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10日上午9點35分，日本北海道札幌市豐平區一處住宅中的電話突然響起，距離電話最近的9歲小男孩順手拿起了電話。
圖丨日本9歲男孩城丸秀德失蹤案
隨後，小男孩認真聆聽了電話對端的講話，並在半分鐘後非常認真嚴肅地回覆說：“好，好的，我知道了！”小男孩說完就結束通話了電話，並起身尋找自己的外衣。
此時，正在廚房收拾餐桌的母親突然感到很奇怪，她連忙走出來問小男孩，是誰打來的電話，小男孩嘆了口氣說：“渡邊媽媽說以前借過我的東西，現在讓我過去取回來。”
很明顯，小男孩並不想離開溫暖的屋子，此時外面正颳著刺骨的寒風，隱約間還有一些雪花飄落，不過小男孩明顯很懂事，因為他已經拿起了外套，準備好了去取東西。
母親聽後鬆了一口氣，她轉身回到廚房並叮囑小男孩：“快去快回，把外套穿好，千萬別凍感冒了！”小男孩乖巧地穿好了外套，並向母親保證取完東西就回來，隨後就推開門走了出去。
也就在小男孩推開門的一瞬間，外面刺骨的寒風灌進了屋子裡，正在廚房忙碌的母親不禁打了一個冷顫，與此同時母親突然意識到一件驚恐的事情：她根本不認識叫渡邊的人！
隨後，母親又仔細思索了一遍，在確認自己家從沒與渡邊家來往過後，連忙朝13歲的大兒子喊了一句，讓他一定要把弟弟追回來。
大兒子也非常懂事，聽了母親的話後連忙從臥室中出來，順手抓起外套就往外跑，看著大兒子出去後，母親又估摸了一下時間，小兒子也就走了一分鐘，她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
然而，十幾分鍾後，大兒子卻是一個人回來的，那小兒子去了哪裡？大家好，我是學史知今，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這起日本9歲男孩神秘失蹤案——消失的城丸君：
小男孩名叫城丸秀德，出生在札幌市一個非常富裕的五口之家，父親名叫城丸隆，是一家公司的老闆，母親名叫城丸真智子，是全職家庭主婦，他還有一個12歲的姐姐和13歲的哥哥。
圖丨札幌市地理位置圖
由於父親公司發展得非常好，所以他們一家在當地非常有名，一家五口人也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特別是城丸秀德，由於他年齡最小，家裡的四個親人都對他倍加呵護。
因此，當時正在上小學四年級的城丸秀德，雖然像個小大人，非常有禮貌，可卻由於一直沒遇到過什麼挫折和坎坷，相對來講要比同齡的孩子更加天真爛漫，更不知道這個社會的險惡。
下面，我們繼續回到文章開頭那天，來講述城丸秀德的故事，那是1984年1月10日，星期二，由於正在放寒假，所以城丸秀德和哥哥姐姐都在家裡。
當城丸秀德離開家門後，他的哥哥城丸秀秋很快就追了出去，那哥哥為什麼沒有追到弟弟呢？原來哥哥是高度近視，由於他離家匆忙，忘記了戴上眼鏡。
所以，當哥哥推開門後，只能模糊地看到弟弟走到了右手邊一個叫二樂莊的公寓附近，由於沒戴眼鏡，加上雪地反光，讓哥哥極度不適應。
哥哥想要回家取眼鏡，可又擔心弟弟走遠了追不上，也就在哥哥站在家門口猶豫的時候，弟弟已經走到了二樂莊公寓前面的十字路口，隨後弟弟就向左轉彎，徹底從哥哥的視野中消失了。
這時候，哥哥哪還顧得上自己的眼鏡，心一橫連忙追了過去，可是當哥哥走到十字路口左轉後，卻沒有在街道上看到弟弟的身影，這可讓哥哥著急起來。
