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武漢、南京的某些過往，就是安慶的現在。
文 圖 | 趙景宜
在盛夏到來之前，我第一次來到安慶，呆了一週。如同往常一樣，旅行的尾聲我總會感到乏味。而當我離開，卻發現自己有些喜歡上這裡了，希望能馬上再回去。新鮮和乏味，像是兩個捉迷藏的小朋友，在旅途中隨時出現。
從武漢到安慶沒有直達的火車，我坐上大巴，它緩慢行駛，公路沿著長江前行，或一度遠離，路程六小時。鄂州、黃石、武穴、黃梅、宿松、太湖縣........大巴頻繁地停靠在高速公路服務站，一些乘客茫然下車，售票員語氣輕快。
車內冷氣充足，但我還是明顯地感到了夏天的到來。隔著窗戶，從午後到入夜，我看到高速公路、縣道外的村莊、小鎮的風景……久居都市，我想到了異鄉。車到終點站時是晚上九點多，周圍的人很少，騎著電動車問你要不要住宿的當地人，顯得很安閒。他的詢問只是一種例行工作，不像有某種迫切的生存壓力，“要住店嗎？”
一輛黑色轎車，這時從我眼前快速駛過。年輕的司機留著平頭，精瘦的上身裸露著。這讓我想起2000年的武漢：在夏夜的街頭，男人們打著赤膊，肩上或手上並沒有襯衣，他只是剛從悶熱的家中出來，去一個不遠的地方。人們不會招惹這種人，尤其是那些身上有著明顯疤痕的。裸露的上身散發著年輕的荷爾蒙，也代表他就住在附近，哥們兒也離這不遠。那時的武漢街頭能見到不少小型鬥毆，幾個人圍攻倒地求饒的可憐人，常要見血。路邊有廢棄的針管，吸食毒品的大多是國企工人的二代，或者“去江灘酒吧”、剛“下海”開商鋪的年輕人。非法的大小賭場，藏在城中村的民房裡，有的乾脆擺在露天街角。我不止一次從樓下看到，幾個警察慢悠悠地跑來，擺著雙臂，最後旋翻桌子，而賭客們卻早已從另一個出口逃走。像是一場預謀和表演。
這些事情好像發生在昨天。
安慶卻很安靜，連路人也不多，體會不到什麼躁動。出乎意料的是，這裡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老城區的街區似乎比武昌還要大。馬路都不寬，連線著許多地圖上都沒顯示名字的有深有淺、曲直不一的巷弄，地勢也起起伏伏——往江面走、往上走、往下走，有一種步入城市迷宮的感覺。
安慶像是停留在1990年代或者更遠的歷史中。不遠的街區有1860年代太平天國的英王府、民國時期陳獨秀與高君曼住的民國洋樓、建於明成化五年的南關清真寺……大多數老建築已經拆掉，換成南方城市常有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居民單元樓。我住在人民路步行街的中心、勸業場的錦江之星。這個“老派”的商務酒店建於2007年，很多人在點評中留言“其設施老舊”，但樓高十幾層，算是附近很少見的高層建築。而安慶老城區，則如棋盤一般，尺度佷大。
這種反差讓我迷惑，我在安慶的旅行也由此開始。
油炸、餛飩與“水雞兒”
安慶人喜歡吃牛肉拉麵。這大概和大南門回族社群有關，明清時，大量回族人遷徙到安徽。位於玉琳路布市的金回回牛肉麵館，很受當地人讚譽。它在巷子內，但店外擺了好幾張桌子，從清晨六點，一直賣到晚上八點半。我點了一碗紅燒牛肉麵，店家聽出我的外地口音，好心提醒道：“不來一碗牛胸骨面嗎？這是招牌。”
夜深時，馬路上談不上熱鬧，也並不冷清，飲食店還在營業，很多在凌晨兩點才關門。除了龍蝦店、炒麵攤子，最多的還是油炸店。這是近二十年很流行的小吃，冷櫃裡的食物和冷鍋串串類似，能找到當地豆製品、乾魚等食物。選好了放鐵盤內，老闆統統扔進油鍋裡炸，再淋上帶有白砂糖的辣醬。我很熟悉“安慶油炸”，武漢管它叫“炸炸”。這種小吃最先在武漢鋼鐵廠所在的青山區出現，也在那一帶流行。一般認為，工人集中的區域，更容易“發明”油重、味鹹的吃食，比如瀋陽的雞架。
