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胡纘宗44歲。
這一年的初夏，一紙詔書，他被調往長江南岸的蘇州擔任知府一職。彼時，他在安慶知府的任上幹得風生水起，“撫綏安輯，民以大蘇”，又“開吳塘烏石堰，溉民田”，深得民心。正是他的勤政愛民和禮賢下士，離任時安慶百姓萬般不捨，甚至連路邊相送的人都泣不成聲，更有數以百艘的船隻一路相送到京口一帶。
胡纘宗，就是在這樣的依依惜別中來到了蘇州。
胡纘宗像
壹
先簡單回顧一下胡纘宗的生平吧。
胡纘宗（1480年至1560年），字孝思，一字世甫，號可泉，一號鳥鼠山人，甘肅天水秦安人。他的祖父曾任過縣官，父親胡士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儒生，曾在四川雙流等地任縣學教諭。胡纘宗從小在父親的薰陶下刻苦讀書，在家鄉有其姐用口銜油供其讀書的傳說。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他考中舉人，正德三年（1508年）考中三甲一名進士，被破格擢用，授翰林院檢討，參與編纂《世宗實錄》。正德五年（1510年），劉瑾謀反被誅，胡纘宗被人誣告而受到牽連，謫為嘉定州判官；正德十年（1515年），升為南京戶部湖廣司員外郎，後升為郎中。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任安慶知府。
胡纘宗走馬上任蘇州之時，正逢中年，在官場上滾打摸爬了十五年之久，也從最初的一介書生歷練成一個世事通達的中級官員。蘇州作為東南一大都會，父母官中德高望重之人代不乏人，遠有唐代的韋應物、白居易，近有宋代的范仲淹、明代的況鍾等。由於區域文化的影響，明初蘇州地區的社會風俗存在許多弊病，況鍾出任蘇州知府後，以其精敏幹練的行政作風，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風氣，並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發展。而胡纘宗能鎮守蘇州，顯然是朝廷對他寄予厚望。他也深知重任在肩，正如同治版的《蘇州府志》所述，初到蘇州，胡纘宗即“馭下甚嚴，繼以寬大，核民田稅籍，胥吏額外私加者，悉從罷革，凡十三萬有奇。白銀金花，視正稅之輕重，以為多寡。民苦力役，長賦尤甚，纘宗隨宜調劑。”
《蘇州府志》同治版書影
事實上，在長達四年的蘇州知府任上，胡纘宗一直勤勉盡職，政績斐然。甚至有文章稱讚，他在蘇州“興學館，整吏治，減民負，時人評議‘廉潔辨治，名與況鍾頡頏’，皇帝勅封為‘中憲大夫’”。如此顯赫的成績，讓他在嘉靖四年（1525年）連升兩級。先是8月，都御史吳廷舉舉薦其升任按察使，緊接著是10月份，巡按直隸御史朱實舉薦其升任兵備副使。《胡氏榮哀錄》裡記載：竊見蘇州知府胡纘宗律己愛民，無愧於循良；文章政事，有光於郡治。況時災藉其賑恤而幹濟之勞多；海寇賴於潛消而保障之績著。乞推補兵備副使。
短短一年裡榮升兩級，為他後來升任山東巡撫奠定了基礎。
貳
然而，可能出於偏愛，在胡纘宗的蘇州政績裡，我最感興趣的倒是文化事功。
正式命名於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的和靖書院，是蘇州歷史上最早的一座書院，是提舉曹豳為了紀念和靖先生尹焞而建立的。尹焞，宋代河南洛陽人，理學家程頤的高足，宋室南渡後讀書於虎丘西庵，將書齋題名為“三畏齋”。嘉定七年（1214年）知府陳芾在三畏齋舊址上繪像建祠祀之，遂成祠堂。南宋端平元年，曹豳改祠堂為書院，於虎丘雲巖寺西擴增校舍，建有三省、務本、朋來、時習四齋，作為師生講讀之所，買田收谷以食之，儲書其中，並命名為和靖書院。宋代詩人鄭起在《虎丘尹和靖書院示開講》記錄了這樣一個場景：“和靖書堂八面開，新分半席在山隈。若無人聽都歸去，傳語生公借石來。”一個個學子沐浴著晨光默誦四書五經，或奮筆疾書，或討論經義，這是多麼好的一個場景。
