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上海黨組織恢復後，中共江蘇省委的秘密聯絡點舊址（今上海鉅鹿路景華新村22號） 資料圖片
年輕時的孫冶方 資料圖片
孫冶方：《抗戰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況》，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不久，上海爆發了“八一三”淞滬抗戰。1937年11月12日，國民黨軍隊全部撤離，上海落入日寇的魔爪，但上海的租界，由於隸屬不同國家管轄，日軍不能進入，故被稱為“孤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利用這種獨特的政治形勢發展起來。當時，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在上海參與領導了文化界運動委員會的工作，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文化救亡運動，極大地鼓舞了民眾的抗日熱情。
“不甘做亡國奴的中華兒女，在此‘孤島’上艱苦鬥爭了四年多，而在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成績尤其燦爛”
上海淪陷後，日本侵略軍在其所佔領的南市、閘北、虹口、浦東、楊樹浦等地到處設立關卡，沿蘇州河各橋口更是崗哨林立，戒備森嚴，許多地段被日軍闢為軍事警戒區。
這時，上海公共租界其餘部分和法租界，因英、美、法等國是“中立國”而未被日軍佔領，但已處於日軍的四面包圍之中，故有“孤島”之稱。它的範圍是：東至黃浦江，西達法華路（現名新華路）、大西路（現名延安西路），南抵民國路（現名人民路），北臨蘇州河。英、美、法等國軍隊在租界邊界邊沿裝置鐵門或鐵絲網，並構築工事。
其實，當時被稱為“孤島”的上海，在政治上並不“孤”。雖然，此時已不處於中國政府和抗日力量的控制範圍之內，但是，由於上海租界的控制者英、美、法諸國，與日本帝國主義因根本利益衝突，而形成的矛盾和對峙，又由於日軍畢竟尚未進入租界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正利用這種特殊的社會政治現狀，透過各種形式發展起來。
在“孤島”內，抗日言論未受到完全禁止，一度形成了獨特的抗日“孤島文化”。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爆發太平洋戰爭，日軍進入租界，上海的“孤島”時期隨之結束。
20世紀30年代前期的上海黨組織，只留下中央特科情報組織和一些人數很少、分散進行著隱蔽活動的黨員。黨中央先後派潘漢年、馮雪峰到上海，透過魯迅和文藝界秘密地尋找這些個別活動著的黨員。1937年11月上旬，經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蘇省委員會，省委由劉曉、劉長勝、張愛萍、王堯山、沙文漢組成，劉曉任書記、王堯山任組織部長、沙文漢任宣傳部長兼黨刊主編。省委成立後，展開了“孤島”時期新的鬥爭的一頁。省委的工作以上海市為重點，同時領導江蘇、浙江兩省和滬寧、滬杭鐵路沿線的重要城市地下黨的工作，還擔負開闢江浙敵後農村抗日武裝鬥爭的重任。
針對上海淪為“孤島”的錯綜複雜的形勢，江蘇省委及時分析了其時的形勢與特點，指出：“上海淪陷後，千百萬群眾在日帝侵略下遭受屠殺、飢餓、流浪的痛苦，將更加激起民族仇恨和抗日情緒……日本在租界的勢力必將加強，但日本對上海的佔領也增加了英美法對日本的嫉視與相互間的矛盾，租界當局不能百分之百地執行日本的每一個意旨。但我們的環境必將日益惡劣。”省委決定抓緊租界尚未被日軍佔領的特殊環境，充分利用英美與日本之間的矛盾，採取合法形式，擴大群眾基礎，發展黨的力量。
1924年在大革命時期便入黨的孫冶方同志，從莫斯科回國後一直被王明宗派所拒絕接受。1936年2月，中共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後，他的組織關係重新接上，並擔任了江蘇省委第一任文化界運動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副書記為曹荻秋，委員有王任叔（巴人）、梅益、於伶等。在上海地下文委領導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群眾性抗日救亡文化運動，在戲劇界、電影界、文學界、新聞出版界，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