安慶在清代咸豐年間就有了近代軍械所，建造了我國第一臺機動船，很多近代工業在此興起。但這都是歷史，過去的體力勞動者多為碼頭工人、批發市場和商鋪的個體戶、夥計們。最有名的安慶餛飩，就和碼頭有關。據說這種皮薄、個小的餛飩，興起於清朝光緒年間。小販們挑著板凳，活躍在小南門一帶，這裡挨著長江。今天的小南門，在沿江中路上，靠著七號碼頭。每天只有幾班開往長江另一邊大渡口鎮的汽渡，不再有繁忙景象。
公平地說，比起長沙、重慶、南京等地，安慶的街頭小吃並不豐富。但日落時分，我喜歡在路上散步，看當地人在餐廳外沿街擺桌吃飯，他們交談很自在。有的拖家帶口，也有剛戀愛的情侶，或幾個朋友結伴。他們好像很久沒在家吃飯了，更享受這種在馬路上消磨的時光。
若要用上海話形容安慶人的個性，可能會是“不響”。安慶人不太會和陌生人聊天，尤其是馬路上的搭訕，但他們又不算冷漠。走近店內，店主一般不主動招呼，你有問題要問，可能得等一會兒才有人應聲，店主們像是沉浸在自我的事務中。我進到一家熱鬧的小餐館，問能否一個人就餐，老闆想了想說，“對不起，我們太忙了。”。
當地的餐飲業很活躍，但似乎主要面向本地的街坊。幾乎所有飯店，都採取大排檔的形式，沒有選單，看食材點“菜”，這在其他城市很少見。如果你初次來這裡，除了需要事前詢問菜的價格，還得對著冰櫃裡的豬排骨、肥腸、時蔬、各種河鮮，想象出它的成品，並思考要選的口味。
街坊們就不一樣了，他們心中有自己心儀的餐館，大多是夫妻店，也知曉廚師擅長的風格、招牌菜。坐進店內，不需要看冰櫃，直接點菜。如果需要的食材沒有，而店主又不忙，他會直接去菜市場的檔口購買，現殺現做。
“安慶人有很強的城堡意識，過去有排斥鄉下人的情緒，不怎麼想和周邊縣城的人來往。” 在咖啡店，我見到了汪軍。他研究了十幾年的安慶曆史，著有《記憶場》、《皖江文化與近世中國》等書。對於我的疑問，他想了想，繼續說道：“安慶就像是一個文化孤島，非常封閉，但也非常精緻。”
“來了安慶，你是不是覺得有些熟悉？” 汪軍問我。
“是的，走在馬路上，有一些司門口的感覺。”
1980年代，在經濟、地理上有些邊緣的安慶，一度隨著長江航運和小商品交易市場而興起。但在工業社會，水運註定日漸邊緣化。追趕了十多年後，安慶最終還是沉寂下來。
“武漢人、重慶人，包括南京等下江人，來了安慶後，總說有些似曾相識。” 汪軍說起這些時，語帶惋惜。他認為，抗戰勝利後，安徽省會遷往合肥，安慶就幾乎沒有繼續擴張了。“正是因為它發展得很慢，儲存的東西和記憶也更久，還留有晚進的碼頭城市的感覺。重慶、南京、武漢，早就日新月異。他們的某些過往，就是安慶的現在。”
在安慶沿江的街區，常能看到文革遺留的痕跡，例如印有“毛澤東萬歲”的老水塔，附近的建設路還開有“除四害經銷處”，只是麻雀不在其中。在我的感覺中，這裡更多還是市場經濟初期的味道，不少居民樓要走“回形樓梯”到家中，因為前兩層開了商鋪。1988年，安慶還重建了樅陽門，把它作為了小商品交易市場，現在看來這裡也顯得老舊。
城西的大王廟街，過去在城門外，是靠水運的興起而形成的熱鬧街區。清末之後，一度繁忙的長江內河航運、漁業取代了漕運的位置，街市的熱鬧延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今天，大王廟街已經整體騰退，不再有人居住，不遠處有巨大的石化廠，很顯眼。
離開大王廟後，我走進“城門”，在大觀亭街散步。大大小小的店鋪延伸到馬路邊，加上席地而坐的攤販，這裡成了露天的馬路菜市場。調料品、活雞、鵪鶉，藕帶等當季食材，甚至還能看到裝在網袋裡，蹦蹦跳跳的青蛙，安慶人管它叫“水雞兒”。武漢人習慣叫“蝌媽”。2000年後，想吃的人要專門去找熟悉的餐館，“水雞兒”後來慢慢消失於武漢菜市場。
大排檔飯館
安慶的路邊小飯館
太平天國與郁達夫
很少人會想到，安徽省的名字，取自安慶、徽州兩府。1667年，江南省分為江蘇省、安徽省，安慶成為省城，一直到抗日戰爭。
安慶築城在南宋，到了明朝開始繁榮起來。朱棣將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後，運河上的漕運成為經濟的重脈。安慶地處長江與皖河的交匯處，內河上游的懷寧縣、潛山縣、太湖縣，將大量米、絲布、銀兩先運到安慶，在走長江水路到揚州，最後透過大運河抵達通州。漕運的興盛，帶動了水路，也富裕了沿途的渡口城市。
