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0年，北宋名將“鐵鞭王”呼延贊去世。

這位民族將領不知道，在20世紀80年代，他的故事從評書名家劉蘭芳的口中傳遍新中國的大江南北。他更想不到，在1000年後，呼延家族“十代為將”所保護的中國，已經在世界上擁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

公元1000年，著名的北歐維京人萊弗•艾瑞克森發現了北美洲。

隨著維京人登陸加拿大東北部的紐芬蘭島，對外貿易開始了——當地土著人用獸皮交換維京人手裡的碎布料。雖然現在看起來，獸皮和碎布料的價值不能完全相等，可是在當時的消費者眼中，“新商品”充盈著來自未知世界的“神秘氣息”，而對“新商品”的渴望，促成了不同民族之間的相遇和碰撞，繼而導致了新路線的開闢。經貿往來，隨之向著離生產地更遠的地方延伸。

也許你不知道，早在公元1000年，貿易全球化已經初露端倪，而為我們揭開這層神秘面紗的，就是由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韓森所著的新書《公元1000年》。

北宋：全球自由化貿易的開端

不可否認，在中國歷史上的北宋時期，是軍事相對孱弱的朝代。然而，北宋的經濟貿易卻相對繁榮。

據相關記載，北宋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已接近“近代”形態，甚至有歷史學家認為，它已經是中國工業革命前夜。

北宋時期在武力上無法重建漢唐時期的東亞秩序，卻在經濟上成為東亞世界的中心，它把南洋、高麗、日本、遼、金一帶，均納入市場圈內。結果，宋錢不只流通於國內，也成為東亞世界的通貨，甚至到達了東非沿岸，出現“錢本中國寶貨，今與四夷公用”的局面，宛如19世紀世界經濟裡的英鎊和20世紀的美元。

在北宋之前，中國的海外貿易多限於奢侈品，宋以後則轉變為一般商品的大宗貿易。唐朝對遠洋貿易只開廣州一埠，主要是迎納來華的阿拉伯和波斯商旅。至北宋則增設9個港口，中國人開始積極地走向海洋。在南宋，遠洋貿易的盈利在國家收入的比重裡劇增，中國史上也首次出現獨立的海軍部。這些都是“海洋中國”的先聲。

從北宋開始，中國的對外貿易模式已經擺脫“朝貢”體制，朝自由化方向走。

公元960年前後，中國船隻在海上運輸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當時正值北宋建立，皇帝繼續接受周邊國家的朝貢。很多外國來的商人為了躲避邊貿檢查，常常虛報家門，聲稱自己是邊境某國前來朝拜天子的使者，所攜帶的商品都是貢品。

從公元10世紀70年代起，北宋的法令規定，朝貢的使臣可以前往北宋的都城開封，親自向皇帝進貢。該法令還規定，從事一般貿易的商人應留在他們登陸的港口。11世紀30年代，朝貢的航行暫時中斷。在那之後，北宋政府轉而對外國商品徵稅，只是偶爾還會招待朝貢使團。

海上貿易的規模促使北宋打破此前朝代的財政慣例，積極對國際貿易徵收重稅。新的稅收制度複雜而巧妙，創造它的官員就像所有設計稅收體系的人一樣，追求儘可能高的收入。

每個港口都有一個高階貿易官員，被稱為市舶使，他負責監督所有前來港口的外國商人，並向離開其管轄範圍、前往外國的中國商人頒發許可證。市舶使負責徵收新稅，並將稅收轉交給朝廷。

在北宋時期，廣州已經是一個非常活躍的通商口岸，公元971年，北宋任命了第一位市舶使。而在整個唐朝時期，政府只任命過一位市舶使，同樣是在廣州。與唐朝的做法不同，在接下來的20年裡，北宋在杭州和寧波等南方港口也任命了市舶使，這標誌著國際貿易收入對新王朝的重要性。

