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發生在武昌的一場起義，迅速席捲了整個華夏大地，搖搖欲墜的滿清政府和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迎來了最後一擊，這場由無數先輩犧牲換來的革命，發生在辛亥年，史稱“辛亥革命”。
自1840年起，天朝上國的美夢被驚醒之後，中國人逐步開始探索自己的近代化之路。這個過程異常艱辛，“自強”、“求富”、“中體西用”、“百日維新”。從驕傲自大，到逐漸學習西方的器物、制度，再到後來的“新文化運動”。
其中自然有被迫的承認，但實際上卻是國人真正認識到了西方文明之後的心悅誠服。
由於長期的固步自封，很多人對工業革命以來迅速發展的西方文明缺乏足夠的認識，長期固守著“夷夏之辨”。
在鴉片戰爭中，我們的民族英雄林則徐甚至也認為，之所以英國人不敢上岸與清軍廝殺，乃是因為腿不能打彎。
而且其思維長期固化，在對英軍戰船的火攻無效之後，竟想出了找氣功大師，鑿穿船底的“妙招”，可惜現代軍艦有水密艙，並非《水滸傳》中的高俅戰船。
如此思維，怎能不敗？
一敗再敗之下，先是認識到了西方的器物之優越。固守所謂的“中體西用”，即魯迅先生所言“本領要新，思想要舊”。甲午海戰，功虧一簣，全在情理之中。
再到後來的“百日維新”，終於認識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不願放棄大權，仍然固守著“滿漢有別”的清廷，使得全國的有志之士忍無可忍，“皇族內閣”和虛假立憲使得清廷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辛亥革命的爆發是一個長期量變的過程。自鴉片戰爭後，睜眼看世界，出國留洋的人越來越多。就連清廷自己派出的欽差大臣，在真正接觸到西方文明之後，也是從心底裡讚歎不已。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郭嵩燾擔任駐英使節，當他看到英國的真實面貌之後，在日記中寫下：“彬彬焉見禮之行焉。中國之不能及，遠矣。”
對西方的制度，他評價道：“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致富強，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禍亦反是。”
七十年代正是洋務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而郭嵩燾就已然認識到了西方強盛的“本”在何處，沒有制度的保障，實為捨本逐末。
只可惜，他歸國之後，被人舉報，說他是賣國賊，仰慕西方文明。說實話就要被扣上賣國的帽子，如此朝廷，早該覆滅。
西方文明的對中國的影響，同樣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鴉片戰爭之後的各種條約，對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影響有限。甚至是在辛亥革命後，國人只知道換了皇帝，全不知道民主、共和是何物。
從義和團運動中，我們就能看出民間思想的底色，對西方持有的仍然是完全敵視的態度，甚至端著狗血，以“刀槍不入”之身軀，妄圖消滅西洋鬼子。
愚昧的排外換不來國家的強盛。清廷官員毓賢在山西全省共殺傳教士191人、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燬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餘間。
他不僅殺洋人，還殺中國人。如此野蠻行徑，自然遭到了西方的報復。他自己也落得卸磨殺驢，被清廷當做一條替罪的狗給殺了。
當時無數的仁人志士，對虛偽的清廷被迫搞出的新政，立憲無不痛恨，他們逐漸認識到了中國唯有推翻帝制，才有可能真正走上強大。辛亥革命前的無數次起義，晚清興起的一百餘種報紙，從行動和思想上都在震動著人們的大腦。
沒有年輕人不以共和為夢想。就連後來做了漢奸的汪精衛，都曾刺殺清末攝政王載灃，甚至寫下了一首叫做《被逮口占》的詩，他自比荊軻，其俠肝義膽的無畏精神，可見一斑。
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奼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臺。
還有陳天華的《猛回頭》同樣膾炙人口。
那怕他，槍如林，炮如雨下;那怕他，將又廣，兵又精強;
那怕他，專制政，層層束縛;那怕他，天羅網，處處高張。
猛睡獅，夢中醒，向天一吼;百獸驚，龍蛇走，魑魅逃藏。
改條約，復政權，完全獨立;雪仇恥，驅外族，復我冠裳。
到那時，齊叫道，中華萬歲;才是我，大國民，氣吐眉揚。
俺小子，無好言，可以奉勸;這篇話，願大家，細細思量。
瓜分豆剖逼人來，同種沉淪劇可哀。
太息神州今去矣，勸君猛省莫徘徊。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辛亥革命發生，實屬必然，武昌的第一槍，只不過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
民國的建立，共和的夢無比靠近每一箇中國人。一直到31歲的宋教仁去世之前，我都認為，中國是完全可能當時就走向共和之路的。
可惜，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深處，共和、民主只是表面的美好詞彙，他們自身沒有現代文明的思想，更不曾經歷過西方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思想洗禮。
指望袁世凱成為中國的華盛頓，不過是痴人說夢。
但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不會因此而受到損害。就像毛主席所言，“辛亥革命之後，誰想再做皇帝，就做不成了。”後來的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都以慘淡收場，無論是誰，都無法再次從名義上擁有皇帝的稱號。
此後一直到1928年北京政府被推翻為止，中國陷入了長期的混亂割據之中，但思想界卻迎來了極其珍貴的黃金時期。粉末登場的北京政府，不斷變換著大旗，他們對思想的限制遠遠不如清廷，人們的思想隨著教育的和大眾傳媒的普及而進一步解放。
《劍橋中華民國史》有寫道：“1928年以前的立憲政府的失敗不應當理解為有效政體的衰落，而應當理解為從來沒有能力建立這樣的政府。段祺瑞、吳佩孚和其他全國性的領袖有時對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建立了有實力的軍事控制權。但是這種成就主要在軍事上。從來沒有隨之或與之結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從而規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權力。也沒有做出認真努力去動員人口中有影響的分子來加強政府的政治機構。士兵是軍閥僅有的選民。如果國家的官員只能靠軍隊來維護他們的權力，這種權力就可能被更強大的軍隊所廢除。軍閥們的弱點不在於他們謀求權力，而在於他們對權力是什麼構成的眼界很窄，因為不能擴大其非軍事的方面。”
從這裡，我們就能看出，無論是辛亥革命最終未建立共和國，還是北洋軍閥的覆滅，實質上都不代表著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
制度的更新，必須要有思想上的徹底啟蒙，這個過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將繼續。
而1949年，共和國的最終建立，就是自1840年以來，人們奮力追求的一個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