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葆元
趙明誠是李清照的夫君，山東諸城人，是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的太學生。
太學是北宋年間的“官學”，可以理解為朝廷創辦的大學。但太學不是第一位的學府，在它之上還有國子學，這種學府的生員入門設定並非學業程度，而是取決於學生的身份等級和門閥限定。比如北宋的國子學，只有京朝七品官以上的子孫才有資格入讀。據《宋會要輯稿》載，太學僅是國子學下設廣文、太學、律學三館中之一館。
那麼，太學的學科是什麼呢？《宋史·職官五》記載，太學教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律學館教明律。
九經是《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儀禮》《春秋》《公羊傳》《榖梁傳》，考試時抽120條段落，必須回答對60條才算合格。
五經與九經重疊，包括《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抽80條，須答對50條才算合格。
三禮是史科，選擇《史記》《漢書》《後漢書》為科目，屬於輔助教材，在科考中抽取章節段落命士子當場閱讀，考察識辨難字、分辨句意，明達義理為合格。
三傳是《左傳》《公羊傳》《榖梁傳》，要求考生在考試中答義110條，並且問經注六條、疏義四條，以通六者為合格。
律學館教明律，就是法律的學習，所有的學官和舉子都必須學習，而且要參加考試，考試中給五道案例，檢驗士子的能力。太學生也要參加科舉考試，頗有點像今日的普法教育。對有些走上仕途的人，這種教育卻是判案的訓練。看太學的學科設定，還是旨在培養實用型人才的。
趙明誠為什麼進了太學而沒有進國子學？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趙明誠進太學時，宋徽宗剛剛登基，立刻拜趙明誠的父親趙挺之為禮部侍郎、御史中丞，按官品應在從三品的位置上，他的子女進入國子學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這就要看宋徽宗朝國子學與太學的關係了。
國子學始於兩漢，賡續於盛唐，取士的門檻極高，非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弟不得進入，能夠入學的都是國公王孫、世襲貴胄，這樣一來，就把它變成了貴族學府。到了北宋，國子學門有所放寬，但實際情況是，國子生員“系籍而不至”，只掛名學籍，而不入學就讀。這個學校就辦得特沒勁。
為了提升教與學的積極性，朝廷特許“其未入於籍而聽習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鄉里，令補監生之闕”。條件降低了，放寬到雖未“入籍”，只要是居住在京師的卑微官吏子弟皆可入校學習，可是仍然無法滿足學府開辦的宗旨，於是條件再一再二地寬宥。景德年間規定，“遠鄉久寓京師”的普通舉子，有“本鄉命官保任”，經國子監最高長官考察允許，也可以“附學充貢”，便可堂堂正正地補缺。看來屬地就讀不獨今日才有，從宋時就已經實行了。
如此一來，國子學便不再是貴胄子弟的專屬學校，於歷史本是一種社會進步，摒棄門第，生員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宋朝本是一個封建等級社會，世襲觀念不會因一個國子學的式微而改變，國子學無可奈何地沒落下去。
宋徽宗辦教育還是有眼光的，在他的任上還創辦了算學、書學、畫學三種專科學府。崇寧三年(1104)又在京城南門外設立“辟雍”。“辟雍”者，效仿商、周天子之學，其實是太學的外學，有點像今天的預科班。這所外學規模宏大，構造外圓內方，寓意深刻，無聲地告訴學子：處世圓通，內心剛毅。這所學府能容納各路貢士三千人，不僅如此，據《宋會要·職官》記載，朝廷還給予太學生優厚的經濟待遇和政治待遇。
先說經濟待遇。宋徽宗規定，外舍生每月可領津貼850文，內捨生和上舍生每月可領津貼1090文。這大大刺激了生員的學習積極性。再說政治待遇，“如學行卓然尤異者，委主判及直講保明聞奏，中書考察，取旨除官。”
查趙明誠年譜，他並沒有參加科考的記錄。崇寧四年，剛剛從太學畢業的趙明誠即授鴻臚少卿。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崇寧三年(1104)，宋徽宗實行了新的教育改革，“盡罷科舉”，實行“舍選”。即是說，廢除以往的鄉試和禮部考試，取仕直接由太學推薦。《宋史·選舉一》說，“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太學就成為全國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徑，不僅官宦人家，士庶子弟也可由此獲得參加殿試的機會，國子生卻可以附屬於太學“升貢”，太學一下子成為入仕的唯一通途。
這個改革實行了七年，似乎也有缺陷。到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又恢復科舉考試，然而“舍選”並沒有廢止，兩條取仕的路並行。朝廷仍然看重“舍選”的狀元，就使太學格外引人注目。
趙明誠的命運隨著父親趙挺之的起落而沉浮。大觀元年(1107)，趙挺之遭蔡京誣陷，導致在京的親戚、家眷均受株連。趙明誠入獄，一番審查，卻“皆無事實”，遂被放出。其母郭氏夫人無奈之下，帶著三個兒子和兒媳李清照回到青州。
直到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趙明誠才被起用為萊州太守；宣和七年(1125)改任淄州太守，這時候離北宋覆亡已經不遠了。兩年之後發生靖康事變，北宋覆亡。時代進入南宋，國子學統歸於太學。
在南宋，太學有了巨大的發展。《鹹淳臨安志》記載，太學生在籍1700餘人，其中上舍生3人，內捨生260人，外舍生1400人，國子生80人。國子學並沒有消失，仍然依附在太學的體制內。階級的意識是強烈的，他們時刻需要身份的彰顯。南宋光宗時，有人上疏要求於“太學內闢一齋”供國子生“處之”。他們不想與下等官員或庶民子弟混同學習，但這些自詡高貴的國子生終沒有什麼建樹。
南宋時，倒是書院繁榮起來。北宋時就有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盛名於世，一番戰火劫掠，盡成殘垣。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到南康軍任職，即命令修復白鹿洞書院。書院修復，他親自制定學規並執教，提出學有五序，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把儒家的“學而時習之”具體化，學習育人，學習塑人，學習聖人。他特別強調“篤行”，認為篤行的標準是“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篤行之端，起於修身，修身之要是“正其義不謀其利，明起道不計其功”。說到底，教育的宗旨是“德”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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