談到安慶的衰落，汪軍認為有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長達十多年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及1938年6月12日日軍在大王廟的登陸。隨著安慶的淪陷，省城最終遷往合肥。這一變化導致安慶從中心到邊緣，淪為長江沿岸的地方城市。
1851年，洪秀全、楊秀清等人從廣西金田村發動武裝起義，兩年後定都南京。此後，太平天國率千餘艘戰船，從長江出發，攻下安慶、九江、武昌等地。數十年內，清軍與太平天國在安徽南部和江蘇等地展開密集的拉鋸戰。曾國藩在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和太平天國一樣，清軍也有多次屠城的記錄。
“過去安慶府和徽州府，包括桐城縣，科舉中考取舉人、進士的人數在全省遙遙領先。在太平天國之前，安慶府的人口已經達到600萬，比現在的人還多。但十多年後，安慶只剩一百多萬人了。同皖南其他地方相比，安慶留下的人還算多的。徽州、廣德、寧國，都沒剩什麼人了。在晚清以前，宣城人都是講吳語的，後來方言就變成了江淮官話。”
“日本人把安慶變成了軍事基地，拆了很多老房子，對城市文脈的破壞力遠大於太平天國。解放後，省會正式選在了合肥，過去皖北是很落後的地方，得舉全省之力去建設。安慶的工廠、大學、商業人才就這樣流失了，全部都搞空了。“
“（省會）最後走掉了，並不是地理區位的原因。” 汪軍認為，比起合肥等地，安慶有更好的城市基礎。最後選擇了合肥，更像是一種偶然的決定。“省會換來換去的地方，包括河北省、廣西，最後經濟都沒搞好。”
但也有一種聲音認為，安慶在地緣上弱勢，失去省會是必然的。安徽在建省100多年內，主管財政的布政使一直在南京辦公。很大原因在於，安慶到皖北要穿過山嶺，走水路，要先抵達南京，才能從支流進入。一直以來，南京比安慶能更快地到達安徽大多數地方。1911年，天津開往南京的鐵路建成，斜穿了半個安徽。1930年，安徽再添兩條鐵路，途徑合肥、蕪湖。它們剛好避開了省城安慶，也埋下了安慶落寞的伏筆。
每天起床後，汪軍會在電腦上看《皖報》，在文獻資料庫中搜索“安慶”，他想要在歷史的縫隙中找到一些細節。1934年，《皖報》在安慶出版，因為抗日戰爭，報社也一度流亡，辦公地到過六安、金寨、合肥等，1949年4月停刊。“民國時的報紙很有意思，同一版面，會刊登新人結婚的廣告，也可能有兇殺案之類的重大社會新聞。”
在研究安慶曆史外，汪軍也是一名小說家，他的中篇小說《歸羊》，試圖回到郁達夫筆下的安慶。1922年，郁達夫來到安慶時，已出版了轟動一時的小說集《沉淪》。那時他很年輕，剛開始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教授英文。郁達夫寫過三篇以安慶為背景的小說：《茫茫夜》、《秋柳》、《迷羊》。當年的安慶，街巷、妓院、戲樓、茶館，在虛構或真實的情感故事中展開。
“在日本，他過得很辛苦，也沒多少錢，一些慾望得不到滿足。看他的小說也知道，很壓抑、苦悶，還被歧視。日本回來後，從上海乘船到安慶，郁達夫剛二十五歲。當了大學老師，很受尊重，薪水也很高。他可能會感到，人生再過一個比較美好的時光。”
1929年，郁達夫最後一次來安慶工作，擔任省立安徽大學的中文系教授。汪軍寫的小說《歸羊》以這一次郁達夫的創作與遊歷作為背景。
“於質夫乘坐江安輪溯江而上，兩天兩夜抵達A城招商局碼頭。岸上人聲喧鬧，他沒怎麼停留，從大南門進城。進入城門後，他拾級而上，到了登雲坡頂端，經過藥王廟、城隍廟，穿過四牌樓、三牌樓，這時A城最繁華的地段，也是他熟悉的地方。”
那也是安慶的黃金歲月，水運帶來的繁華在1930年代達到頂峰。當年，大量的貨品和人透過長江，進入到中國腹地，城市被碼頭所擴大。汪軍又惋惜地表示，“1938年之後，（安慶）持續的衰落，再沒有恢復起來。”