只是後來，和靖書院幾經遷移。
延祐元年（1314年），和靖書院遷建到長洲縣烏鵲橋北。20年後，元統二年（1334年）新安吳希顏山長呼籲知府，以“籍書院粒米之在廩者糶之，得中統鈔八千六百貫。輦大成殿即新址，而前為儀門，門少西為先生祠，又西為土地祠，又西臨廣衢為外門。翼殿為兩廡，殿後建習堂，堂東齋廬曰‘六有’。總為屋若干楹。其即工始於夏六月，甫冬孟十月，而書院落成矣”（見民國《吳縣誌》）。胡纘宗作為一名熟讀儒家經典的官員，對教育和文化格外重視，到了蘇州，他像在安慶廣建書院一樣，初心未改，致力於書院的興建當中。
首先，他是以龍興寺廢基為基礎，改為和靖書院。明代的袁袠(zhì)在《遷尹和靖先生書院記》裡詳細地記載了這一事實：
和靖書院，舊在虎丘西庵，遺基久湮。天水胡公纘宗，來守茲土，考道之暇，大懼荒沒，為往哲羞，抑無以法將來，即故地祠而祀焉，又以僻在郊外，學者罕至，乃徙祠於龍興寺。
除此之外，蘇州歷史上的學道書院和金鄉書院均和胡纘宗有關。
據民國《吳縣誌》載，嘉靖二年（1523年），胡纘宗將景泰寺改建為學道書院，門匾曰“東南鄒魯”，堂曰“學孔”，自為之記，塑言子像於中。後為講堂，堂後為絃歌樓。他還撰寫《學道書院學孔堂記》。
也是這一年，胡纘宗在西市坊（今蘇州古城區樂橋西側）永定寺舊址建金鄉書院，奉祀澹臺滅明。
據《吳地記》載，“永定寺，梁天監三年蘇州刺史吳郡顧彥先舍宅置，陸柬之書額。”唐代詩人韋應物於貞元七年（791年）退職時就曾在這裡閒居過一段時間，還寫過一首《永定寺喜闢強夜至》。胡纘宗在永定寺舊址上建立書院，書院中間為“寓公堂”，繪像以祀，還把宋代寓吳的尹和靖（即尹焞）及魏鶴山（魏了翁）兩位賢人祔祀之。旁建書舍，擇吳郡優秀子弟肄業其中，以孔氏之道相教。胡纘宗建立書院的最終目的，固然是“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子之風其有興乎”，但同時也是彌補學道書院專祀子游，卻未為子羽立祠設學的遺憾。胡纘宗在《寓公堂記》一文裡就袒露了這樣的心聲：“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遊則樹其風聲。其遺蹟故址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志，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子游和子羽，皆為孔子的弟子，《史記》裡有一段頗為著名的記述：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滅明南遊至江，到過蘇州。現在蘇州城東南之澹臺湖，就是他南遊至江的遺蹟。
“纘宗忝守吳郡，既復學道書院，爰因佛廬之廢者復建金鄉書院”，算是了一樁心願。可惜的是，金鄉書院在萬曆初年被廢，崇禎九年（1636年）巡撫都御史張國維“改復舊規”（見民國《吳縣誌》），但後又遭毀。
胡纘宗也組織了蘇州文廟府學的重修工作。