孫冶方其時就是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原名薛萼果，是江蘇無錫縣玉祁鎮（今屬無錫市惠山區）人，生於1908年10月24日。1920年夏，孫冶方考入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今無錫市連元街小學）。1924年7月，考入無錫公益工商中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東方大學（中國班）擔任著名經濟學家列昂節夫講堂的翻譯。其時，他系統學習了政治經濟學理論。1930年9月，他回國參加革命鬥爭。後來，在陳翰笙幫助下，他參加了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開展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前往江蘇等地調查研究。從此，他便開始從事中國經濟的研究工作。1933年，孫治方與陳翰笙、錢俊瑞、薛暮橋、姜君辰、張錫昌、吳覺農、孫曉村、馮和法、徐雪寒、駱耕漠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創辦《中國農村》月刊，他在上面寫了不少文章，宣傳土地革命的主張。他積極從事左翼文化活動，曾化名孫寶山、亨利在《華年》《現世界》《新認識》上發表文章，用工廠的實際調查材料，說明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脆弱性，指出其中的封建剝削殘跡等。
在抗戰時期險象環生的“孤島”上海，同為中共地下黨員，孫冶方與沙文漢、陳修良、顧準、王元化等結識，併成為終生的摯友。
孫冶方的老戰友陳修良寫過《孫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一書，王元化讀後非常激賞，說：“它使我回到‘孤島’時期剛剛入黨的年輕時代。我是吸取上海地下黨文委的精神乳汁長大成人的。文委中那些至今令我難忘的人，對我的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培養，曾經發生過巨大的影響。他們就是孫冶方、陳修良、林淡秋、顧準、姜椿芳、黃明，這些我視為大哥大姐的同志。”
是時，孫冶方不滿三十歲，卻已久經磨鍊，沉著冷靜，頗具親和力。在他的副手顧準眼裡，孫冶方“不拿架子，平易近人，也容易接受別人的意見”。而顧準才二十歲剛出頭，早已成名滬上，激情四射，成為文學青年們的“偶像”。兩位風華正茂的共產黨人，成了“孤島”文壇上抗日力量的組織者。顧準稍後接替曹荻秋擔任了文委副書記。孫冶方、顧準兩人共同主持地下文委的工作，可謂一時之選，珠聯璧合，儘管顧準在“文委”工作時間不長，但仍做了不少工作。當時，孫冶方和顧準精神煥發，精力充沛，致力於黨的文化救亡活動，深受大家的擁戴。時隔幾十年，這一印象還一直留在與其並肩戰鬥的戰友記憶之中。王元化曾滿懷深情地回憶道：“抗戰初期在隸屬江蘇省委的文委領導下工作，顧準是我的領導。那時文委書記是孫冶方，顧準是文委負責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們兩人領導下從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