“直到現在，安慶人對長江有著很深的回憶。我們年輕的時候，對安徽的其他城市不感興趣，只對長江流域的城市感興趣，上游是九江、武漢，下游能去到南京、上海。” 生於1970年代的汪軍，小時候就和父母坐過船去過上海，但記憶已經很模糊了。“但安慶人還是最崇拜上海，當時人們結婚，要專門做船去上海的王開照相館，拍婚紗照。”
在成年後，他常搭輪船離開安慶。“我們很習慣坐船了。如果要去廣州，要先搭船去武漢，再轉火車。去北京的話，就搭船到南京。出門要靠船，這邊的火車不太發達。”
一直到1995年，安慶才有了火車站，而這時，水運的繁華時代早已結束。
大王廟街
大南門附近的長江邊
懷寧：陳獨秀與海子
6月5日中午，我在沒有光線的酒店房間中醒來。明天就要離開了，我不想去什麼地方逛，猶豫著下午就呆在附近的咖啡店，還是坐很長的跨城公交，去海子的故居。這個時間出發，很可能趕不上回程的公交車。
從火車站去海子的村莊，大約三十多公里，可以做快1線，沿途經過38個站，一小時後到達。上了公交車，半天沒刷上卡，司機提醒我要換成懷寧縣的電子卡。那時的我還不知道，酒店樓下發生了無差別殺人案。
懷寧縣屬於安慶市，建縣的歷史能追溯到1600年。二十世紀初，鄧稼先、陳獨秀在這裡出生。六歲時，喪父的陳獨秀跟隨祖父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經》，後跟隨中過秀才的兄長讀書，一直到十七歲，但他很厭煩八股文。
1896年，甲午戰爭結束後的第一年，陳獨秀為了敷衍母親，參加了縣考。最後的院試，考題出自孟子的《寡人之於國也》的“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不可勝用”。陳獨秀感到無聊，惡作劇般的使用《康熙字典》中所習的冷僻字與典故，寫了篇文章。以此，他考中了秀才，拿到了第一名。
第二年，陳獨秀和大哥等人初次出門，坐船去南京參加江南鄉試，考中者能中舉人。雖然落榜，但他在南京讀到《時務報》，梁啟超讓他很受震撼，日後也開始和安慶府的維新人士保持著聯絡。第一次出遠門，陳獨秀如此寫下他的見聞：
一到南京，看見儀鳳門那樣高大的城門，真是鄉下佬上街，大開眼界。往日以為可以驕傲的省城——周圍九里十三步的安慶城，此時在我的腦中陡然變成一個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驢子背上，一路幻想著，南京城內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華美麗，又幻想著上海的城門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為曾聽人說上海比南京還要熱鬧多少倍。進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幾條大街道之平闊，誠然比起安慶來在天上，然而房、屋卻和安慶一樣的矮小破爛，城北一帶的荒涼，也和安慶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個“大”。
如果說安慶留給人的印象是90年代的碼頭城市，那麼，懷寧縣更像是80年代的小鎮。新安路13號的懷寧種子公司，開了三十來年，三層樓建築的看起來老舊，外立面都有些破碎。門店內擺有安徽產、山東產的蔬果種子，還有本地的蘿蔔菜、辣椒種子，時不時有著村民騎著電動車來光顧。
往西走是第二農貿市場，這裡能買到黃山的茶、拖鞋、電風扇、竹編的扇與草帽等百貨，街上的乾貨很豐富、內陸特色，一排大小、粗細不一的乾魚、蝦。一整張燻豬臉更為顯眼，買下來只需六十多元，現在豬肉便宜了。周圍的民宅大多是臨街的獨門獨戶，夏天時他們常會開啟門消暑，不在乎路人會看到客廳。我猜想懷寧人重感情，也很思舊。人們在屋裡閒坐，或打麻將、圍在一起吃飯，牆上大多掛著毛澤東畫像，或者親人的遺像。
