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 圖片來自網路

在民國的軍閥中，奉系軍閥以綠林當家總是被輕視，但這僅是關內北洋軍閥們對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頭腦們的一種故意貶低，並不意味著奉系無人。

在奉系中，有一文一武，絕對稱得上是民國時期的人傑，文的是王永江，武的是郭松齡，這兩人的理財之道和軍需獨立措施，絕對稱得上是民國時期的兩大亮點，就連號稱為正統的中央軍蔣介石都為此讚歎不已。

在早期的民國軍閥派系中，以直系、皖系和奉系最為強盛，但三者又各有不同。

直系大多數人都出身於山東和河北一帶，可能是地域的關係吧，直系的人大多數都心直口快，說話辦事直來直去，每當遇到戰爭，總是直系在打前鋒，因此也就有了“直系炮筒子”之稱號。

皖系則不同，他們最擅長的是透過政治手段打擊對手來達成自己的目的，不到萬不得已不動手，即使動手也是儘量讓其他派人衝鋒在前，自己躲在幕後，最後再站出來收拾殘局，以達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從手腕來講，皖系無疑更加高明一些。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這種手段使用多了，就難免讓人覺得皖系陰險，不值得深交。

但不管怎麼說，直系和皖系都是北洋政府的分支或者繼承者，在講究正統的舊中國還算能被接受。

可奉系則又不同。

奉系的張作霖和以他為首腦的東三省各位頭頭腦腦們雖然也都算是北洋系統，但是他們的出身卻和直系、皖系截然不同。

直系的馮國璋、曹錕和皖系的段祺瑞都是袁世凱“小站練兵”時期的干將，都是出自正統的軍人，而張作霖和他的那些把兄弟們則都是出身綠林，大字不識幾個，而且做綠林做慣了，性格粗野，不守規矩，雖然受了招安進入了清朝軍隊，又在清朝滅亡後加入了北洋系統，但從根子上說，他們和出身於“小站練兵”時期的正統的北洋軍閥根本不是一路，在那些正統的北洋軍閥眼裡，並不是加入了北洋就是北洋的人，因為在當時，除了南方廣州國民政府之外，還有哪一支部隊不是北洋軍呢？

因此說，從張作霖進入北洋時期開始，他就因為出身問題受到了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大多數人的輕視。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袁世凱稱帝時，曾經大肆封賞部下諸將，像袁世凱的干將馮國璋、段祺瑞等人都受封為一等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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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的心腹，此時正在東北坐鎮的段芝貴也被封為一等公爵，而包括張作霖在內的幾乎所有以綠林起家的將領封爵最大也沒有超過子爵的。好在袁世凱也算看得起張作霖，他的爵位最高，那也不過是個二等子爵，把張作霖氣的跳腳大罵：我張作霖豈能為人子？

袁世凱死後，當政的皖系最為看重的是28師師長馮德麟，因為馮德麟好歹也是秀才出身，雖然後來以綠林進入軍界，但畢竟和張作霖等人不同，尚屬可以拉攏的物件。但是令他們沒想到的是，這位出身綠林的張作霖，雖然不學，但卻有術，幾個回合下來，馮德麟就被打成了光桿司令，灰溜溜地逃離了東北。

從此之後，張作霖手中擁有27、28師兩師兵權，已經成為了東北最大的軍閥，正式開始了統治東北的時期。

但需要承認的是，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們雖然對打打殺殺很在行，但對於如何治理地方卻是一竅不通。畢竟時代不同了，張作霖已經由過去的綠林草莽躍升為執掌東北生殺大權的大員了，再像過去那般隨心所欲行事，這片江山他也坐不住。

為此，張作霖也開始廣納人才，在這期間，有兩個人最為關鍵，正是這兩個人的兩項改良政策成為了奉系能夠在東北站穩腳跟和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王永江的理財之道

張作霖想要在東北站穩腳跟，軍隊是首要的因素。而要養兵，就需要花錢。可是奉天的財政此時已經是一塌糊塗，根本無力負擔龐大的軍費。兼之高階官員隱瞞大量的土地、農場、圍場、經商不納稅或少納稅，各級官吏又上下其手，層層扒皮。到了1920年，張作霖上任不過三年的時間，奉天的財政虧損就達到了1000餘萬銀元之巨，要是再這樣下去，張作霖這個奉天督軍恐怕也要做到頭了。

