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十商，體現著人的綜合實力。雖然，絕大數人看重的是智商和情商。但我們更應該深刻地看到，唯“德商”才是決定人生命運的關鍵因素。所以，“德商”為十商之首。
“智商”與“情商”這兩個概念較早地從西方傳入。自從瞭解“智商”和“情商”兩個概念之後，國人們似乎找到了開啟知識寶庫、成就個人事業的兩把鑰匙，所有人都覺得有了“智商”與“情商”的高賦值，就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人生的成功與幸福，拼的就是“智商”與“情商”。
可是，據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釋出的《中國高考狀元職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自1952年至2011年全國範圍內的1400名高考狀元，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高考狀元無一人成為職場狀元；在傑出企業家中，在中國兩院院士、外國兩院院士、長江學者和長江學者成就獎獲獎人等專家名單中，在傑出的政治家中，都沒有出現高考狀元的影子。1977年至1999年間湖南的24名高考狀元，大多已湮沒無聞，1988年的湖南文科狀元已成為全職太太。
為什麼？“……因為在中國，一個學生要想取得高分，就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考試的戰鬥中去，要犧牲自己的天賦，要麻木地接受一切理論，被人牽著走。”一位網名為“水木然”的中學老師在網上，發表瞭如此滿懷教育之憂的看法。
智商極為重要，它是人們認識客觀事物並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智商要靠勤學苦練才得以提高。然後，更多的人覺得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倘若一個人不能瞭解自身情緒、管理自身情緒、自我激勵、識別他人情緒、處理人際關係，那怕他智商再高，也是難以取得成就的。戴爾·卡耐基認為：成功，15%靠專業技術，85%靠人格和領導別人的能力。這就突出地闡發了情商在人的成功中的比重關係。曾經一度盛行的“成功學”中，強調智商，更強調情商。
然而，無數不幸、不平、不正的“天災人禍”的事實使人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更多的人自心無主、思想無主。社會上，道德事件劇烈上演，貪腐墮落有失底線，追名逐利令人悲嘆；特別是某些名星名人三觀不正、校園霸凌時常發生，等等，嚴重敗壞社會風氣、違背社會公序良俗，更影響了青少年一代的成長成人。恰恰是，那些“事端”的製造者們，大多智商與情商偏偏高於常人。此所謂有：自古國之亂臣、家之敗子，都是才有餘而德不足啊！
於是，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者提出了“德商”培養。美國學者道格·萊尼克在幫助美國運通集團等大型企業經理人和員工發展情商的過程中，發現：情商雖可以幫助人提升自制力和人際交往能力，但不能幫助人區分“對”與“錯”。經研究，萊尼克與弗雷德·基爾在2005年出版了《德商：提高業績，加強領導》，提出了“德商”的概念，並把它定義為“一種精神、智力上的能力，它決定我們如何將人類普遍適用的一些原則，如正直、責任感、同情心和寬恕等，運用到我們個人的價值觀、目標和行動中去”，其內容包括“體貼、尊重、容忍、寬容、誠實、負責、平和、忠心、禮貌、幽默”等。
無獨有偶，美國學者羅伯特·科爾斯教授、米歇爾·博芭博士都闡述了“德商(MQ)”的概念。科爾斯教授認為：“德商——品格和德要更勝於情感和智力。”米歇爾·博芭博士認為：德商“主要包括七大基本美德——同情、良心、自控、尊重、善良、寬容、公正”。博芭博士是“全美優秀教育工作獎章”獲得者，她認為，對一個人一生的品行和前途影響最大的就是“德商”。因而21世紀的初期，美國的“德商”教育風靡一時。臺灣心理學界則認為：“德商(MQ)的內容包括體貼、尊重、容忍、寬恕、誠實、合作、負責、勇敢、平和、忠心、禮貌、獨立、幽默等各種美德。”
其實，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或者說傳統東方之“德”，其內涵遠超西方學界的“德商”。老子《道德經》核心在“德”，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做人理念的根本在“德”，佛家的“慈悲”情懷自然也重在修“德”。國內大陸學界，唐明陽、朱敏雄提出了“大德商”的概念，其《大德商，最強不過道德的正能量》言：“我們有必要提出帶有東方人文意味的‘德商’：以‘誠信、友善、寬容’為心靈準則，以‘修身、進德、大成’為價值取向的衡量生命真實境界的道德尺度。”真正揭示了“道德”對於人的身心安危與事功成敗的決定性意義。蔣星五、曾琳琳認為：德商就是《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指出的三種道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之和。”
從上述諸多關於“德商”概念的闡釋中，我們不難看到，“德商”的內容正是每個人立足於社會的必需的品質素養，是每個人取得人生成功的關鍵要素。“德商”是智商和情商培植的根基，“德商”的高度也決定了智商與情商的高度。目前，國家“雙減”政策來臨，中國教育改革的春天已俏上枝頭。中國學生將要告別那個年年、月月、天天的“培優”時代。不能讓“培優”培出來的“小聰明”，而傷害了孩子們的天性美德！我們當以大氣力加強“德商”教育，修養“大德行”。因為，我們都應該相信：德商決定人生命運。
（說明：本文主要參考文獻：唐明陽 朱敏雄專著《大德商·最強不過道德的正能量》。本文圖片均選自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