蘇州的文廟府學，是北宋名相范仲淹於1035年建立的（當時稱州學），其廟學合一的體制為後世和多地效仿，故有“天下之有學自吳郡始”的說法。蘇州文廟府學後來多次增修擴建，規模甚大，聲譽卓著，居東南諸學宮之首，影響了宋元明清四朝。蘇州在明清時期，出了許多狀元，文廟府學也是與有榮焉。而胡纘宗在治蘇期間，對文廟府學也是格外關心。據民國《吳縣誌》載，嘉靖二年，胡纘宗重建大門，匾額悉自書題，改“躍龍”曰“龍門”，“翔鳳”曰“鳳池”。又以嘉會東廳為十賢堂，奉祀王充、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王旦、韓琦、歐陽修、蘇軾、李侗、陸九淵。
這些年，我因緣際會，多次去過蘇州文廟。每次穿行其間，總會想到胡纘宗——是的，我家鄉的這位明代賢達，曾經事功於此，讓我在多年之後也有了一點小小的驕傲。
叄
胡纘宗擔任蘇州知府的時間不算很長，滿打滿算只有四年，但他的足跡遍佈吳中大地，他去天平山拜謁過范家祠堂，去開元寺聽過悠悠的鐘聲，去西山賞過梅花，去姑蘇臺登高望遠，也去過碧波萬頃的太湖邊餞別友人。考察他的蹤跡，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跟當地文人交往甚密，這既是他作為一方大吏對文化的關心，也是他作為一介大儒的真誠體現。
明代的蘇州，是一二等富貴繁華之地，文風昌盛。而胡纘宗作為一方大員，跟文人、畫家、書法家多有交流，互有唱酬贈送之作。我手頭有一冊《鳥鼠山人胡纘宗詩選》，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的老版本。詩集以他的官員經歷分為京師、巴蜀等輯。其中，在蘇州小輯裡他與文人的唱酬之作多達20餘首。而這些文人雅士，皆為當時吳門名流，諸如文徵明、王寵、祝枝山、楊慎、顧璘等大腕人物。尤其是王寵，雖然仕途不順，低為生員，但胡纘宗十分器重，引為知己，王寵英年早逝後所出詩集的序文，也是胡纘宗所寫。胡纘宗與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徐禎卿關係也極為密切，二人互贈的詩文很多。
胡纘宗題跋伍餘福《梅雪卷》（區域性）
赫赫有名的唐寅的墓碑，也是胡纘宗所寫。
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唐寅，因《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電影而陰差陽錯地成為婦孺皆知的人物，實際上彼“伯虎”非此“伯虎”——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唐寅去世時，胡纘宗到任不久，他對唐寅的離去十分惋惜。因此，唐寅之弟唐申在桃花庵為唐寅墓立碑，特請胡纘宗書寫墓碑時，他是欣然接受，大書“明唐解元之墓”六字，右題“中議大夫贊治尹直隸蘇州府知府天水胡纘宗書”，左題“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冬十二月上浣吉旦，弟申立石”。清嘉慶六年（1801），唐仲冕刊印的《六如居士全集》對此事也有記載：“其墳墓，一在桃花塢，一在橫塘桃花塢，有明胡太守纘宗碑。橫塘載在方誌，今並修之。予以同族來宰是邑，既修其墓，刻其遺集，欲求其後裔不可得。”遺憾的是，胡纘宗所書的唐寅墓碑，清代以後不知去向。現在橫塘的唐寅墓碑系後來重刻，墓地被公佈為江蘇省文保單位。
胡纘宗與蘇州文人之間的交遊，王世貞在一篇文章裡如此盛讚：
胡孝思嘗為吾吳郡守，才敏風流，前後罕儷，公暇多遊行湖田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壁石。
