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劉公島
一朝被貶，餘生羈旅。張佩綸恐是外放的清流人中仕途生涯最不濟者，晚景以“詩人終老”。
貶謫是張佩綸人生軌跡的重大拐點。而後，張佩綸與宦海保持距離，但作為“局內之人”，對諸多大事件的認識，畢竟非外人所能及。其在1894年所寫關於甲午海戰的日記，折射出悲慼不斷的家國之情，亦在不經意中，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難得的觀照視角。
陸軍無帥，海軍諸將無才
1888年5月，張佩綸告別了在張家口戍邊的生涯，進入李鴻章幕府，與李鴻章的小女兒李菊耦結婚。婚後，他住在北洋督署中，過著詩酒唱和的生活。因與李鴻章政見不合，他對公事少有參與，卻十分關注國事。
在張佩綸存世的日記中，有多處關於甲午時局的記載。1894年4月，朝鮮東學黨起義，中日兩國出兵朝鮮，事平後雙方軍事對峙，戰爭一觸即發。增兵還是撤兵，成了一道擺在清政府面前的難題，由此引發清廷內部一場主戰與主和的爭論。
此時，張佩綸尚未發表意見，他在日記中寫道：“日本以兵脅朝鮮，欲使之為自主國，不認中屬。合肥（注：李鴻章）甚慍，與幕僚集議竟日。餘廢人也，所謀未必合時，殊為憤懣，姑無言預坐而已。”
憤懣積壓久了，張佩綸還是忍不住提出見解——先班師示弱以驕敵，再大舉未晚也。他提出，先撤兵的目的是為備戰贏得時間，這與李鴻章一味退讓、消極備戰不同。在清廷內部主戰呼聲日益高漲，英俄調停未果的情況下，李鴻章也只好趨於主戰。張佩綸雖主戰，可對缺乏將才的現狀深感憂慮：“陸軍無帥，海軍諸將無才，殊可慮也。”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軍在豐島海面突襲中國海軍，擊沉我運兵船。張佩綸聞知，更加憂慮：“枯坐竟日，念倭事無人，勢將大挫。顧無權可以振之，悶悶而已。”
8月1日，中日兩國正式宣戰。李鴻章環顧北洋無將才，有讓張佩綸出征之意，但因“戚不敢薦，內而樞臣忌嫉，外而淮軍驕惰”，張佩綸也念及十年前在馬尾兵敗之往事，把握不大，所以力辭之。
9月，正在平壤之戰全面打響之際，盛宣懷和淮軍將領賄買御使端良奏劾張佩綸干預公事，對戰事不力負有責任，請將其驅令回籍以免貽誤事機。9月10日，光緒皇帝批覆道：“革員張佩綸獲咎甚重，乃於發遣釋回後又在李鴻章署中以干預公事屢招物議，實屬不安本分，著李鴻章即行驅令回籍，毋許逗留。欽此。”
內憂外患，禍起蕭牆，李鴻章的惱怒可想而知，他立即上奏摺為張佩綸辯護。但光緒帝不為所動，硃批：“張佩綸獲咎甚重，李鴻章何得再為剖辨、仍令回籍，不準在該督署中居住。”
事實上，張佩綸雖身在督府中，為避嫌而比較注重分寸。況且在甲午戰爭爆發後，許多事李鴻章對他秘而不宣。張佩綸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五六月間，合肥或擇要相告，後則不見者幾一月，雖欲贊畫挽救，亦力不從心耳。”
對於甲午之戰，張佩綸指出：“此番若屈於倭，西洋蜂起，中國無以自立，即彼僅求得朝鮮，從此罷兵，渤海已失其半，煙臺、樂亭均展輪一日可到，臥榻之旁，有人酣睡，吾輩尚得安枕耶？”
聞倭船來圖威海
甲午臘月二十六日（1895年1月21日），張佩綸在日記裡寫道：“聞倭船來圖威海，有自榮成登岸之說。”
此日，一場暴風雪將劉公島銀裝素裹，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踱出寓所大門，一路往東行至提督府。龍王廟、碼頭、海潮聲，甚至連提督府前斜掛的黃底色青龍紅日旗，皆不在他的關心範圍之內。
