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的“刺桐印象”
元朝初年，馬可·波羅遊歷了泉州，透過遊記，把“刺桐印象”帶回了歐洲。
他寫道 ：“刺桐城的沿海有一個港口，船舶往來如織，裝載著各種商品，駛往蠻子省的各地出售。這裡的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運往亞歷山大港以供應西方各地所需的數量卻微乎其微，恐怕還不到百分之一。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
除了港口規模之宏大，馬可波羅還在泉州一帶，看到了一幅那個時代的國際化圖景。
德化的瓷器正在按照國外的訂單成批地生產，它們物美價廉，用一個威尼斯銀幣就能買到8個瓷杯；埃及人帶來了白糖生產技術，使得永春成為了一個熱鬧的糖業中心；在泉州的街市上，文身師技藝精湛，有許多人特意從印度來到這裡文身。
《馬可·波羅遊記》，馬可·波羅 著，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2年3月。
在馬可·波羅之後的幾十年裡，來到泉州的，還有同為旅行家的伊本·白圖泰，以及羅馬教皇派遣到泉州的主教安德烈·佩魯賈。
伊本·白圖泰寫道：“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可以說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內有百條大船，至於小船，可謂多得不可勝數。”
他還在印度洋沿岸發現，來來往往的多數是中國船隻，其中有些大型中國海船高達4層，在船上工作的海員多達上千人。這些大海船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泉州製造並出洋的。
安德烈·佩魯賈在寄回歐洲的信裡，由於身份的原因，著重提及了當時泉州的宗教情形。他寫道，一個富有的亞美尼亞婦人，在刺桐城裡捐資修建了一座大教堂，還捐資維持教堂的開支。他說，他作為傳教士，可以在這裡自由傳道，這座城市裡還居住著來自世界其他各國的僑民，他們都有著自己的信仰，比如有不少猶太人生活在泉州，他們一直信仰著猶太教。
與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不同，安德烈·佩魯賈不是這座城市的過客。
1332年，安德烈·佩魯賈在泉州去世並葬在泉州。他的墓碑如今儲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並曾在1992年的義大利熱那亞世博會上展出。
曾有一個“泉州時代”
馬可·波羅等人，是在泉州港的鼎盛時代來到這座港市的。
由於泉州在宋元時期的重要性，研究中國海洋史的臺灣學者李東華，以“泉州時代”，來指代中國宋元時期的海外交通史。
1087年，可以說是這一時代的開端。這一年，北宋在泉州設立了管理海洋貿易的機構市舶司，相當於現代的海關。
這標誌著泉州成為了當時中國最為重要的海港之一，也是它走向極盛的轉折點。
在什麼時候泉州超過了廣州，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關於這一點，學術界一直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北宋末年，泉州港的貿易量已經和廣州港不相上下，而完全取代廣州港成為全國最大港口，則是在宋末元初；第二種說法認為，到南宋初年，泉州港的貿易量才與廣州相當，到了元代，泉州港才超過廣州港，成為中國第一大港。
以上兩種說法，雖在泉州港取代廣州港的時間點上存在差異，但都認為泉州港在宋元時代的中國，是最具代表的海港。
而且，泉州港在這一時期的崛起，其意義不亞於港口之間的地位更替。
《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美] 斯塔夫裡阿諾斯 著，吳象嬰 / 梁赤民 / 董書慧 / 王昶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2月。
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寫道：“宋朝期間，中國人在造船業和航海業上取得巨大的進步，12世紀末，開始取代穆斯林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海上優勢。蒙古人征服中國，建立元朝後，中國的船隻體積最大，裝備最佳；中國商人遍佈東南亞及印度港口……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情況也值得注意，它表明這一時間，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居主導地位。”