我叫了一輛網約車，去海子的村莊，約五公里，離縣城很近。在車上就能看到建在省道旁的查式祠堂。海子出生的查灣村，約有1700多人。據說查姓是齊國的一個封姓，現在分佈在全國各地，約有68萬人，但大多數在安徽、江蘇生活。
在入口，除了顯眼的村部建築，一切靜悄悄的，沒見到“海子故居”之類的招牌。稍往裡走，我看到了海子的雕像，地上有參觀者帶來的一盆鮮花。海子紀念館裡展示了海子兒童、少年時代在懷寧、青年時在北京的物件。還有從家中帶去大學的棉被、教書時買的淡黃色夾克衣。
館員是海子的弟媳婦，她就住在村子裡。她告訴我，海子的三個弟弟，一個在縣城工作，另外兩個弟弟過去在西安、北京打工。2017年，縣政府出資的紀念館建成後，他們搬回了老家。“我沒有見過海子，過去讀過他的詩，在懷寧只要念過書的，幾乎都會讀海子。”
海子故居是一個三開間的徽式民房，現在只有海子的母親住在那，父親在數年前去世了。海子的父親查正全是個裁縫，對兒女很嚴厲，他一直對海子的死很自責。1989年2月，在家中過春節的海子，提出想辭掉政法大學的教職，去海南辦報紙。父親堅決地否定並訓斥了他，大發脾氣。當地媒體《新安晚報》曾採訪過查正全。查正全說，“他喜歡到報社工作，當時我覺得不如當大學老師，狠狠地罵了他一頓。現在想想不如讓他去，也許他現在還活著。”
實際上，沒有人知道海子為什麼會死，這也不需要去追問。人們可惜的是，他生前默默無聞，死後才獲得了名聲。他很年輕，對於一個書寫者來說，職業生涯也許才剛開始。
海子的母親操採菊，很高興見到來訪者。她時不時問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點西瓜？當她知道，我平日也會寫些隨筆時，便問我多少歲了。我答道26歲。她微笑地看著我，沒有再說什麼。在兒子去世後，操採菊開始閱讀海子的詩。一度不顧家人反對，呆在海子的墓地上讀。這些年，她也常參加紀念海子的活動，2019年，她去過德令哈。剛上臺讀詩，就出現了高原反應，組織者趕快把她送往西寧。
“媽媽又坐在家鄉的矮凳子上想我／那一隻凳子彷彿是我積雪的屋頂……”
這是操採菊最喜歡的一首詩。我不由想到，海子去世至今的時間，已超過了他活著的時間，而他的父母一直在某種回憶中。我問到海子的弟媳，“每年這麼多人來參觀，會不會讓海子的父母更傷心？”
“難免會這樣。” 她想了想，繼續說，“有人專門來這，對於家人來說也是一種驕傲。”
傍晚時，我在海子故居的書房，獨自呆了很久。他的家人借了一支筆給我，用來抄寫感興趣的書目。海子沒有用過這間書房。1989年，北京寄來了26箱書到縣城，海子父親找車拖了回來。此後家中出現過不速之客，稱是海子的朋友，想寫本海子的書，住在了家中。在兩個老人種地時，這些藏書被偷偷拿走，從高河郵局中寄走。
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很多次，加上蟲蛀鼠咬，書籍損壞很多，藏書目前僅有700餘冊。瀏覽這些書櫃，能看出海子對黑格爾、歌德很感興趣。他的閱讀很廣泛，包括不少工具書。在文學作品中，小說更多，而不是詩歌。
我試著去找郁達夫，但沒有收穫。大多是從莎士比亞到托爾斯泰、勞倫斯、哈代、亨利·詹姆斯這樣的經典文學。印象很深的是，唯一的一本三島由紀夫著作，不是《金閣寺》、《天人五衰》，而是《愛的飢渴》。我驚訝的是，他也讀過法國新小說，這種風格很晚才被中文讀者閱讀，他看的是羅伯特·格里耶的《嫉妒》。
海子寫過一些短篇小說，也許，他也有成為小說家的企圖。但我們更多隻能在他的詩中，尋找這種可能性。在天黑前，我離開了他的家。
懷寧農貿市場
海子的書
兇案與扭打的女人
我在海子的家呆了很久，並不擔心錯過末班車，是因為在這偶遇從武漢來的朋友。我們都覺得這樣的偶遇很難得。在回程的路上，他們的朋友也剛好來到安慶，決定一起吃飯。
偶遇的朋友是“蜘蛛猴麵包”，還有百草園書店一行。請客的是書店讀者，這幾個中年人選了一家在當地很豪華的酒店。酒店在安慶東邊的新城區，包間帶有獨立衛生間、有專門上菜通道。他們剛從上海辦完事回武漢，沿途邊走邊玩，看起來世故、聰明，但又很有趣。飯桌上，他們不斷用武漢話討論起范仲淹，黃梅戲的起源在湖北還是安徽，以及某某歷史人物、某地風土人情。
