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政治史研究者，對戊戌變法的論定，多稱之為“第一次改良主義運動”，把康、梁歸屬“資產階級改良派（維新派）”，稱其政治主張是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資本主義國家，此種論調，最早系由延安時期的范文瀾和另一個史學家翦伯贊提出，一經問世，即成主流。其立論基礎，大抵不脫康有為的《自編年譜》（即《我史》）、《戊戌奏稿》，以及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這些史料。眾所周知，這三種文獻，都是當事人事後回憶或編定，“立憲”“國會”“議院”等語，白紙黑字，言之鑿鑿。但其後的變化，卻像是這一對師徒提前預謀的一出“玩笑”。
梁啟超那部帶有強烈說部色彩的《戊戌政變記》，他很早就承認，系“將真跡放大”。其實他不止這麼做，還大量用想象代替材料，甚至故意作偽，所言許多事純屬捕風捉影。隨著學界清代史料整理的推進，此論的另一塊基石、辛亥年由康有為女兒康同薇編輯出版的《戊戌奏稿》也發生了動搖。海峽對岸的“歷史偵探”黃彰健，辛勤爬梳庋藏臺灣的清廷檔案，“提出併成功證明”（茅海建語）《戊戌奏稿》所錄20篇奏摺，其中19篇作偽，所錄進呈書籍5篇序言，其中4篇作偽，皆是康後來所作。倒是曾經鑑注《我史》的茅海建教授，在揭穿了康編織的一個個謊言後，回過頭來仍然說，《我史》是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其可靠性遠超於《戊戌政變記》。他認為康在《我史》中所記錄的事大體是可靠的，不可信之處，在於“文與而實不與”，用了過於張揚的語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自我誇飾，放大自己。一句話，康實在是過於自戀了。
《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
作者：茅海建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1年5月1日版
檔案：“偽史”製造者
茅海建先生有大人之心，他說康確實在《我史》中有作偽，接下來卻來了一句反問，“不作偽的政治家又有幾何？”這理由牽強得可愛。茅教授精研戊戌史，我知道他是尊康同情康的。他說康的一生處處失敗，若沒有“康式”自我打氣，恐怕是早已氣餒。此種作偽，就是他說的“康式打氣”之一種吧？
偽史製造者自有其現實的、功利的需要，究其目的，不外乎自飾其功，自證政治正確，以賺取重新出山的政治資本。一直在歷史現場證偽的茅海建遙體人情，懸想事勢，可以在感情上原諒他們，但一部近代史隨著當事人的話術已然雲山霧罩，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戊戌已過去一百多年，有湯志鈞、朱維錚、黃彰健諸公勞績在前，史料已經足夠辨明，該是對康、梁在變法期間的行動和思想進行再研究、再分析的時候了。當事人施放的迷霧雖大，油彩塗抹雖重，對事實的看法雖一再挪移，但事實終究是事實。戊戌年的事實，茅海建先生已經把最關鍵的部分給了讀者，關於那場政治變革的行動細節的考辨，匯聚在他的《戊戌變法史事考》《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鑑注》《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戊戌變法另面》這些著作裡，現在他的“戊戌第五書”《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問世，是存了心要揭穿康、梁的一個思想秘密。
昔年，茅海建先生去臺灣查檔，企圖有所斬獲，他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發現有關戊戌政變的檔案已被黃彰健先生悉數掃盡，“一點湯都沒給我留下”。讀罷這本“戊戌第五書”，我不禁也要感慨下，戊戌年這塊乾貨已被茅先生生生吞下，連點渣都沒剩。
康有為在辛亥革命期間偽造的《戊戌奏稿》，長期以來誤導了一批歷史學者。1974年，歷史學家黃彰健根據宮廷檔案重新整理出了康有為戊戌年奏摺的原件，並加以考證，編撰成《康有為戊戌真奏議》一書，才使一段欺矇歷史學者多年的學術公案塵埃落定。而康有為製造“偽史”的過程也浮出水面，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變法：“新政”大起底
