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海報
上海博物館年度大展“萬年長春：上海歷代書畫藝術特展”自6月開幕以來，以其策劃的學術性與對上海千年書畫的深度發掘極受觀眾喜愛，原計劃9月結束的展覽經過第一次延期之後,再次延期至2021年12月5日，並擬將於10月28-29日進行“萬年長春——海上千年書畫國際學術研討會”。
“上海並不僅僅是鋼筋水泥高樓大廈的城市先進文明的象徵，還有江南文化水系的千年潤澤，可以說‘海納百川’自元代肇始。”展覽策展人、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反覆提及“一部文人畫史，可謂半部與上海相關”，展覽首次提出了上海“吳門畫派前淵/先驅”的概念，甚至在展覽中的上海七百年鑑藏史部分，蘇東坡、張孝祥、趙葵、趙孟頫、虞集以及《睢陽五老圖題跋》冊等宋元名家書畫名跡都成了配角。
如果說，整部中國人文史的翰墨精神自始至終是傳承的思想和風骨，那麼，在這片“吳根越角”的土地上，綿延千年的海上文脈，同樣源遠流長。
水系變遷與人文遷移
藉其特殊的時勢政局，人文生態諸因素，早在元代，江南就進入了真正確立文人畫自身輝煌價值的鼎盛期。地處太湖流域、水陸交通便利的重鎮上海，於元末也因此成了文人畫創作的中心地帶。展覽起始處的一幅標註翔實的《上海地區歷代書畫人文示意圖》清晰地把上海從吳淞江到以黃浦江為主的水系變遷，與形成自元明以來上海城市人文的遷移路線圖對照起來做了梳理。
明 徐端本 畿甸觀風圖卷
“元代上海文人畫的成就奠定了之後本土傳統文化的格局與文脈，上述因素與上海相關的文人型別，奠定了堅實的人脈、藝脈基礎。因此可以說，海納百川，自元代肇始。”凌利中強調。經過梳理，他發現了書畫家中的水利專家，如元代任仁發主持修造吳淞江水利工程，明代夏原吉疏浚吳淞江，海瑞疏浚黃浦江等，只要在上海為官，很多名畫基本都曾跟水利有關，所以展覽中他突出了治理黃浦江的兩大功臣——夏原吉和海瑞，並展出了元任仁發《秋水鳧鷖圖軸》卷、曹知白《清涼晚翠圖頁》，明海瑞《行書五言詩頁》等。
上海版“富春山居圖”
“上海在書畫成就上不是‘小漁村’，僅開埠後的‘海上畫派’尚不能夠代表上海，所以要用‘底蘊深厚、藝脈醇正、兼融並蓄與勇於創新’來表述海上千年書畫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藝術特色與精神，理解書畫成就更有助於理解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脈絡及其傳統人文底色”。在凌利中的研究中，從元代李升《澱湖送別圖》卷（展品）至明文伯仁《南溪草堂圖》卷（所繪為肇嘉浜路、打浦橋路一帶；非展品）、文嘉《曲水園圖》卷（展品），形象地勾畫了一幅元明以來從澱山湖到陸家嘴的上海城市變遷的線路。
元 李升 澱湖送別圖卷
元代畫家李升，濠梁人，晚年移居澱山湖畔，人稱“謫仙”。所築草堂，現已不存。《澱湖送別圖》卷作於至正六年，畫中清波盪漾，湖山錯落；遠望峰巒高聳，景色清幽，一派送別離人的氣氛。這張畫是目前傳世所見最早描繪青浦澱山湖景物的代表作，其意義，猶如南宋佚名《西湖圖》卷、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明代畫家文嘉系吳門畫派代表文徵明次子。其名作《曲水園圖》卷，所繪的是馬橋明代書畫宗師董其昌族叔伯董宜陽居住地曲水園的景觀。此畫繪於嘉靖三十八年，當時文嘉五十九歲，董宜陽五十歲，兩人交往密切。如今的“曲水園”就是今天閔行區臨滄路上的古藤園一帶。現存同名的建於清代的青浦大盈浦畔的“曲水園”和董宜陽無關。《曲水園圖》卷中的“曲水園”形象地再現了黃浦江第一灣畔曲水繞村的景色，讚歎主人“守拙心彌敦”的淡泊人格。“這兩幅作品正是今天的上海地區在歷史歲月裡，從文人到文化，與江南多地乃至中國諸多地區，頻頻互動往來的史蹟見證。”凌利中說。
江南文化與吳門畫派
參觀者若在展廳入口處駐足，海報上的作品細節圖極易被認作取自明代吳門畫派的沈周作品區域性——城牆外一位紅袍官員簡裝束行，騎馬上任，二三僕侍隨從，行色匆匆。其身邊山巒是披麻皴為主，墨色滋潤，磊落凝重。而這正是展覽需要釐清的另一個方面——“吳門前淵”的概念。吳門畫派，是中國明代中期的繪畫派別，一般認為興於沈周，成於文徵明。
勇立潮頭圖
經過凌利中的發現與考證，門口的海報所屬的是上海嘉定畫家馬愈作品《畿甸觀風圖》區域性，“嘉定自古文脈昌盛，其中馬軾是明初著名宮廷畫家，馬愈為馬軾之子，與吳門畫派之首沈周祖孫三世交往，詩畫倡和極密，馬愈對沈周的直接影響，完全可以歸入吳門畫派‘先驅’之一。”
題跋合頁與中西交融
在展覽近現代部分呈現的印度詩人泰戈爾贈徐志摩山水陸小曼題跋合頁顯示了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我們學西畫，外國藝術也在學我們，在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筆。”凌利中說。
展覽海報
泰戈爾曾經三次訪問中國，三次都曾到上海，接待他的人裡均有徐志摩，兩位詩人也因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徐志摩家中，泰戈爾與徐志摩討論中國毛筆的好處，初次試用，詩人一時興起用中國毛筆簡繪一小山送給徐志摩夫婦。乍一看，泰戈爾所繪的山頭與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中的區域性頗有相似之處。同時，詩人用毛筆在畫上題詩，陸小曼在冊頁上題字：“這張畫是泰戈爾在一九二七年第二次到中國來的時候住在我家，有一天飯後同志摩閒談，說起中國筆的好處，所以他拿起筆來，初次試用，隨意畫了一張作為紀念的小品送給我們。事隔多年，許多其他的紀念品都遺失了，只尋到這一張，真是遺憾。一九五八年，陸小曼又記。”（新民晚報記者 徐翌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