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吳婷婷
編審：寇建超
排版：李雪薇

如今，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傾向於國際化合作。

尤其在全球衛生領域，許多研究者熱衷於與資源貧乏的國家的同行研究者們建立夥伴關係。他們聲稱，這樣的合作有利於研究專案的可持續性，同時能夠幫助這些較落後國家進行科研能力建設。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作為他們的“合作伙伴”——來自發展落後國家的研究者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一點的呢？

近日，來自奈及利亞伊巴丹大學（University of Ibadan）的微生物學家 Iruka Okeke 就站在欠發達國家研究者的角度，揭示了這些似乎“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國際科研合作背後的權力不平等真相：

高收入國家生物醫學研究人員與低收入國家流行疾病領域的同行建立合作關係時，存在壓榨（extractive）和剝削利用（exploitive）的權力“霸凌”現象。

這篇題為“Twenty steps to ingrain power asymmetry in global health biomedical research”的諷刺性文章已發表在科學期刊 PLOS Biology 上。

（來源：PLOS Biology）

為什麼“越落後越好”？

實際上，自 2004 年以來，全球國際科學研究合作的數量增加了兩倍，自 2000-2015年，全球由兩個或更多國家的作者合作發表科學出版物的比例也翻了一番（從 10.7% 增加到 21.3%）。

而據 Iruka 所說，當一位來自發達國家的生物醫學科研人員想要建立國際合作專案時，第一步往往就是挑選一個發展足夠落後的、相關研究經驗幾乎為零的國家/地區，反而會刻意避開那些享有較好資源或具有豐富研究經驗的地方。

Why？

一方面，就生物醫療領域來說，多數課題都基於對某種疾病的研究，而許多疾病只在特定的、發展滯後的國家或地區肆虐。因此，從這一層面來說，挑選目標疾病根植的國家/地區作為研究選址，的的確確是合理可行的。

然而，另一方面的潛在原因，可能就不那麼美好了。

首先，在這些落後國家進行實驗，來自發達國家的研究者往往以“技術交流”之名，更能得到當地政府或相關機構的支援與優待。正如論文中描述的滑稽場景：“來到這裡，你可能先要與總統會晤，然後與當地的兒童親密合照。”

同時，對生物實驗來說，在這些地區進行實驗還可能避開當地的安全監管，甚至允許你將有毒的實驗廢物隨便堆在某些角落。

最令人“大開眼界”的是，人們對欠發達地區存在刻板印象。Iruka 諷刺性地寫道：“如果發現該國家/地區的實驗室配置不夠精良，請快速調整並給每臺裝置打上標記，然後，你就可以把它叫做‘我的野外實驗室’——即使它其實位於國家/地區市中心的研究所內。”

找科研夥伴？人家只要業餘的！

在選定地區後，下一步就是物色當地的科學家了。然而，與前面的思路類似，科研人員似乎傾向於避免與任何有相同或互補專業知識背景的人進行合作。他們需要的大概不是“合作者”，而是“導遊”。因此，他們只需要再招募一組短期兼職性研究人員，一個“野外實驗室”就組建完成。

那麼問題來了，沒有專業知識如何推進實驗呢？別擔心，只需要花幾天時間來個“崗前培訓”，教授基礎知識與實驗室操作流程即可。至於高科技手段，當然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啦。

此外，雙方的權力不平等還體現在實驗資料的歸屬之上。

Iruka 在論文中寫道：“他們會規定將所有資料存入指定電腦，而後自動同步至所在機構的伺服器。如果小組成員請求訪問資料庫，被拒絕的理由會有很多種，可以是無權為該伺服器釋出登入資訊，或者乾脆以停電無法安裝國內伺服器為藉口。而且，出於安全原因，這臺電腦只能執行他們安裝的特定專案程式。”

諸如此類，這樣的國際合作關係不僅難以幫助欠發達國家科研人員培養能力，反而還有可能使其領域發展倒退。因為研究人員為了進入這些聽起來“高大上”的科研小組，可能放棄了自己原本專注的研究內容，但在進入以後也並不能真正接觸到高技術水平知識。

全球衛生研究領域的“宏偉藍圖”

眾所周知，科研專案價值最重要的體現之一就是發表成果。早在 2019 年的一項研究就關注到了這一問題。透過對 1980-2016 年發表的關於非洲流行疾病研究的論文進行分析，研究人員發現，來自美國和西歐的科學家發表的文章佔到全球傳染病期刊的 80%，而非洲的科學家們僅發表了全球約 1% 的文章和 0.1% 的專利。

由此可見，來自發達國家的研究人員似乎更容易掌握整個專案的主動權。例如，在專案後期需要參與國際性大會（往往在發達國家召開）並作報告時，由於夥伴國家的科研人員很難獲得簽證，來自發達國家的科研者就會直接露面宣講。

而且，該研究還發現，由於錯誤的期望、不明確的安排和相關人員之間的溝通不暢，跨國家合作還可能會造成作者權糾紛。

更值得關注的是，Iruka 認為這樣的權力不平等模式會擴散得越來越快：

每當上一個專案結束，高收入國家的研究人員只需要重新選定一個國家/地區，將同樣的模式照搬過去，就又能在其所謂的“全球健康去殖民化”藍圖上增添一筆功績，最終形成一個網路，並享有國際盛譽。

正如悉尼大學 Seye Abimbola 教授在 BMJ 上發表的社論所言：

“在全球化程序中，各國人民的命運是相互關聯的，儘管身處發展程度不同的社會的確會導致科研人員對同一事物的理解不同，或是雙方的權力和可獲取的資訊不成正比。但是，至少來自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們應當進行公開的對話，以從根本上消除‘全球健康殖民化’問題。”

參考資料：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biology/article?id=10.1371/journal.pbio.3001411
https://gh.bmj.com/content/4/5/e002068
https://gh.bmj.com/content/4/5/e001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