不過13歲的哥哥卻很聰明，他知道雖然自己的視力不好，但如果弟弟一直向前走，那就應該還在這條馬路上，他一定能看到，可弟弟現在卻消失了，那就說明弟弟又轉彎了。
於是，哥哥就在附近找了起來，由於視力不好，所以哥哥大概花了10多分鐘時間，才在附近找到了一棟房屋，這棟房屋的一樓門牌上寫著渡邊家字樣。
哥哥眯著眼睛再三確認這個門牌後鬆了一口氣，看來弟弟應該就是來這裡了，不過此時哥哥並不知道弟弟是否已經離開了，所以他沒有敲門，而是徑直的返回了家中。
圖丨城丸秀德出門後行走方向示意圖
焦急的母親看到大兒子一個人回來後，連忙問大兒子，小兒子去了哪裡，大兒子就把自己剛才的經歷跟母親講了一遍，母親聽後非常不安，她連忙帶著大兒子再次出門尋找。
這一次大兒子很快就帶著母親來到了渡邊家，不過不知是出於禮貌，還是母親也不善於同陌生人打交道，母親並沒有第一時間敲門，而是帶著大兒子在門口等了起來。
就這樣，時間來到上午10點10分，此時母親已經跟大兒子在渡邊家門口等了快20分鐘了，見小兒子還不出來，母親終於上前敲響了渡邊家的房門。
很快，就有一個高中生模樣的女孩打開了房門，沒等女孩發問，母親就露出和藹的笑容說：“我們是來接秀德回家的”。
聽了母親的話後，女孩疑惑地說：“秀德是誰？家裡就我自己啊！”女孩的話，讓母親的腦袋瞬間轟鳴起來，原來小兒子根本沒來過這裡，那小兒子去哪了呢？
母親在和女孩確認對方從沒給她家打過電話後，帶著大兒子在附近的樓區找了很久，可是她們再也沒找到一個標有渡邊家的房屋，周圍的鄰居們也說，附近只有一個渡邊家。
這可讓母親徹底慌了，她連忙回到家中給丈夫打了電話，此時是中午12點，丈夫知道小兒子的情況後，立即返回家中，在瞭解了前因後果之後，丈夫冷靜的分析起來。
丈夫認為小兒子很可能被人綁架了，畢竟他家非常富裕，被壞人盯上也是正常的，那綁匪的目的肯定是為了要錢，為了防止綁匪撕票，丈夫決定暫時不報警，而是在家等綁匪的電話。
可是等了好幾天，也沒有等到綁匪的電話，這時候丈夫終於坐不住了，於是他就撥打了報警電話，此時是1月14日，距離小兒子城丸秀德失蹤已經過去了4天。
警方接案後，立即對周邊展開了細緻搜尋，並對周圍的鄰居開展了調查走訪，很快就有人說在城丸秀德失蹤那天上午，曾看到一個小男孩走上過一個樓梯。
圖丨工藤加壽子家示意圖
警方趕到現場後，發現那個樓梯通往二樓的一戶人家，這戶人家的戶主名叫工藤加壽子，她和自己兩歲的女兒住在那裡。
警方說明來意後，工藤加壽子表示，在1月10日上午10點左右，她正在門口曬太陽，當時確實有一個小男孩走上過她家的樓梯，並向她詢問渡邊家怎麼走。
工藤加壽子就告訴了小男孩渡邊家的位置，隨後小男孩非常禮貌地說了聲謝謝後，就轉身下了樓梯，朝渡邊家那個方向走去。
有了工藤加壽子的證詞，警方立即前往渡邊家調查，同時表示想要搜查一下渡邊家，渡邊家的大人對警方說，事發當天他們在上午8點前就出門了，家裡只有上高三的女兒在學習。
他們不認識城丸一家，並且也從沒給城丸家打過電話，不過他們依舊配合了警方進屋搜尋，警方在經過細緻的搜尋後，沒有發現城丸秀德的任何蹤跡。
同時，警方還查看了渡邊家座機的撥號歷史，結果顯示這部電話在1月10日上午9點至10點期間，沒有撥出過任何電話，警方也發現渡邊家確實沒有動機綁架城丸秀德。
那城丸秀德去了哪裡呢？這時候警方又想到了工藤加壽子，按照當時的調查情況，工藤加壽子是最後一個和城丸秀德接觸的人，那工藤加壽子有沒有可能是兇手呢？
隨後，警方對工藤加壽子展開了秘密調查，發現29歲的工藤加壽子是一位單親媽媽，當時的工作是夜店裡的陪酒人員，她在26歲結婚不久就和丈夫離婚了，離婚後她帶著女兒獨自生活在這裡。