“孤島”地方雖然不大，但卻匯聚了上海文化界大批愛國青年和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所開展的抗日文化活動如同江潮海湧，洶湧澎湃，構成了波瀾宏闊、十分壯觀的革命畫卷。“孤島”的形勢正如顧準所指出的：“上海成為‘孤島’以後，最初我們對工作環境惡化的估計是過分悲觀的。事實上日寇勢力一時還伸不進租界，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和日寇的矛盾，隨戰局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說更尖銳化了。群眾的抗日情緒是極高的，形勢變了,上海周圍作戰時期那種表現形式是不可能了,他們正在期待某種適宜的形式來組織他們和表達他們的政治情緒。”（《顧準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基於對形勢這樣的研判，在四周都是淪陷區的租界裡，孫冶方和文委的成員們如夏衍、田漢、錢俊瑞、曹荻秋、於伶、巴人、梅益、顧準等共產黨員和愛國文人、報人一起，高舉抗日大旗，辦起許多進步抗日報刊，與此同時，抗日救亡文學、戲劇創作也異常活躍。這就是抗戰史上著名的“上海孤島文化運動”。
在這裡，公開和秘密出版的抗日報刊很多，一時間猶如雨後春筍破土，山花爛漫怒放，讓沉悶已久的文壇耳目一新，使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都為之感到精神振奮。當時，在孫冶方主持的地下文委直接領導下，公開出版的報刊有《譯報》《譯報週刊》《上海週報》《學習》《求知叢刊》《上海婦女》等；秘密出版的有《時論叢刊》《內地通訊》等。黨直接領導的出版社有復社、北社、新知書店。
“孤島”時期是孫冶方和他的同志們生命中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們的聰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郭大力、王亞南盡十年之功的《資本論》三卷，終於譯竣，文委委員梅益譯出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西行漫記》《上海一日》，文委委員於伶排出了《夜上海》，巴金寫出了《家》的續篇《春》《秋》。這些作品，不僅在“孤島”，而且在全國風行一時，成為激勵教育一代又一代人走上革命道路的教科書。茅盾先生後來在評價“孤島”文化運動時，曾指出：“不甘做亡國奴的中華兒女，在此‘孤島’上艱苦鬥爭了四年多，而在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成績尤其燦爛。”
孫冶方除了組織文化藝術界的抗日救亡運動之外，他積澱已久的經濟學功底結合革命的熱情，如火如荼，不斷噴發。他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社論、時評，如《關於國民經濟建設和國家資本主義》《民族解放和民族統一》《抗戰建國的好榜樣》《進步的一年》等，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政策，分析世界經濟形勢，論述民族的解放和國民經濟的關係，提倡抗戰建國，上海的各大報刊幾乎每週甚至每天都有他的文章。
“雖然敵人是殘暴的，工作是危險的，但我們還沒有經受理想和現實的衝撞，我們心裡的陽光還沒有被任何雲翳所吞沒”
在孫冶方領導下，中共地下文委堅決貫徹黨的文化工作的指示，把文化界的救亡運動的重心放在戲劇工作上。他們的做法是：第一項工作，組織專業性的職業劇團，由文委委員於伶等同志出面，先後組建了“青鳥劇社”“上海劇藝社”等13個救亡演劇隊。這13個救亡演劇隊，幾乎動員了戲劇界的全部主力，其中包括著名演員袁牧之、金山、田方、王瑩，著名的音樂家冼星海，著名戲劇家洪深、宋之的、阿英、許幸之、顧仲彝等人。他們先後演出了《賽金花》《夜上海》《離離草》《上海屋簷下》等劇目，佔領了整個大上海舞臺，堅持和日偽殖民地文藝、漢奸文藝開展鬥爭，影響甚大，有些學校的學生工作，就是透過這些話劇的演出開啟局面的。後來，這些演劇隊大都開赴前線和大後方，其中有一部分開到武漢後劃歸郭沫若負責的政治部三廳領導，改編為戰地演劇隊，成為抗戰文化的一支主力軍。
另一項則是開展業餘戲劇運動，廣泛組織群眾性業餘劇團，即在職業界各個聯誼團體及工廠、企業、學校成立演劇組和小型業餘劇團，它們與職業的或大型劇團的配合和協作，卓有成效。群眾業餘劇團不僅在本單位演戲，還創辦星期小劇場，挑選業餘劇團中好的劇目，於星期日上午輪流售票公演，這在上海戲劇界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來同志知道後曾經稱讚：“星期小劇場的工作搞得非常好！”