無論是文人雅士還是過往蘇州的地方官員，胡纘宗都能彬彬有禮，待客有道，為自己贏得一片讚譽。這種雅集性質的交遊，給胡纘宗最深刻的影響，首先是他的詩文及書法作品，在法度和藝術品位上跳出了明代初期“臺閣體”的窠臼，自成風格。其次，讓他在晚年隱居故鄉時選擇了一種風雅的生活方式，並對地方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嘉靖十九年（1540）春天，時年62歲的胡纘宗結束仕宦生涯回到家鄉，很快就和先後致仕歸裡的八人聚集於家鄉的邢家村，飲酒賦詩，潑墨揮毫，陶醉山水間，形成了一個號稱“隴溪九逸”的文藝團體。我在拙著《天水八拍》裡錄有一篇《隴溪九逸》專記此事，只是當時坐井觀天，不知此舉竟然是受明代吳門文人的影響。現在，我在蘇州生活，對吳文化略知一二，才知道“隴溪九逸”的文化脈絡淵源有自。除此之外，胡纘宗還設立鳥鼠山房刻印書籍，將吳音評彈的溫軟質地融入到秦安小曲當中。
所有這些，都是隴水與太湖在文化領域的一次交匯。
肆
虎丘，是當代蘇州除拙政園、留園這些園林之外最為熱門的景點之一，大凡遊人到了蘇州，都要去看看那裡的劍池和有點傾斜的虎丘塔。而在遙遠的明代，虎丘也是胡纘宗公務之餘盤桓次數最多的一個地方。
翻檢胡纘宗的詩篇，跟虎丘有關的不下十篇。《與客登虎丘》《夜登虎丘》《與客登虎丘望姑蘇臺率然作》《虎丘次韻》等詩作，或獨往，或偕行，或飲酒，或品茗，虎丘儼然就是胡纘宗日常生活裡的一座春花爛漫、秋月皎潔的後花園，供養著他的閒思與幽情。不僅如此，他還於職務範圍內在虎丘修築文化建築。嘉靖四年（1525），經胡纘宗倡議，在虎丘修建了悟石軒、仰蘇樓、和靖祠。清代的吳偉業曾經寫詩詠贊道：“築居縹緲比良常，有客逢僧話石廊。仙石共參惟此石，白蓮花發定中香。”
三畏齋。在書檯松影裡面。書檯松影是虎丘十景之一。系2004年重修。葉梓攝
他還為虎丘寫下了“千人坐”三字。
“千人坐”之名，來歷有二，其一是說中國佛教四大翻譯家鳩摩羅什的弟子、人稱生公的晉代高僧竺道生（355－434）曾在此設壇說法，下有千人列坐聽講，故名。土生土長於蘇州的南宋詩人范成大對此深信不疑，他在《吳郡志·虎丘》裡大筆特書：“（虎丘山）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其最者，劍池、千人坐也……千人坐，生公講經處也。大石盤陀數畝。”其二是說吳王闔閭墓築成之後，吳王夫差怕工匠洩露墓內機關，便以犒謝之名邀請築墓的一千多名工匠來此石上飲酒，隨後將他們全部殺死滅口。到底哪種說法更接近歷史的真相，我不得而知，但一個鐵定的事實就是劍池旁的“千人坐”題刻，系胡纘宗所題。
胡纘宗的書法，我前些年在天水伏羲廟見過他的《早朝詩》四吊屏。他留在全國各地的墨跡也不少，比如江蘇鎮江焦山上的“海不揚波”刻石，山東曲阜孔廟第一坊的“金聲玉振”匾額。不過，這些書法皆為行楷，其篆書很是鮮見，虎丘山上的“千人坐”三字是篆體，極為珍貴。
千人坐之側，是石壁篆書“生公講臺”四個字。字系唐代李陽冰所書。李陽冰工於小篆，為唐代之冠。胡纘宗的篆書“千人坐”三字恰好就在邊上，頗有日月同輝之感。
千人坐與生公講臺。葉梓攝
胡纘宗留在蘇州的書法，據典籍著述還有不少。比如他給好友都穆題過的“南濠書院”四字，在虎丘題寫過“遂谷”二字。只是，這些字都已經消失在時光的煙嵐裡了。但是，在吳中區金庭鎮的林屋洞，還能見到胡纘宗的“暘谷洞”三字。林屋洞是吳中一景，號稱“天下第九洞天”，這裡的溶洞景觀與摩崖石刻互相增色。林屋山摩崖石刻集中在林屋洞洞口和洞外山上，據民國李根源西山訪古時統計，計有36處，尤以《道隱園記》為佳。
“暘谷洞”三字，就在洞口，篆體，看上去風神搖曳。