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在京會試期間三次向清帝上書，言改革事，最為世人知。其中的設立“議郎”一說，常被用來證明其有著與西方議會制度相連線的“議院”思想。
其實這不過是後世解說者的一廂情願。康根本不是從西方的政治學說來理解西方的議會制度，他是遵“漢制”、從中國的傳統經典來解釋的。按照康的“大同三世說”的觀點，孔子學說高於一切，已經包括了西學的全部精髓，西方之所以強，是因為他們發現了孔子，進而採用了孔子的學說。青年梁啟超言必稱“議院”，23歲時在《時務報》發表《古議院考》，開篇一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感情上排山倒海，卻也說古代中國“雖無議院之名，卻有其實”，《易》《書》《周官》《記》《孟子》這些儒家經典已經包含了一切。以中國古事證西事之法，本就是那個時代的學人屢試不爽的一個寶器。
換言之，康、梁雖大聲宣揚西學，歌頌“民政”、“民權”，但到底什麼是西學、什麼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議會，終究還是不太明白。茅海建用龐大的篇幅起底康有為的這些新政建策，就是為了披露“西政大師”現代知識的無知。
變法前，清廷財政已陷於極端的困境，戰爭花費了大量軍費，最後又須賠償日本鉅額賠款，為走出財政困境，康提議“戶部用精工制鈔”兌換銀號現銀，又建議仿日本大量印發紙幣 。此策若真的推行到十八行省，銀號、錢莊恐慌，金融市場混亂，必將引發一場雪崩式的災難。而“其大者戶部助其資本，其虧者戶部皆代攤償”，又勢必將發鈔的戶部直接拖入債務危機，也就沒有後來的辛亥年什麼事了。設若清廷此時潛心向日本學習，進行幣制、稅收、財政、金融的全面改革，所需時間當在十年以上，若僅是貿然仿行日本印發紙幣，適得其反。康的建言，不思引入近代新式銀行制度，建立信用，不思改革財政制度與庫藏體系，只想著開動印鈔機走出財政困境，奢想機器一開，“可得萬萬”，無疑是對民間資本的掠奪，可知他對近代金融制度和國家財政體系根本不瞭解。
康還有個大借外債的主張，“臣聞西人國勢貧弱，恆有以借債為保國之法者，中國胡不重而行之？” 發異想要讓留美學生出身的容閎去美國借“二三萬萬兩”，以長江各省厘金為抵押。當時的借款方式是藉助外資銀行在國際資本市場發行中國國債，清廷以海關收入為抵押，中國國債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地位本已不穩，長江各省厘金收入償還能力有限，沒有一家金融機構敢冒風險承辦。康沒有近代金融知識，也不瞭解國際資本市場，把容閎當作能在美國資本市場呼風喚雨的大腕，可見其在金融實務上的天真。
當德居膠州灣、俄國進據大連時，康自以為能，提出聯英聯日的外交策略。極度缺乏近代國際知識，情報極不正確，僅知英、日與俄國有矛盾，就想用傳統的以夷制夷的老套路，他以為還是蘇秦、張儀的時代嗎？
其關於鐵路、造船、鑄幣、開礦、郵政方面的獻策，也大多沒有操作性。康沒有相應的經濟學、歷史學知識，也沒有相應的實踐經驗，不知其難，所言甚為“輕率”。其關於海圖、水營、海軍人才的建方，錯亂更多。
變法期間，康、梁對社會與文化領域的建策成就最大者三項：改科舉，興學堂，建立譯書機構。維新前，設立經濟特科，設立京師大學堂，這些新氣象是變法的先聲，也為康梁的進取作了鋪墊。另一些建言如委派出洋遊歷、報館與報律、禁纏足、孔教會、保國會等，亦效果不佳。
康有為闡發總體改革思想的《上清帝第五書》《第六書》，茅海建更是認為，“只有康這樣的沒有實際政治經驗的書生才會想象得出來”。
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建策，是設立“制度局”和“待詔所”。制度局是康為自己量身定製的機構，表面上是政府諮詢機構，實際運作起來，則是政治決策機構，透過這個機構，他將成為光緒帝身邊的謀臣，主導中國政治的方向。按照這個新的政治體系的設計，最上層是制度局，其下是執行部門十二局，再往下是道一級的新政局和州縣一級的民政局。這種設計與軍機處、總理衙門有著很大的權力衝突，也與慈禧控制光緒帝的政治威權結構有著很大沖突，勢必難以推行。茅海建認為，這一設計恰好暴露了康對權力的無知。改革是體制內進行的運動，政府是改革的主體，從世界各國改革看，以初始階段即做如此大的政府變動是前所未有的。改革不同於革命，須在體制內進行，得到體制內主要政治派系和當政者的支援，“他們只看到了體制上的弊端，看不清體制上的突破口。”
起底康的這些政策設計，最不成功者多為外部事務：發行紙幣、大借洋款，可謂失計；“以教制教”，聯英聯日，可謂大誤；至“借才”“合邦”，則達於荒謬。關於科舉、學校，本是他們專長，清廷予以採納，關於設立政治經濟部門、專利法等項，清廷交給了職業官僚，至於財政與外交的建言，清廷全無採納。