碎瓊亂飛的雪花輕盈地落在丁汝昌的臉上，心情沉重的他舉頭南望，茫茫大雪中的威海南炮臺，形勢堪憂。威海衛陸路清軍總統領戴宗騫正移緩救急，從北岸炮臺5營淮軍中抽調3營兵力，火速趕往榮成方向阻擊日軍。
1月28日，日軍逼近威海南岸，駐守威海南北兩岸炮臺的淮軍幾乎全部在南岸設防，與日軍惡戰。兩天後，寡不敵眾的南岸炮臺全部淪入敵手。
張佩綸得到這個訊息時，已是2月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雪止，晴寒，聞威海南岸龍廟嘴炮臺不守。”
2月1日，在威海衛城裡遠望南岸群山，一面面太陽旗依稀可見。此時，還可以隱約聽到西郊的隆隆炮聲。前一天夜裡，寒風凜冽，當戴宗騫蜷縮睡在冰冷、黑暗的北岸炮臺彈藥庫裡時，他手中僅存一營守軍。丁汝昌派來的200餘名水軍援兵，趁黑全部逃往煙臺。
面對人去樓空的北岸炮臺，戴宗騫一臉慘淡。眼下整個北岸炮臺僅剩下自己率領的祭祀臺炮臺內19名官兵。狂風惡浪中，丁汝昌乘舢板來到北岸，猝然目睹炮臺內的情景，心情惡劣的他半晌無語。
最終，丁汝昌艱難地作出決定，與其資敵，不如自毀。丁汝昌命幾名水兵一擁而上，將戴宗騫從炮臺旁架走，北岸炮臺殘存的守軍也隨同撤入劉公島。同時，丁汝昌招募奮勇的兵丁，攜炸藥乘船至北岸炮臺，將大炮、火藥庫盡行炸燬。這幫兵丁剛完成任務回到船上，日軍平行而至，不費一槍一彈佔領了北岸炮臺。
正是在這碼頭上，戴宗騫被當值的水兵從船上攙扶下來。身穿已抹得很髒的青面羊皮襖，頭戴一頂瓜皮帽，還纏了一條手巾，面色十分難看，他對攙扶他的水兵說：“老弟，謝謝你們啦！”接著長嘆一口氣，自言自語說：“我的事算完了，但看丁軍門的啦！”是夜，戴宗騫吞鴉片自盡，痛苦彌留至深夜而逝。
2月3日，訊息從威海傳到天津，張佩綸在日記中寫道：“聞威海北岸亦失，戴宗騫遁。”
合肥殊坦然，不以為危
1895年2月2日，風煞雪停，天氣轉晴。當天，日軍進入威海衛城。至此，威海陸地全失。偌大個劉公島，成了汪洋中一葉孤舟。日軍用佔領的南北岸炮臺，反擊艦、島，清軍傷亡慘重；日軍還從海上連連發動進攻。
2月9日，日軍再度強攻，丁汝昌親乘“靖遠”指揮反擊，不幸“靖遠”被南岸炮火擊中下沉，丁汝昌落水後被救起，仰天嘆息“天使我不獲陣歿也”。10日下午，丁汝昌、劉步蟾下令將擱淺的“定遠”用水雷炸燬。當日午後，劉步蟾來到部下住處，恰好看見“定遠”槍炮大副沈壽堃寫下“千古艱難唯一死”七字，推案一笑，於當夜服鴉片自殺。
據時人回憶，2月10日，丁汝昌望著威海陸地方向，眼睛瞪得跟銅鈴一樣。而當時山東省軍隊主力一直收縮在登州、萊州一帶。雲貴援軍被李秉衡截留，變成了他加強登州防禦的力量。
2月11日，丁汝昌在督率眾艦，擊退日軍再度發起的強攻後，沒能盼來援軍。深夜，水師提督府門前擁滿了等待最後訊息的軍民。時間慢慢地滑到子時，所有人都知道了結果，他們已被徹底拋棄。面對島上“水陸兵民萬餘人哀求活命”，心力交瘁的丁汝昌服鴉片自盡，兌現了予其生路的許諾——“生路”就在他死後。
14日，威海降約正式簽署。17日下午4時，“康濟”艦載著戴宗騫、劉步蟾、丁汝昌等人的靈柩，在汽笛的哀鳴聲中，悽然離開劉公島鐵碼頭……北洋水師就此覆滅。
對照威海衛的戰事，張佩綸日記如是記載：“2月8日，陰，聞劉公島失守，海軍盡沒，於是登旅門戶盡為倭據矣……合肥自請罷斥，未知中旨若何。”此時，訊息還有誇張之意，丁汝昌尚在威海頑強地支撐著。
到了2月11日，張佩綸聽到不同的傳聞：“陰，微雨。聞劉公島未失，船尚存，四遠魚雷艇及六鎮全沉矣。”
確實，2月11日，劉公島尚有一絲喘息之地，可絕非張佩綸想象中那麼樂觀。