蘇州期間，胡纘宗還奉詔去太湖邊的東山陸巷古村看望王鏊。
正德四年（1509）五月，在武英殿大學士任上的王鏊，三次上疏致仕的請求終於得到了明武宗的批准。在領受了恩賜的璽書、馬車之後，他從遙遠的京城回到了自己的家鄉蘇州東山，在太湖之畔熟悉又親切的陸巷小村開始了與世無爭的歸隱生活。從王鏊的詩作《胡太守冬季存問謝之》可以看出，胡纘宗大抵就像是當代官員每年年底看望退休老領導那樣，也去太湖邊看望王鏊。他們兩個一見如故，互相引為知己，並開始詩文酬唱。王鏊在《胡太守冬季存問謝之》裡寫道：“退傅閒居正穩眠，忽聞優詔下林泉。玄纁束帛皇恩重，駟馬旌旄太守虔。三代引年聞有禮，閒身報國愧無緣。獨憐葵藿心猶在，願得回光遍海堧。”顯然，這是王鏊對他的感謝之情以及互勉之意。而胡纘宗也對王鏊退守家鄉時“不治生產，惟看書著作為娛，旁無所好，興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的生活狀態深深敬佩。嘉靖三年（1524），王鏊去世，這在當時是一件驚動朝野的大事。嘉靖帝聞訊下令，罷朝一日，並賜麻布五十匹，賜米五十石，諭祭九壇，詔工部遣官營葬，加贈太傅，諡文恪——如此隆重的禮遇裡，主持葬禮的也正是胡纘宗。
嘉靖四年（1524）正月初一，胡纘宗奉召營葬王鏊於陸巷梁家山之原。
伍
1527年農曆六月，胡纘宗升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參政。離任蘇州的情景，王寵在《送天水胡公序》裡寫道：
吳民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公去我乎？民將安歸？”
正如安慶士民為其刻立“去思牌”一樣，蘇州計程車人念其治蘇有方，也立了一方“吳郡守天水胡公去思碑”，以資懷念。去思牌，亦稱“德政碑”，古代碑誌之一種。舊時官吏離任後，若有地方士紳頌揚其德政，往往會著文勒碑，以表思念之意。蘇州的胡纘宗去思碑立於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初一，進士、蘇州府同知鍾鑑書並篆額。碑文系明代吏部左侍郎攝尚書事徐縉所撰，其中一節，談到了胡纘宗在蘇州的政績：
嘉靖癸未，天水胡公來守是邦，予時承乏侍從，聞吳郡太守賢聲籍籍也。始問之，鄉人日:“太守甫下車，察郡下多鼠恣,持法稍嚴，既以寬大。翕張之布，約法禁習浮屠異教。俾孝弟力田，婚喪奢靡，務出於儉約，尤重農務。視籍額稅民田，胥吏陰竊，籌算非額者，悉從罷革，凡十三萬有奇。至於曰金花、曰白銀者，一視正稅之輕重，以為多寡,厥施甚平，遂著為格。歲徵力役，百姓苦之，長賦尤甚，公劑量事宜，始有息肩之漸。又修起學宮以造士，躬自衡校，多所揚催，人才彬彬，盛於曩日矣。太守每晨起,聚八州邑之人於庭，不崇朝而理退，無違言小吏。輿卑鹹惴惴不得騁。太守每出行縣,問民所疾苦，暇則搜奇、弔古、題詠而歸。郡之人熙然安也。”夫太守賢,信若是乎哉?
徐縉，蘇州吳中金庭人，字子容，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著有《徐文敏公文集》五卷。
胡纘宗離開蘇州後，先後輾轉于山東、浙江、山西、河南等地做官。嘉靖十八年（1539）底，因官署失火事件而引咎辭職，退守家鄉秦安，在葫蘆河畔過上了著述立書的隱居生活。
嘉靖三十九年（1560）九月初三，胡纘宗卒於家中，享年81歲。
就這樣，胡纘宗大吏大儒的一生，以葉落歸根、魂歸故土而告終，這也算是對他跌宕人生最好的告慰吧。（責編：孫小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