吳富蓮和蔡紉湘4人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再次經歷生與死的考驗。
西路軍婦女獨立團政委吳富蓮被西北馬家軍俘虜後堅貞不屈，吞針而死；吳仲廉被俘後於1937年8月由周恩來營救出獄回到延安，建國後任浙江省高階人民法院院長。
除了不知姓名、到湘南後被組織派出護送傷員到江西遊擊區後不知下落的那位女幹部，遵義會議後加入川南遊擊隊的闞思穎（甘棠）和李桂英，還有留在貴州照顧羅明的謝小梅，實際走完長征路的女幹部有28人。除了犧牲的吳富蓮和流落民間的王泉媛，最終安全到達陝北的只有26人（包括後來輾轉到陝北的吳仲廉和蔡紉湘）。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摘編自《黨史博採》2021年第7期 彭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