為了查清工藤加壽子是否綁架了城丸秀德，警方再次來到工藤加壽子家，並對房間內進行了細緻的搜查，結果什麼都沒有發現。
圖丨札幌市圖片
警方同時也查看了工藤加壽子家的座機，結果顯示她家的座機，在城丸秀德失蹤前後的那段時間，也沒有撥出過電話，至此警方暫時排除了工藤加壽子的嫌疑。
隨後，警方抽調數百名警力，並召集大量志願者，在當地展開了地毯式搜尋，可是直到1月17日，也沒有發現城丸秀德的任何蹤跡，最終，警方只能在1月17日晚上11點宣佈停止搜尋。
至此，城丸秀德失蹤案被暫時擱置起來，此時城丸一家都陷入到深深的悲痛中，特別是城丸秀德的母親非常自責，她覺得當時自己如果能夠再謹慎點，也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然而時間不能重來，世上也沒有後悔藥，說什麼都晚了，此後儘管他們依舊24小時守在電話前，等待那個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綁匪打電話，可始終沒有綁匪打來電話。
而且受制於當時的技術條件，警方始終沒有查到，1月10日那天，到底是誰給城丸秀德打的電話。
1984年1月26日，此時距離城丸秀德失蹤已經過去了16天，這天中午，一位中年婦女突然衝入當地警局報案。
她說她看到工藤加壽子把一個大箱子搬到了汽車上，而且那個大箱子裡散發出了濃重的惡臭，警方聽到這個訊息後，連忙趕到工藤加壽子家中檢視情況。
結果，當工藤加壽子看到警方來了後，一點都不慌張，她矢口否認自己搬過那樣的大箱子，同時她還說自己不但沒有汽車，而且也不會開車，根本不可能往汽車上運箱子。
警方經過調查發現確實如此，不過不死心的警方，還是重新對工藤加壽子的房屋進行了搜查，並做了魯米諾測試（檢測是否存在血跡）。
結果顯示，工藤加壽子家中並沒有任何血跡反應，也就是說依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工藤加壽子就是那個兇手，無奈的警方只能再次離開。
圖丨化驗示意圖
警方離開後，工藤加壽子在當天晚上就搬了家，離開了那裡，隨後警方對周圍所有的鄰居進行了排查，結果依舊沒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人，城丸秀德失蹤案慢慢也就成了懸案。
不過，4年後的一場大火，又把工藤加壽子推上了風口浪尖，那是1987年12月30日晚上，此時距離城丸秀德失蹤還有不到半個月就滿4年了。
這天晚上工藤加壽子的新家突然發生了大火，當時工藤加壽子和女兒居住在一樓，她的新任丈夫和歌壽美雄居住在二樓，大火是從二樓著起的。
最終，工藤加壽子帶著女兒順利逃生，丈夫和歌壽美雄則死在了這場大火中，而在這場大火中最蹊蹺的是，工藤加壽子的舉動。
當大火發生後，工藤加壽子非常冷靜地穿戴好一切後，才領著女兒從房屋中逃出來，並且她逃出來後，沒有到旁邊的那戶人家打電話求救，而是到距她家300米遠的人家打的電話。
而且，工藤加壽子在跑出來時，只帶了一樣東西，就是一張鉅額保險單，這張保險單是她丈夫和歌壽美雄投的高達兩億日元的意外險，受益人是工藤加壽子。
家裡發生了大火，不想著救人和逃命，卻非要帶著這張保險單，不禁讓人們懷疑工藤加壽子，就是那個放火的人。
警方事後調查發現，工藤加壽子從嫁給新任丈夫開始，似乎就在籌劃著這件事情，工藤加壽子是在1986年5月嫁給的新任丈夫和歌壽美雄。
可在這段婚姻剛開始時，就充滿了質疑，因為這個和歌壽美雄是個農夫，工藤加壽子怎麼可能嫁給一個農夫呢？果然二人剛剛結婚不久，他倆就分居了。