泉州港既然在這麼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躍居中國最大港的地位，那麼它在世界性海上貿易圈的樞紐地位顯而易見。因此，當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見到泉州港時，無怪乎他們發出那樣的驚歎。
通常來說，一個海港要成為超級貿易樞紐，往往需要廣闊的腹地作為支撐，比如秦漢以來的廣州港，又比如在近代崛起的上海港，它們都有著巨大的輻射範圍。
相較之下，泉州港的崛起，像是一個奇蹟。它是如何在宋元時期成為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呢？
在中國的古港中，泉州港其實是一個後起之秀。在南朝梁代之前，泉州港不見於史籍記載。在秦漢時期，今泉州一帶甚至是中原人士眼中的蠻荒之地。
而且，開啟地圖，我們就可以發現，福建三面環山，一面向海。這種地理特徵，使得福建在現代鐵路、公路興建之前，與各地的交通都極為不便。這也導致，在中國的各個省份中，福建是開發很晚的一個。
一直到晉代，由於中原戰亂，衣冠南渡，福建才迎來第一次移民高峰。在此之前，秦統一中國時，秦軍並沒有進入福建，秦始皇只是在今福建一帶設立了名義上的閩中郡，不是指派郡守治理而是由當地的部族首領繼續治理。漢武帝時，朝廷指派的軍隊第一次進入了福建，但漢武帝的做法是“處其眾江淮之間而虛其地”。這就使得，福建曾長期遊離於外，漢人對福建的開發，不僅晚於今遼寧、兩廣，甚至晚於大西南的雲南和大西北的新疆。
唐末至五代，由於北方的戰亂，福建迎來了第二次移民高峰。人口的激增，以及相對安定的環境，使得福建後來居上，泉州也開始成為一處重要的海港。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前館長王連茂認為，對泉州而言，公元10世紀可以說是一個“吉祥的世紀”。在這一時期，北方雖戰亂頻仍，但泉州成功地透過海外貿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泉州港的崛起，與那時中國經濟版圖從北到南的整體位移這一趨勢，是一致的。
北宋時，朝廷設市舶司於泉州，可以說是對泉州港貿易地位的追認。
如果僅僅得益於這個整體環境的變化，泉州尚不足以成為中國第一大港。畢竟，這種整體環境的變化，同樣會影響廣州等港口。
靖康之難後，宋室南渡。失去了大片疆土後，宋室也失去了大量的稅收，急需透過海稅來彌補虧空。如宋高宗趙構所言：“市舶之利，頗助國用。”
在這種情況下，南宋朝廷開始著力提升泉州港的重要性。它被選中的的一大原因在於，泉州恰好處於南宋海岸線的中間位置，距離杭州比廣州近，距離前來貿易的阿拉伯商人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商人，又較寧波為近。
泉州港也滿足了南宋朝廷的期望。在宋高宗紹興年間，泉州市舶司的稅收增加了5倍，達到每年近百萬緡，佔到了南宋朝廷年財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這是屬於泉州港的高光時期，也是屬於整個福建的一個繁盛時代。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冀朝鼎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6月。
經濟學家冀朝鼎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一書中統計，在兩宋時期，浙江一帶興修水利302次,廣東為44次, 福建則多達402次。在農業這個基礎之上，那時的福建，是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以及茶業、瓷業、冶煉業和造船業等多個產業的中心。
在文教方面，那時的福建也一枝獨秀。理學的集大成者朱子出生在福建，治學、講學在福建，另據美國漢學家賈志揚（John W.Chaffee）統計，兩宋進士共有28933名，其中福建路（今福建）的進士為7144名，約佔全國總數的24.7%。這一數字，遠超排名第二的浙東路（今浙江大部）4858名，以及排名第三的江南西路（今江西）3861名。
