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轉“第一學歷”偏見，不僅需要改變社會觀念，也需要改進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方式，使其更加公平合理。介面新聞的評論就指出：“不能再人為地把教育、學校分為三六九等，要給所有學校創造平等競爭、發展的環境。”目前，我國在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學的同時，也要注意包容特色、平衡分配，讓部分“小而精”的學校和學科獲得更好的發展。
儘管時值假期，教育部對“第一學歷”的回應，還是在輿論場上掀起了熱烈討論。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學習中，學歷的意義不言而喻。學歷本是一個人接受教育型別和程度的資質證明，但是，一些用人單位在選拔用人時明顯的學歷偏好，讓學歷成了全方位衡量個人價值的“身份標籤”。
最近，一位學生在考研選擇導師時，發現北大數學學院某博導碩士畢業於地方院校，發帖稱“無法相信北大會有這麼差的師資”。其實，那所地方院校的數學學科業內評價一直不低，考研學生不看導師科研能力，反而對其學歷刨根問底，深刻暴露了“第一學歷崇拜”的誤導性。這種思維如果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蔓延，難免造成學科發展“近親繁殖”等問題。
放眼世界，科研人才的發展潛力也並不與“第一學歷”深度繫結。盤點諾貝爾獎得主的名單，不難發現，獲獎者的“第一學歷”和“出身”多種多樣。《泰晤士高等教育》曾發文分析2020年諾貝爾獎自然科學類獎項8位獲獎者的本科學歷，發現只有一位本科畢業於牛津劍橋或常春藤聯盟這一類全球頂尖高校，多位獲獎者的“第一學歷”是在新興院校、小型大學或文理學院取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