那時，我們才知道下午發生的案件。據媒體報道，當天下午16時27分，110報警服務檯接報，一男子在安慶市迎江區人民路商業步行街持刀傷人。事發後，20名受傷人員中，6人遇難。“經調查，犯罪嫌疑人吳某，男，25歲，安慶市懷寧縣人，無業，因家庭不順悲觀厭世而洩憤行兇。”
我向在座的人問道：如果這類的事情變多了後，普通人要怎麼保護自己？坐主賓的中年人，用武漢話嚴肅地說道，“普通人要想保護自己，先要從關心他人開始，不忽視他人的痛苦……”
坦白說，我是一個頓感很強的人，難以透過新聞和他人的講述，對一件事感同身受。哪怕這些無辜死去、受傷的人，就在幾小時前，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我當然也知道，如果沒臨時起意去了懷寧縣，我可能也是受傷者。但這些並不讓我後怕，或讓我的同情變得更具體。不過，第二天下午，去火車站之前，我回酒店拿行李，經過了人民路步行街。
人們圍在勸業場的花壇旁。路人告訴我，獻花從清晨開始。市民們排著隊，秩序井然，志願者會告訴獻花的人不要踏上臺階。也許是擔心危險，也許是他們把花壇的石階當成了逝者墓碑的一部分，不踩踏是出於對逝者的尊重。來獻花的人，有老人、年輕人，小孩。也有路人小聲告訴同伴，“一會兒，我們買花過來。”
有些獻花的人，像是參加親人的葬禮一般，在放下花後，對著花壇鞠躬，用手作三拜禮。那時，我感到很難過，瞭解到人的意外離去，是非常具體、非常悲傷的事情。
安慶，有著沉靜的力量，但又給我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那些天，我去安慶是為了尋找一個消失的漁村，那些漁民大多是在幾十年前，從江蘇北部逃荒而來。因為棚戶區改造，那片村子已經變成了“長江沙漠州公園”。只能找到零碎的，還沒拆掉的房子，還有成群的野狗。
在一片池塘，我看到兩個扭打的女人。騎在對方身上的五十多歲女人，要我電話報警。我們等了快一小時，因為轄區歸屬問題，派出所推拖過好幾次後，才等到他們。這個短髮的中年女人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看起來單薄，露出笑臉。我第一反應是，那口牙齒看上去再過十多年後，就會脫落。
不到二十平米的無主之地，她們都想來種玉米。要我報警的女人，並不住在這裡，“姐姐住在附近，她先種的地”。為此，那個頭髮已禿、年齡快70的本地女人很不滿意，見她來就會怒罵，這一次對罵中，拿起木棍打她。
當我走出“沙漠州”時，調解似乎結束了。她騎著腳踏車在我身旁停下，又一次反覆感謝我的幫助——願意報警，並一直等來警察才離開。我們簡單聊天，知道她離異多年，和三十多歲、還沒結婚暫時失業的兒子一起生活。她有五片“田”，主要是想打發時間。我們分別後，她又一次笑了，感謝我的幫助。我感覺，一個小小的舉動，都讓她非常感動。也許是她目前的人生中，少有人為她出過頭。
我本來計劃搭飛機離開。安慶每天都有一班直達北京的飛機。前序航班是，三亞飛往安慶。那天海南有雷暴，航班因而被取消。看了天氣預報，我發現三亞還要下一週的雨，我決定先坐火車到合肥，再搭高鐵回北京。
沿路上的風景，房子並不多，都是荒野或田地，看起來和海子的村莊一樣美。但當我看到一座孤零零的墓地時，才意識到，也許有很多我們無法理解的緘默。
在網上，我發了一組獻花的現場照片。很多人留言和轉發，一個安慶人告訴我，“以往的這個下午，人們都是去迎江寺的，明天就高考了。”
——完——
作者趙景宜，小說愛好者，長期出差在北京。關心變化中的事物，以及不同人在時代之中的具體處境。
題圖，安慶大南門附近的長江岸邊，常有市民來這裡洗衣服。
題圖及文內圖攝影：趙景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