不過，在繁盛的另一面，則是沉重的稅負、勞役帶給民眾的巨大壓力。兩宋時期，福建官員多次向朝廷報告一個現象，由於在稅負、勞役之下無力養育子女，福建民眾“生子多不舉”，也就是在生下孩子後溺嬰、棄嬰。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朝廷下詔: “福建路有貧乏之家生子者，許經所屬具陳，委自長官驗實，每生一子, 給常平米一石、錢一貫, 助其養助。”意思是說，朝廷開始發放生育津貼，以應對頻發的人倫慘劇。
宋末元初，泉州港雖經歷了戰亂，但得益於元代對海外貿易的鼓勵，泉州港不但從戰亂中恢復，而且保持了繁盛之勢。
到了明初，泉州港迎來了致命一擊。
明太祖朱元璋厲行海禁，他認為：“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啟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
海路就此閉門，泉州港也在日復一日的淤塞中，徹底地從歷史中消失了。
泉南佛國”石刻（《刺桐城：濱海中國的地方與世界》作者王銘銘攝於2004年）
重新發現“刺桐港”
當泉州港退場的時候，它在歐洲卻成了一個傳奇。
大航海家哥倫布曾經很認真地研讀了《馬可·波羅遊記》。去繁華的“刺桐港”帶回財富，是他遠航的一大動力。結果是他發現了美洲卻誤以為就要到泉州了，而且寫下日記：“很肯定，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大陸了，離刺桐和京師一百里格（注：一種長度單位，約為5.556千米）上下。”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說：“16世紀流行的這樣一個詞可以讓人記起刺桐曾經的輝煌：第一時期的西南季風當時被稱為mavsin-i（Zăītūnī），即‘刺桐季風’。”
在15世紀、16世紀之交開啟的大航海時代，掀起了第一場全球化的浪潮。明末，朝廷迫於時勢，開放了位於漳州九龍江入海口內的月港，此後由於月港灣多水淺等原因，位於九龍江入海口外的廈門港迅速崛起，成為福建最大的海港。來自美洲的白銀，如流水一樣透過月港、廈門港湧入中國，大量的中國絲綢和瓷器，從月港、廈門港運往東南亞再轉運到歐洲，在歐洲引起了一場長達百年的“中國熱”。
但是，明清兩代，在五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失去了“東方大港”地位的泉州港，往日光輝也逐漸無人提起，甚至，它被人們普遍地遺忘了。
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歐洲學術界圍繞一個話題爭論不休：“刺桐港”在哪裡？
這時，馬可·波羅筆下那個富庶、美麗、如神話般存在的“刺桐港”，已經成了一個謎。
很多學者以極大的興趣和熱情投入這場論爭。有人認為，刺桐港指出的是泉州港；有人認為，應該指的是漳州月港，還有人認為，應該指的是揚州或者杭州。
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
一直到一百年前，謎底才得以揭開。
刺桐，泉州市的市花（圖片來自紀錄片《重返刺桐城》）
當時，日本學者桑原陟藏的名作《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之事蹟》問世。他採用註釋考證的方法，指出“Zaitun 為中國古時第一商港，而徵之漢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無一能及泉州。”
1926年，廈門大學的學者張星烺、陳萬里等人前往泉州，考察文物古蹟。他們均認同桑原陟藏的說法。
1935年，時任北平輔仁大學教授的漢學家艾克（G.EcKe），與時任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教授的漢學家戴密微（P.Demieville），合著了研究泉州開元寺東西塔的著作，題為《刺桐雙塔——中國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由哈佛大學列為“哈佛——燕京研究院專著系列”第2 卷出版。
1956年，可證明“刺桐港”即是泉州港的實物證據——艾哈瑪德墓碑在泉州被發現。墓主的孩子阿含抹用阿拉伯文清晰地記載，其父“死於艾哈瑪德家族母親的城市——刺桐”，顯示其先人娶了泉州女子為妻，並在泉州繁衍生息。至此，“刺桐港”在哪裡這一迷霧，徹底撥開了。
如今，刺桐樹在泉州里，處處可見，這是一種生長得十分熱烈的植物，花開似火，明豔動人。
作者 | 何書彬
編輯 | 李夏恩、申嬋、羅東
校對 | 陳荻雁
封面圖來自紀錄片《重返刺桐城》（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