王永江 圖片來自網路

鉅額的財政赤字逼得張作霖實在是沒辦法了，只得再次找到了當年掛冠而去的王永江。

王永江，大連金州人，是一個醫學、易學、警政、財政幾乎全通的全才型人物，被近代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譽為近代“循良第一”。

早在1916年，王永江就曾經進入張作霖幕府，擔任過奉天省警務處處長兼瀋陽警察廳廳長一職。但由於和當時張作霖的得力干將53旅旅長湯玉麟發生了衝突，只得掛冠而去。

好在張作霖也算是慧眼識英，在平息了湯玉麟之亂後，又把王永江請了回來。不過這次，張作霖可是不敢讓王永江擔任警務處長了，而是任命王永江為財政廳長兼東三省官銀號督辦一職。這樣做的好處有二，一是可以發揮王永江的理財強項，把奉天的財政虧空彌縫一下，二是也把那些老兄弟們的嘴給堵死，也算是兩全其美了。

果然，王永江上任不過3年時間，不僅把原有的1000餘萬大洋虧空的窟窿給堵死了，還有額外盈餘。這下子，不僅張作霖喜出望外，張作霖那些把兄弟們也對他另眼看待，都覺得王永江是個真正的人才。從1920年開始，王永江才算是真正進入了奉系的核心圈，被這些綠林軍頭們真正接納。

其實，王永江的理財辦法並不僅僅是理財這麼簡單，而是透過理財來治理東三省的官場。

時人對王永江理財曾經有過一個精闢的評價：

“永江理財無他才，剔除中飽節冗費”。

到了1920年，張作霖從王永江的理財上嚐到了甜頭，對他也更加信任，就放手讓王永江做事。於是，王永江才開始在東北大力提倡開礦、興辦教育和各類實業。

可隨著奉天財政的好轉，張作霖的心思開始活泛起來。他不聽王永江的勸阻，在1922年和直系打了第一次直奉戰爭，可惜大敗虧輸，短短六天時間，奉軍就支出了軍費近800萬，王永江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那點錢被張作霖花的是一乾二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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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的吳佩孚也深知王永江對張作霖的重要性，因此，在藉著罷免張作霖的機會，任命王永江為內務部部長，調其赴京任職。這麼做的目的就是想要引起張作霖對王永江的猜忌，如果張作霖因猜忌王永江把他趕走，那正好到北京來為己所用；如果殺了，雖然可惜，但也可以起到摧毀奉系財政體系帶頭人的作用，也算是一箭雙鵰。

可是，吳佩孚的任命直接被王永江無視，而張作霖也知道這是吳佩孚的借刀殺人之計，不僅沒有猜忌王永江，反而對他更加重用。

1922年5月12日，張作霖宣佈東三省自治，任命王永江為奉天省省長。

王永江也不負所望，在他的治理下，奉天的經濟快速恢復，到了1923年底，奉天省的稅收達到了破天荒的3000餘萬銀元，財政結餘820萬元。

張作霖在這個基礎上快速擴軍，不僅擴大了陸軍的編制，使陸軍總人數達到了25萬，而且開始組建海軍和空軍。

勢力的快速擴張使得本就不甘於雌伏的張作霖再一次蠢蠢欲動起來。1924年10月，張作霖決定再次率奉軍入關，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

王永江雖然對張作霖挑起的第二次直奉大戰持反對態度，但他以為，只要是張作霖打敗了吳佩孚，佔領了平津地區報了一箭之仇就能停戰，然後繼續建設關內。可沒想到，張作霖在楊宇霆等一批野心家的攛掇下，已經殺紅了眼、搶紅了眼。

在關內，奉軍四處出擊，四處搶地盤，奉天一省一年總支出的89%都用於支付軍費，這直接造成了關內物價騰湧，貨幣貶值，人民怨聲載道。

王永江雖迭經苦勸，但抵不上楊宇霆之流為了給他們自己謀一個督軍的位置而百般攛掇張作霖。在失望之餘，王永江在1926年正月初九日以回鄉探望父母為名離開了奉天，回鄉後立即辭去了職務。

張作霖雖然接到了王永江的辭呈，但不予批准，連續派出了包括張學良在內的幾路高官赴金州勸說王永江復職，可均被王永江拒絕。1926年7月，張作霖親赴金州勸說王永江復職，可仍被拒絕。