自此，丈夫和歌壽美雄搬到二樓獨自居住，工藤加壽子則帶著女兒居住在一樓，直到大火發生的那一天。
對這場蹊蹺的大火，最先提出質疑的就是和歌壽美雄的姐夫田中，田中記得和歌壽美雄曾在一次醉酒後跟他說過這樣一句話：“姐夫，加壽子那個女人遲早要把我弄死！”
田中當時聽到這句話時，只當是小兩口吵架後，喝多了說的醉話，但火災發生後，他卻敏銳地意識到，或許和歌壽美雄早就覺察到了什麼，於是田中連忙把這件事情告訴了警方。
但警方經過調查，並沒有找到這場火災是人為製造的證據，更沒有辦法證明工藤加壽子就是那個放火的人，最終只能把這場火災定性為意外，工藤加壽子隨後帶著女兒離開了那裡。
圖丨被焚燬的房屋示意圖
不過，保險公司認為這場大火存在騙保的行為，因此並沒有支付給工藤加壽子兩億日元的賠償，所以不管這場大火背後的真實原因是什麼，工藤加壽子都沒有從中獲利。
田中雖然對和歌壽美雄的死持很大懷疑，可警方都給定性了，他又能有什麼辦法，不過當時間來到1988年6月14日，也就是大火發生半年後，田中又一次來到了和歌壽美雄曾經的家中。
面對這棟被大火焚燒得焦黑的房屋，田中非常感慨，他打算把這棟房屋清理出來，或許這也算是對和歌壽美雄的一種紀念吧！
可就當田中走進未被完全燒燬的倉庫中時，卻在一個架子上發現了一個黑色的塑膠袋，田中把塑膠袋開啟後，看到裡面裝滿了細小的骨頭。
雖然他不認識這是什麼骨頭，但田中敏銳地感覺到，這應該不是動物的骨頭，否則沒必要裝在塑膠袋裡，隨後田中就聯想到那件轟動一時的城丸秀德失蹤案。
田中知道工藤加壽子曾被調查過，可城丸秀德卻始終活不見人死不見屍，那這些骨頭會與城丸秀德有關嗎？
一心想著替和歌壽美雄報仇的他，就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把這袋骨頭送到了當地的警局，同時還說出了自己的猜測，警局對此非常重視，連忙安排法醫對這袋骨頭進行鑑定。
法醫經過認真的鑑定後，確定這袋骨頭屬於10歲左右的男童，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城丸秀德的骨頭，但是當時的條件有限，還不具備DNA鑑定技術。
所以，法醫也不敢肯定，這些骨頭就是城丸秀德的，不過這畢竟是人類的骨頭，可是卻出現在工藤加壽子家的倉庫中，因此警方在當天下午，也就是1988年6月14日，把工藤加壽子逮捕了。
工藤加壽子在被逮捕後，堅稱自己從未在家中看到過這個黑色的塑膠袋，同時還說自從半年前家裡失火，那棟房屋就被廢棄了，誰都有可能進去扔這袋骨頭。
面對工藤加壽子的說法，警方也是非常無奈，最終只能在3天后的1988年6月17日，把工藤加壽子給釋放了。
不過警方並沒有把這袋骨頭隨意丟棄，而是把它儲存了起來，希望有朝一日技術成熟了，再做進一步的鑑定。
就這樣，時間一點點地流逝，慢慢來到了1998年11月，此時DNA鑑定技術已經成熟了，法醫經過鑑定確認這袋骨頭就是城丸秀德的。
圖丨DNA鑑定示意圖
有了這個鑑定結果，警方在1998年11月15日，逮捕了工藤加壽子，但此時距離日本殺人罪的15年追訴時效只有1個多月的時間了，而遺棄屍體罪和毀屍罪等罪名早就超過了追訴時效。
所以，警方只能以殺人罪起訴工藤加壽子，但此時工藤加壽子非常不配合，無論警方問什麼，她都只回答一句：“我不知道！”
這句話讓警方大為惱火，同時也更加懷疑工藤加壽子就是兇手，因為正常來講，如果工藤加壽子不是兇手，她完全可以替自己辯解。