2月14日，張佩綸在日記中寫道：“雪，夜大風……合肥賞還翎頂、黃馬褂，開復革職留任處分，授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議和。王文韶署直督北洋大臣。雪中，內人歸省，合肥殊坦然，不以為危。”妻子帶回來父親李鴻章的訊息——“坦然”“不以為危”。
作為北洋水師的締造者，李鴻章於1870 年開始規劃北洋艦隊，最初的想法主要停留在“固守海疆”的層面。然而隨著日本的強盛，日本的數次挑釁使李鴻章逐漸有了海權思想的啟蒙。此時，李鴻章表露“坦然”，是故作鎮定，還是看透一切，令人費解。
2月15日，張佩綸得到確切訊息，在日記中寫道：“連日狂風，冰未能遽解，殊悶人也。聞丁汝昌、劉步蟾均死，劉公島已不守。夜，贊臣饋餚四器，來話行事，殊有別意。”
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
1895年3月初，張佩綸從天津啟程，往南京去。在日記中，有多處關於李鴻章在甲午海戰失敗後的記載。2月24日，“晴。贊臣來，夜仲彭過談，示合肥電，知倭欲甚奢，各國助勸不能用力，請幫辦不允”；2月26日，“連日雖不廢書，而心緒紛如，殊無所得”；3月7日，“巳刻合肥至浦口相見，午後歸。”至於會面的內容，張佩綸沒有透露；3月10日，“伯行自南來，隨合肥赴倭者”；3月25日，“聞合肥已於巳刻出洋”。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訂，舉國憤慨，張佩綸亦無比悲愁。他致信給李鴻章，認為條約必將引起列強瓜分中國，提出“變法尤在變人”，變法必先廢約。若不廢，內地通商釐捐及海關各稅均必大減，洋債無法償還，“度支竭於上，民力困於下，外患未已，內亂將生。更從何羅掘鉅款，以為變法之資乎？”他還建議李鴻章用償還日本的賠款與三國密約，分購三國兵船，借用洋將來與日本作戰，以轉敗為勝。
“此數條簣（佩綸號簣齋）中夜推枕濡淚寫之，非惟有淚，亦恐有血；非惟簣之血，亦有菊耦（佩綸妻、李鴻章女）之血；非惟簣夫婦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幸公審察之，毋自誤也。”張佩綸在信末寫道。
張佩綸對於亂世諸多變革反思，在1884年便有端倪。當時，他曾辛辣地抨擊李鴻章等洋務官員：“二三老成，惟以採買洋槍炮、定製鐵船為自強之術，即自強矣，而非自強也。”當時，他對洋務活動進展緩慢、收效甚微，表露出深深不滿。而北洋水師覆滅，更印證了他最初的看法。
自遷居南京後，張佩綸沒有留下日記，而是避世不出，以讀書治學消愁，但“憂傷君國，往往中夜起立，或被酒泣下，寢以成疾”。
1900年義和團運動高潮時期，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聽到這個訊息後，張佩綸突然咯血升許，還堅持給李鴻章寫信，謀劃對策。此後，李鴻章保薦張佩綸隨辦和約，朝廷著賞翰林院編修辦理交涉。
張佩綸再次北上入李幕，但對官銜堅辭不就。和約告成後，李鴻章等再次保薦張佩綸，清廷以四品京堂起用，張佩綸又堅辭不就。
1901年9月7日，李鴻章在《辛丑條約》簽字回府後大口吐血，被診斷為胃血管破裂，兩個月後逝於北京。這位“裱糊匠”，其人生終點時之甘苦，張佩綸最能體會。
此後，張佩綸回到南京，越發苦悶，常常縱酒，至1903年2月4日在金陵寓所病故，享年55歲。在直隸總督袁世凱“候補四品京堂張佩綸病故”的奏片上，光緒帝只寫了三個字——“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