泉州：公元1000年的國際化大都市

雖然從表面上看，北宋的人口和經濟總量，甚至軍隊的總人數都是世界第一，但北宋糟糕的軍事力量還是很難讓人感受到它的強大。

連年與遼的戰爭消耗了北宋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終於在公元1005年，以澶淵之盟作為結束。

雖然歷史學家對這個盟約有不同的解讀，但對於邊境貿易以及國內的修養生息來說，這無疑是最好的契機。

這百餘年的和平時光，對於百姓來說是最大的幸事。中原大地已經戰亂幾百年，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在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下，這塊孕育著偉大民族的土地再次迎來了長時間的和平。

中國商人派出越來越多的船隻往南或往西航行。中國的高階紡織品以及高溫燒製的陶器成為東南亞、印度、中東和東非各國的緊俏商品。

其中，尤以泉州這個城市從中獲利頗豐。

街上到處都是顧客，他們購買來自斯里蘭卡的珍珠項鍊，佩戴由非洲象牙雕刻而成的裝飾品，使用添加了穩定劑(來自中國西藏和索馬利亞)的香水、由波羅的海琥珀製成的小瓶子，以及各式各樣的沉香木傢俱。空氣中瀰漫著外國薰香的氣味。附近的一家商店出售著價格昂貴、工藝精巧的產品，而且該產品的樣式是為當地消費者特別改進的。印度教徒、穆斯林或佛教信徒會聚集起來，一同慶祝節日。

若到朋友家做客，主人會端來一杯散發著獨特香味的冷飲，然後炫耀著他們新買的東西：一張由爪哇檀香木製成的精緻桌子，上面擺放著一隻雕工精湛的犀牛角。屋裡的許多小擺設看上去都是進口的，彰顯著自己的國際化品位。

這座城市與遙遠的地方有許多聯絡，聽起來像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但這就是公元1000年中國城市泉州的樣子。

泉州·洛陽橋每塊石頭都在講述著千年的故事

泉州位於中國東南海岸，處在上海和香港的中間地帶，直接面對著中國臺灣地區，是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最富庶的港口之一。泉州出售的所有產品，都是當時的普通貿易商品。

泉州與附近其他港口的繁榮蔓延到了整個福建省，使該省居民擺脫了自給自足的農業，並能夠為商業市場生產商品。就像東南亞的居民為供應中國人而獲取香料一樣，福建人也適應了在國際化經濟環境中的全新生活。他們不再種植莊稼，而是改種荔枝、甘蔗等經濟作物，還有些人在礦場或鹽場工作……新的社會模式雛形正在慢慢呈現。

公元1000年，留給我們的啟示

歷史的車輪總是滾滾向前，永不停歇的。

北宋和南宋時期的達官顯貴們沒有想到，他們對香料的痴迷會促進此類貿易的增加，並帶動了周邊其他國家相關經濟的發展；

北宋的朝廷官員沒有想到，稅收制度的改革已經觸及到了工業革命的先機，也許再多想一點點，工業革命的發生地就會改寫。

在公元1500年後，世界歷史進入了新的章節，歐洲人憑藉先進的武器，開闢了新的航線。

當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從非洲帶回奴隸和黃金的時候，全球貿易便翻開了另一個篇章。科學技術的差距成為橫亙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條鴻溝。

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科技的發展，更離不開綜合國力的支撐。

從公元1000年開始，這條真理就在不斷地被印證。

經濟發展，根本是要依靠生產力的進步來推動。沒有生產力的前進，經濟的發展只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就像是空中樓閣，無從依託，而國家的綜合實力便是科技進步的最大催化劑。

很慶幸，我們能生活在當下的中國。

我們能夠回顧歷史，學習公元1000年帶給國人的啟示，更主要的是，善於總結的中國人會從歷史中學習經驗，汲取能量。

21世紀，新的全球貿易篇章已經開啟，誰又能否認這個事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