孫冶方後來在提供的黨史資料中說：“當時職業界、學生界、婦女界等群眾團隊都開展了業餘演出抗日救亡話劇的活動。業餘話劇團先在新光大戲院、璇宮劇場演出，後來在新世界商場下面綠寶劇場演出。這在上海戲劇界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孫冶方：《抗戰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況》，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9月版）
歲月流逝，對這些“孤島”上的戰鬥，其具體細節已成吉光片羽，姜椿芳同志去世前為我們留下了《抗日戰爭前後上海文化戰線的一些情況》，彌足珍貴，其中談道：“在整個工作中，從三八年起到四一年十二月上海全面淪陷期間，組織上變動多，領導人也常變動。孫冶方同志領導我到三九年四、五月，大約一年左右。以後就交給顧準同志。……一九三九年秋，顧準向我宣佈成立一個文化總支部（‘文總’），下設幾個支部：（1）新文學支部，先後有許中、張浩、王益、王洪、艾中全等同志；（2）文學支部，有王元化、鍾望陽、蔣天佐等同志。下面有文藝通訊員，文學界刊物。黨員有束紉秋、趙不揚等同志；（3）戲劇支部，有胡大中、吳小佩等同志。戲劇支部下面有三個小組。我任‘文總’書記；前後一起工作的還有蔣天佐、鍾望陽同志。”（姜椿芳：《抗日戰爭前後上海文化戰線的一些情況》，見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4年第7期）大家都勤奮工作，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孫冶方後來對於這個時期的黨的文化工作，曾有這樣的估計：“以我們當時主觀力量的薄弱來說，我們當年在文化界的工作成績是不算小的。”上海雖已淪為“孤島”，但依舊是文化中心。上海文化界的進步運動，必然要影響到全國。
姜椿芳所說的“文學支部”，也就是文學小組，王元化記得，當年他所在的文學小組由戴平萬、林淡秋分頭領導，而孫冶方、顧準二人都代表文委參加過他們的小組活動。雖然孫冶方來得沒有顧準那麼頻繁，但他偶爾也參加相關活動。
在王元化的印象中，孫冶方不苟言笑，但他們並不像怕有個“喜歡訓斥人的”領導一樣怕他。孫冶方雖然也很嚴肅，但並不嚴厲，有了問題，他只是細細地聽你說，再慢慢地分析道理。有一次王元化鬧情緒，他就是這樣對待的。
還有一次，孫冶方去出席戲劇小組的活動，那裡有不少剛剛入黨的年輕同志。開會了，他講話剛剛開了個頭，就停下來，在屋裡嗅了嗅問：“什麼味道？”接著把面孔轉向那位領導這個小組的同志，叫了聲他的名字，“你又不洗腳，腳要天天洗的。”他的話一出口，馬上引起一陣鬨笑，但他沒有笑。孫冶方自己總是穿得很整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大概用熨斗熨過。其實那時他經濟很困難。
孫冶方時常會顯出一種頗為可愛可親的憨態，這種憨態使得王元化他們這些當時剛入黨的小青年都很喜歡他，不知是誰還給孫冶方起了個“媽媽”的綽號，這名稱一下子就叫開了。
多年以後，回想起這些往事，王元化心情依然不能平靜：“我們雖然幼稚，但都懂得他對我們的愛護，儘管他從未向我們公開表露過。抗戰初是一個轟轟烈烈的時代，黨內生活又是那樣充滿生機和朝氣，這一切都使我們這些正在拼命汲取知識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薰陶。那時我們的生活籠罩在一片歡騰的氣氛中，雖然敵人是殘暴的，工作是危險的，但我們還沒有經受理想和現實的衝撞，我們心裡的陽光還沒有被任何雲翳所吞沒。”
為了黨的事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
“孤島”由於孤懸在淪陷區內，四面為敵人所包圍，鬥爭環境是極其錯綜複雜、曲折微妙的；同時，又由於是處在抗日大潮狂卷的形勢下，持各種各樣不同觀點、立場、方法和習俗的人，都聚在一起。因此，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最主要的敵人，確實需要有一種高超嫻熟的領導藝術。孫冶方本人不是搞文藝工作的，他的專業在於經濟學領域，但由於革命鬥爭的需要，作為領導“孤島”文化活動的文委書記，他必須深入瞭解文化活動的廣闊內涵及其運動規律，以便能夠準確地把握住鬥爭大方向。當方向、方法和鬥爭策略出現了問題時，能夠及時地加以糾偏校正，及時地“剎住車”和扭轉錯誤有害的傾向。