梁啟超任《時務報》主筆時期的《變法通議》，所闡述的政治思想和政策設計，來源於康，並在科舉、教育等內容上有所細化，但仍未脫“書生議政”的一般弱點，“號召性強，可行性差”。
書生議政，不著邊際，是傳統中國讀書人的通病。中國的知識傳統造就了康、梁這樣的自以為能定策天下的英雄型人格的知識分子，這些文化英雄有著奇異的思想，還自以為有著非凡的決策能力，而那個時代的政治體制，尚未發展出完備的研究型的決策機制，讓他們以新學家、時務家的身份來指導這場運動，已是勉為其難。英雄多歧路，大道難施行。
政變夭折了變法，但即便沒有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六日發動政變，以康派微弱的政治力量，以康難以落地的政改方案，他們似乎也不可能走得很遠。
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在《南海康先生傳》中反思道，“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說的就是現實與理想之間巨大的落差。
康有為、梁啟超
書生：思想的底色
一直以來，都是把康梁發動的戊戌變法看作一個政治史事件，很少去探究這一事件背後的思想動因。《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開篇，提出了一個思想史的命題：在當時“中學”“西學”的語境下，康梁的思想底色以何為主？他們“西學”內容究竟為何？再者，從康基本中式的學術思想到部分西式的政治思想，再到看起來非常西式的政策設計，如此“迂迴返轉”的思想流變，該如何理解並解釋？這一從政治史向著思想史的轉身，茅海建自稱是“脫鞋趟水過河”。
種種跡象表明，康不是一個僅僅滿足於書齋的學者，他還是一個有意於政壇的劍客。政治用心一直包裹在他的學術外衣下。他們原本設定的道路是“創制立教”，康梁的政策由保中國而不保大清，一轉而為假君權以雷厲風行，是因為他們走近了當時中國的權力中心。康的早期著作《康子內外篇》中，已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視君主的權力。黃彰健先生有一個發現，康、梁原本要行革命,1897年秋康、梁在上海相約,由梁到湖南宣傳革命,康到北京見機行事,後來康有了機會接近光緒, 他便要利用皇帝的獨尊，以開塞之術行變法，茅海建私下評論黃先生學問，“特擅於思,稍遜於證”，不一定贊同此說，但他也承認康操縱政治權柄的手段。
康有為二十一歲，時當光緒四年，還是小鎮做題家的康經歷了一個身體的癲狂期，日後他在《自編年譜》中以一種驚世駭俗的筆調記述道：“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這一靈異事件對他一生的思想和性格成長自是有著極大影響。
康天分很高。他是一個頭腦複雜的人，主持萬木草堂期間，他已經有了一套複雜的《春秋》三世託古改制思想體系，並試圖尋找機會把託古改制哲學運用於現實政治。他認為歷史是製造出來的。歷史都是撰述者為了自身合法性構建的需要而製造的。
一些研究者誤以為，康有為實施變法的理論基礎是他的兩部早期理論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茅海建爬梳了康的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軌跡，提出“新學偽經”、“孔子改制”屬思考的過程，不是結論，康那時候的思想結論是“大同三世說”。用康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一種由孔子創造、藏於經傳口說之中、最終被康所發現的普世性的學說，這種學說規定了人類歷史的總方向——從據亂世經昇平世到太平世，太平世最終是世界大同。
依照“大同三世說”，康是這樣用中國經典來解釋西方議會的：當時的清朝處於“一君世”（昇平、小康）中的“君主之世”而正在轉向“君民共主之世”，將來會進入“民政世”（太平、大同）的“有總統之世”（清朝滅亡），最後會進入“無總統之世”（國家滅亡）。清朝正當轉向“君民共主之世”之開端，以君權來行變法，也是便宜之計。在康和他的門人們看來，這是最高一級的學說。對這個學說的迷之自信，使康梁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的著作。
