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接天子，建都許昌。此前，學界多強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一面。用一“挾”字凸顯曹操的政治野心，似乎迎天子、建都許昌，唯在獲取壓倒其他軍閥的政治優勢，忽略了曹操此舉對重建漢末王朝國家制度的意義。
中平六年（189），靈帝崩，少帝劉協即位，何進專權，漢室已經衰微。何進志大才疏，優柔寡斷，謀誅宦官不成，不僅自己身死宦官之手，少帝也遭宦官張讓、段珪劫持，奔走小平津，後經盧植奮力救駕，才狼狽不堪地返回京城。然而，回到京中，少帝旋即遭到董卓廢黜。董卓另立陳留王，是為獻帝。
董卓狼戾不仁，濫殺朝臣，淫亂宮闈，朝政更是混亂不堪，王權已經完全旁落。初平元年（190），關東起兵討伐董卓，卓弒殺少帝、皇后，焚燬洛陽宮室，發掘漢室陵墓，遷天子於長安。初平三年（192），董卓被殺，其部下李傕、郭汜又攻陷長安，互相殘殺，致使吏民死者萬餘人。更有甚者，李傕竟然將天子扣押軍中，作為人質，“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三國志·董卓傳》）。後來，靈帝雖僥倖出奔楊奉營中，並與楊奉、董承返回洛陽，途中又兵敗於弘農曹陽，李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最後天子恓惶進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被荊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採，或飢死牆壁間”。正是在這時，曹操“乃迎天子都許”（《三國志·董卓傳》）。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第一，經過何進、董卓、李傕和郭汜之亂，兩京傾覆，天子顛沛，如此狼狽，何曾有半點“漢官威儀”？第二，兵敗曹陽之後，唯有“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朝廷官僚體系摧毀殆盡，何曾存在半點“國家職能”？第三，朝廷官員回到洛陽，居食無著，宮中官吏竟然餓斃於殘牆斷壁之下，天子也命不保夕，何曾能行使半點“皇權意志”？第四，天子幾乎深陷絕路，朝廷幾乎徹底崩潰，而“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即使出身四世三公的袁紹，也不願聽從部下郭圖的建議，迎天子都鄴，何曾有一人真正“赴身國難”？
此時的漢王朝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距離滅亡僅一步之遙了。正是危急時刻，曹操擊破汝南、潁川的黃巾軍，迎天子於洛陽，才使天子絕處逢生，王朝免於覆亡。後來，因洛陽殘破，不得已遷都許昌，曹操將家中所收藏的宮中器物奉獻朝廷，以恢復天子的漢官威儀（《上器物表》《上雜物疏》），同時著手重建朝廷的官僚體系，“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三國志·武帝紀》）。可以說，董卓亂政之後，是曹操將漢王朝從垂死的邊緣拉回正常的國家軌道，恢復了喪失殆盡的國家制度和皇權意志。王夫之論曹操說：“出天子於棘籬飢困之中，猶得奉宗廟者二十餘年，不但以折群雄之僭，即忠義之士，懷憤欲起。”（《讀通鑑論》卷九）
建安十八年（213），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將“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作為“此又君之功”，稱讚“君有定天下之功”（《三國志·武帝紀》），恐怕不僅是公文客套，也陳述了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如若沒有曹操，漢朝王室恐怕早已萬劫不復了。後來，因為曹丕禪漢建魏，歷史學家或因史識有限，或因時代原因而別有政治寄託，將曹操這段歷史貢獻也一筆抹煞了。
曹操被封魏王后，獻帝的一次次詔命，將其抬到準天子地位。對獻帝來說，這固然有不得已的原因，但是平庸闇弱的個性、苟且偷生的心態、駕馭能力的匱乏使獻帝最終放棄了“名義馭之”的機會。不僅如此，獻帝詔令“設天子旌旗”“備天子乘輿”之類的賞賜，實際上預設甚至縱容了曹操的不臣之心，直接導致了其政治野心的膨脹。從某種意義上說，曹丕的江山乃是獻帝拱手相讓的。
摘自 | 《領導文萃》2021年7月下
稿件來源 | 《中原文化研究》
本文作者 | 劉運好
責任編輯 | 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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