自王永江離職後，東北的經濟一落千丈，發行的奉票快速貶值，以至於被稱為”風票“。

1927年11月1日，王永江在金州病逝，享年56歲。

王永江之所以出任張作霖的財政廳長，是對張作霖抱有幻想，是希望能夠在張作霖統治東北的這一段相對安穩的時期發展東北的實業，改善人民的福祉。可兩次直奉戰爭的現實卻令他認清了張作霖的軍閥本質，自己理財的能力不僅沒有結下發展東北、改善人民福祉的善果，反而成為了張作霖發動兩次直奉戰爭，使大量士兵傷亡和人民痛苦不堪，掙扎在生存線上的幫兇，這才是王永江毅然決然辭去奉天省省長的真正原因。

從私恩的角度來說，張作霖對王永江是有著知遇之恩的，但在王永江的字典裡，與大義相比，私恩註定是要讓位於大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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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齡的軍需獨立之策

在北洋軍閥時期，軍隊的軍需大權是掌握在各級長官手中的。換句話說，各部的軍需官其實就是各級長官們的私人賬房。無論是軍需也好，軍餉也罷，該不該給，該給多少，權力都掌握在長官們手中，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是根本沒有權力置喙。

長官們掌握了這個權力，自然是對自己親近的多給，不親近的不給或者少給，這也是各級長官們控制和拉攏部下的一種手段。

那些打仗沒本事，卻有著鑽營本事，一心想升官的人就仗著自己掌握軍需分配的權力各處送禮，所花的可都是普通士兵們的兵血。

久而久之，受到好處多計程車兵就容易蛻變為長官們的私兵，眼中再也沒有軍法，只有長官。長官一聲令下，啥事都敢幹。而這些長官們呢，則利用這些私兵的勢力來威逼他的上司答應他們的不合理要求，如果滿足不了，那兵變和倒戈隨時都可能發生。

因此說，一支舊式軍隊想要改良為新式軍隊，首先要革除的就是軍需權力掌握在各級長官們手中的這個弊端。

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認識到，自己當年的那些老兄弟是不能再上戰場了，不僅軍事思想老派僵化，而且小圈子太多，各部任人唯親現象嚴重。每逢作戰，各部的精銳不是用於一線作戰，而是保護長官，而普通士兵由於平時剋扣軍餉現象嚴重，也根本無心作戰，基本上屬於一擊即潰。不然，以奉軍12萬餘人的兵力，又豈會在6天之內就一敗塗地，4萬餘人被俘呢？與其說是被俘，還不如說是主動放下武器來的準確些。

如果這種局面得不到根本性的改變，即使奉軍數量再多，也仍然不堪一擊。因此，張作霖在痛定思痛之下，決定在奉軍進行整軍行動。

作為新派的代表人物和自己的接班人，張學良被委任為東三省陸軍整理處參謀長，東三省的軍隊統一改稱為”東北軍“。而張學良的良師益友郭松齡也在此次整軍行動中被任命為第8旅旅長，和張學良的第3旅合署辦公。

張學良是甩手掌櫃，一切軍務都由郭松齡負責。於是，郭松齡在3、8兩旅首先開始了軍需獨立的嘗試。

郭松齡 圖片來自網路

這項措施在當時還是創舉，無論是各個派系的軍隊都沒有這項制度，包括蔣介石的中央軍。因為這項制度嚴重地影響到了各級長官們的利益，使他們再也無法隨心所欲的貪汙軍餉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軍需獨立使普通士兵們明白了一個道理，自己的軍餉是由國家發放的，而不是長官們發放的，自己是國家的軍人，而不是某個長官的私兵，這就將士兵們的凝聚力由私人層面轉移到了國家層面。

雖然說郭松齡在此時還未敢把矛頭直指張作霖，把張作霖視為最大的私兵頭子，但是老辣的張作霖已經知道了軍需獨立給自己帶來的好處，那就是透過軍需獨立，已經在士兵們心中樹立起了自己就是他們的主子這個概念，因為在他看來，東北就是一個獨立王國，自己就是東北王，為國家效力就是為自己效力。

所以，郭松齡的新式整軍在東北軍中獲得了包括張作霖在內很多具有遠見卓識之人的認同，獲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

東北軍軍需獨立措施的成功，迅速影響到了全國軍隊，蔣介石對此也深表讚許，他曾經說過：東北有兩件事值得學，一件是王永江的理財之道，另一件便是軍需獨立。

可惜，王永江因對張作霖的失望而離開，不久離世；郭松齡又在1925年的反奉失敗後被張作霖處死，大才皆未得施展，成為可嘆！

王永江和郭松齡，這一文一武皆是東北最傑出的人才，可惜處在那個亂世之中，大才未得全面施展就英年早逝，這不僅是奉軍和東三省的損失，更是中國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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