以本國曆史與文明，來比照、解釋西方的事物、制度和精神，這也是轉型時期的一種權宜之計，說明他們的思想底色仍是以“中學”為主。在這裡我們會看到這一代知識人身上巨大的分裂：他是完全西方化為目標的一次改革的指導者，但他的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並不那麼西化，他最為關注並熟悉操作的，還是中國傳統的思想，其中相當大的成分是經學和史學。經史之學，一直是帝制時代中國文人們表達政治思想和抱負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康梁的表達方式也是傳統的。這就是變法領導人在彼一時期的知識水準和實際精神狀況：時人視他們“貌孔心夷”（葉德輝語），實際上是他們“貌夷心孔”，從建策來看，多是“貌夷”，從他們的思想底色來看，則是“心孔”。
康、梁當時還不瞭解文藝復興後西方思想的變化，對西方的歷史和現實有著許多誤讀和曲解。變法表象上是西方化的政治改革，核心中卻缺乏必要的思想與理論的準備。康在自編年譜中一再宣稱他很早就受“西學”的影響，這不過出於他自我張揚的一貫脾性，從茅海建對康的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中西學成分的解剖級的量化分析來看，他的“西學”知識大抵來源於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來華傳教士和京師同文館所譯之西書，再加上《萬國公報》之類的報刊，主要是“聲光化電”之類的著作，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諸學說付之闕如。所以康才會大言炎炎，說議院、民主（民選統治者，與君主相對）和官員公舉，並非來源於西方，而是出於“幾何公理”。說“政治之學最美者，莫如吾《六經》也”。他們墮入了這樣一個“迷之自信”的怪圈：國家的強弱就看與這些“經義”的關係：“凡泰西之強，皆吾經義強之也，中國所以弱者，皆與經義相反者也。”
這一場完全以西方化為目標的政治變革，變革的倡導者卻一再聲稱，你們西方做得好的，全都是“暗合吾經義者”，或“乃用吾經義之精”。中國的政治之學只須效法古代的經典就足夠了，根本無須取法於西方。——“吾中國法古經之治足矣，本非取於泰西。”
克羅齊說，思想既不是對實在的模仿，也不是裝實在的容器,思想作為行動才是積極的。這場變革運動中思想與行動的分裂，正見出了近代中國史的弔詭。
觀念的法相，行動的肉身
從讀書看康有為思想的境界也能透露出一點資訊：在《桂林答學》裡，康曾為桂林學子開出三十三種書目，宣示他的“外國”“外學”。
康說：“讀書宜分數類，第一經義，第二史學，第三子學，第四宋學，第五小學及職官、天文、地理及外國書，第六詞章，第七涉獵。”
從中既體會不到歐洲文藝復興後的思想變化，也感受不到西方近代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學說的精義。“外國書”被放到了夾縫之中，與小學、職官、天文、地理同屬於工具性質。
這就是一代“西政巨匠”“西學大師”的學問底色。對這些思想細節的還原，或許正可以“移開那些莊嚴的法相，還他個有血有肉的世俗之身”。
梁啟超的西學水準高於康，閱讀西書的數量也多於康。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檢討光緒年間一班“新學家”的“學問飢餓”：康、梁、譚輩欲構建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已為時代所不容。原因在於，其一，舊思想根深蒂固，其二，外來的新思想，“來源淺觳，汲而易竭”，以至於“支絀滅裂”。此後，他開始就西學而言西學，不再用中國經典去比附、去解讀。
政變後，康梁在思想上漸行漸遠，各行其途。梁在民初較多介入政黨政治，袁世凱稱帝后參與發動了“護國之役”。康入民國後一直處於政治舞臺邊緣，參與了張勳主導的復辟。晚年，康在海外遊歷，他的《大同書》不再是為一個政權、一個族群所設計，而是為整個人類設計的未來，但快速變動的世界，使他對人類必然走向他指明的大同之路的自信，在一點點衰減，他的弟子對他的信仰與崇敬，也在一點點減退。
對戊戌時康梁思想圖景的立體式探究，使我們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政治的思想從來都不只是政治的，它還牽涉到許多個人的、心靈的、實存的、情感的、人生觀的層面；瞭解思想在廣大社會中“如微血管中之血液周流”，更提醒我們，不能隨便把思想視作實際。
撰文｜趙柏田
編輯｜李陽 張進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