1938年，上海文藝界對於魯迅雜文的看法，出現了一場被稱為“魯迅風”的大爭論。其中，有的人雖然是左翼作家，有的還是文委委員，但對魯迅雜文的理解卻出現了偏差。他們認為“魯迅風”（即魯迅雜文的文風）已經過時，現在是抗戰時期，應該直著嗓子說話，不要再晦澀隱藏地說話了。王任叔（巴人）等人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魯迅的戰鬥風格永遠也不過時。這雖然是對於魯迅文風的理解和認識問題，但正當抗日鬥爭風起雲湧之際，進行這場論戰不僅會使群眾轉移對當前鬥爭形勢的注意力，而且也容易被敵人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孫冶方敏銳地覺察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於是便以文委名義召開會議，及時地組織大家討論、研究這種形勢，邀請論戰雙方坐到一起座談應該怎樣統一認識，儘快地終止這場論戰。
孫冶方這樣洞察明鑑、鞭辟入裡地分析，使論戰雙方都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見，最後都自動地停止了這場歷時兩個多月、在文壇上轟動一時的爭論。在孫冶方的領導下，於1938年年底由《譯報》主筆錢納水出面召集了一次文藝座談會，論戰雙方主要代表人物王任叔、阿英、林淡秋、柯靈、楊帆、王元化等人都到了會，大家統一了認識，會後在報上聯名發表了《我們對於“魯迅風”雜文問題的意見》。論戰的圓滿結局，既促進了上海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團結，同時又使許多作家提高了對魯迅及其雜文的認識，從而推動了雜文的創作。
在當時那樣嚴峻的環境下，按照規定，是不允許黨的領導人直接與工人、學生、職員等群眾救亡組織發生聯絡的，只能透過在這些群眾團體中的黨員和基層支部發揮作用。但即使是這樣，孫冶方也總是儘量地想辦法深入到群眾中去。文委委員、戲劇小組負責人楊帆後來回憶說：“從1938年開始，江蘇省委派來具體聯絡我們文化支部的是沙文漢和孫冶方。我們的支部會（文化界救亡支部），孫冶方几乎每次都參加。”在那抗日高潮洶湧澎湃之際，上海“孤島”裡有一回一下子就有二十多個青年學生入黨。孫冶方看了，心裡特別高興，他常親切地找到這些年輕同志與他們談話，手把手地教他們工作方法和與敵人作鬥爭的藝術。
“孤島”不是世外桃源，危險處處存在，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和巡捕房密切注視著這支抗日的生力軍。
1937年陳修良介紹她寧波女子師範的同學、復旦大學教育系畢業的洪克平與孫冶方結為夫妻。孫冶方與洪克平夫婦位於“孤島”內貝勒路的家是中共秘密聯絡點。潘漢年、沙文漢、曹荻秋等中共領導以及顧準、夏衍、張宗麟、王元化等左翼文化工作者，都多次在此開會，洪克平常常坐在弄堂口為他們望風。
孫冶方還負責著一項非常危險的工作——每天編輯出版延安新華社電訊。孫冶方三番五次對洪克平說：“要是過了午夜12點我還沒有回家，就不要等我了，那我一定是出事了。你要銷燬檔案立刻離開。”
為了黨的事業，孫冶方隨時準備犧牲自己！
1940年8月，孫冶方接到黨中央調他到延安工作的通知，便與夫人洪克平繞道香港、桂林、貴陽等地，於次年初到達重慶。1941年2月初的一個晚上，孫冶方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1928年在莫斯科見過面的周恩來。周恩來開門見山地對孫冶方說，去延安的飛機已經沒有了，並介紹孫冶方到新四軍去工作。孫治方聽從了周恩來的安排，再經香港到上海，由新四軍交通員接應，於1941年到達蘇北鹽城新四軍軍部，從此便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作者：羅銀勝 單位：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