可警方在審訊工藤加壽子期間，一共向她提了500多個問題，工藤加壽子不做絲毫辯解，始終只說那句她不知道。
很明顯，工藤加壽子在等15年追訴時效的過期，也就是說只要她再扛過1個多月，警方還無法拿出證據起訴她，那她就徹底安全了。
不過，警方怎麼可能這麼輕易地讓她得逞，儘管當時還是零口供，也沒有足夠的證據，但在1998年12月7日，檢方還是根據警方提供的證據，對工藤加壽子提起了公訴。
檢方認為工藤加壽子最初應該是以綁架為目的把城丸秀德控制起來的，但隨後很可能因為心生畏懼，才對城丸秀德痛下殺手，因此要求法院判處工藤加壽子無期徒刑。
同時，檢方根據警方移交的證據，當庭對工藤加壽子提出了三點質疑：一是工藤加壽子是最後一個見到城丸秀德的人，隨後再也沒有人見過男孩。
二是，正常來講只有城丸一家和犯人知道，城丸秀德要去渡邊家，而除了城丸一家外，確實也只有工藤加壽子知道這一情況。
三是，工藤加壽子曾有很多怪異的行為，比如她只有一個女兒，卻買了男孩用的書桌，而且有人說工藤加壽子在後來經常雙手合十唸叨什麼，這很能是她在殺人後內心害怕導致的。
除此之外，檢方也沒有拿出太像樣的證據，可是以上三點都不是直接證據，而那袋骨頭也不能證明就是工藤加壽子藏起來的。
雖然，此時所有人都認為工藤加壽子就是兇手，但卻沒有直接證據能定她的罪，隨後檢方在法庭上一共向工藤加壽子提了400多個問題。
但工藤加壽子始終是一句話：“我不能回答！”工藤加壽子的這種行為，讓人們非常憤慨，可又無可奈何。
2001年5月30日，法庭一審判決稱，現有證據表明工藤加壽子的嫌疑非常大，但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她有罪，判決她無罪釋放。
圖丨工藤加壽子示意圖
檢方對這一結果非常不滿意，立即提起了抗訴，可是當時間來到2002年3月19日時，二審法庭依舊以一審的理由，判決工藤加壽子無罪釋放，隨後工藤加壽子就被無罪釋放了。
工藤加壽子被釋放後，幾乎所有人都對此表示遺憾，並稱這起案件是以罪犯獲得勝利結束的，然而誰也沒想到，工藤加壽子的勝利不只這些。
在被釋放1個多月後，工藤加壽子於2002年5月2日提起上訴，要求對她被拘留的這928天和在此期間產生的相關律師費進行補償。
2002年11月18日，法庭判決補償工藤加壽子928萬日元和律師費250萬日元，補償總金額共計1178萬日元。
這還不是最氣人的，後來工藤加壽子在面對媒體採訪時，洋洋得意地表示：“如果我講話的話，那麼所有案件都會得到解決。”
很明顯，工藤加壽子口中的“所有案件”至少包括放火案和城丸秀德被綁架謀殺案，而工藤加壽子不但憑藉著沉默躲過了法律的制裁，還恬不知恥的在公眾面前炫耀，實在可恨可悲。
後來，很多人都指責城丸秀德的母親，因為如果母親當時反應得快一點，或者自己親自出去追城丸秀德，應該都能避免小兒子的死亡。
但我們不得不說，為人父母真的很不容易，母親也沒有想到事情能如此嚴重，或許當時她只是愣神了，她也不想出現這樣的事情，她的一生也都因為此事活在內疚和自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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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知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