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都北京之後，曾經在西郊一帶進行大規模的園林建設，統稱為“三山五園”。近年來，學界對於“三山五園”這個稱謂或概念的界定仍是共識與爭議並存。學界普遍認同“三山”代指香山、玉泉山、萬壽山，而對於“五園”所指卻存在相異的看法和觀點。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五園”指暢春園、圓明園、靜宜園、靜明園、清漪園，對此，學者張恩蔭先生則認為“三山”除了萬壽山、玉泉山、香山外，還應包括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而“五園”只是涵括“圓明五園”——即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熙春園、春熙院，後來演變成為對西郊皇家園林的泛稱。
實際上，西郊的山並不止三座，西郊的園林也並不止五個（僅皇家園林也不止五個）。這種大規模建造園林的活動，使北京歷史文化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一方面，使北京地區的園林文化成為集中國園林文化之大成的典範；另一方面，又加入了若干域外園林文化的因素，堪稱世界園林文化的傑出代表。“三山五園”概念內涵豐富，外延拓展，相互之間具有共通的文化屬性和不可割裂性，使這個皇家園林體系更趨壯大和完整。
暢春園繪圖
在中國古代，都城之所以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是因為歷代帝王皆在這裡建造有宏偉的宮殿以供其生活，而皇家園林則成為宮殿的附屬設施。但是，到清代建造三山五園之後，帝王們的大多數生活就從皇宮遷移到了園林，許多重大政治決策的籌劃和議定也是在這裡，而且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在這裡發生。因此，三山五園也就成為與紫禁城並列的一個政治中樞，可以說，一部三山五園史，就是半部大清史。
清代，順治帝經常在紫禁城以西的西苑居住，有時也到北京城南面的南苑留居。康熙帝則把自己的落腳點向西郊遷移。在京西玉泉山，金代時正在這裡修建玉泉行宮，金、元兩代燕京八景之一的“玉泉垂虹”就在這裡。康熙十九年（1680），在對“三藩之亂”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前夕，康熙帝便首先將被瓦剌軍燒燬的前朝玉泉山故園改建成行宮，賜名“澄心園”，康熙三十一年又改名“靜明園”。乾隆朝對靜明園大興土木，築成靜明園十六景，並命名玉泉山的泉眼為“天下第一泉”。
康熙二十三年和二十八年，康熙帝兩度南巡後，在明代國戚武清侯李偉的清華園舊址上建造了暢春園，作為“避喧聽政”之所，從而掀起了京西園林興建的高潮。康熙朝很多朝政、國事，都是在這裡商議處置，逐漸的形成了北京城之外的一個新的政治統治機構中心區。由於康熙皇帝把暢春園作為其長期居住和處理國家政務的政治中樞，清朝的王公貝勒、滿漢大臣也紛紛遷移，在附近置別業落腳。康熙還將暢春園周邊土地賞賜諸皇子、王公大臣建園。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賞賜給四子胤禛的圓明園。
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將前明的一片私家故園賜給了皇四子胤禛，胤禛遂依其“林皋清淑，波澱渟泓”的自然條件，因山形水勢佈置成一座取法自然的園林，康熙帝親題園額為“圓明園”。胤禛即位後，將此賜園加以擴建，其擴建工程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將原來圓明園的中軸線繼續向南延伸，在原來苑囿南側擴建包括大宮門、正大光明殿、勤政殿、左右朝房和軍機處、六部各衙門儲值房等宮廷區，使之成為清王朝統治政權中樞辦公區。這部分擴建的具有紫禁城外朝宮殿職能的建築群落，嚴格按照中國傳統宮廷建築要求，圍繞著中軸線興建左右對稱的建築。然後，雍正將其原有的賜園分別向東西和北面擴充套件，構建曲水島渚，增設亭榭樓閣。最後，開始安排拓展福海，加大其水域面積，並在周邊增修新的建築群落。雍正不僅在其即位後不久就開始著手擴建圓明園，雍正三年（1725年）又詔令將圓明園升為帝王離宮。圓明園從一個只是皇帝、王公大臣休閒的娛樂場所，轉換為北京皇城之外的另一個政治中心，這意味著北京的城市功能結構出現了新的格局。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又在圓明園東增建了長春園，二十四年（1759）在長春園內添建了俗稱西洋樓的仿歐洲式樣的宮廷建築；後又在圓明園的東南建造了綺春園（同治朝改稱萬春園）。
圓明園建築殘跡
乾隆年間，京西皇家園林建設達到了頂峰，“三山五園”全面完成。乾隆七至九年（1742—1744），建成了圓明園四十景，後又有廓然大公、文源書閣等多項續建；十至十二年建成長春園，後又有西洋樓、獅子林等多項續建；三十四年修建並命名綺春園（此園在嘉慶年間建成）；後又將熙春園劃歸圓明園，號稱“圓明五園”。乾隆十至十一年，在香山行宮的基礎上建成二十八景，賜名靜宜園。十四年冬，曾對西北郊的水系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整治理。次年三月，將甕山改名萬壽山，金海改稱昆明湖。同年在圓靜寺廢址興建大報恩延壽寺，為其母孝聖皇太后翌年六十萬壽祝釐，同時在萬壽山南麓相繼建造多處廳堂亭榭廊橋等。乾隆十六年，改萬壽山行宮為清漪園。十五至十八年，在玉泉山靜明園基礎上擴建成十六景，後又有妙高寺、聖緣寺、涵漪齋等續建工程。十四至十九年，基本建成萬壽山清漪園，後又有須彌靈境、蘇州街、耕織圖等續建工程，到乾隆二十九年全部建成。
20世紀二十年代的十七孔橋
清漪園由昆明湖、萬壽山兩部分構成。昆明湖水面面積為二百二十公頃，佔清漪園的三分之二。萬壽山部分主要以佛香閣建築群落為主體，在不足60米高的萬壽山南坡，採用因山構室的建構手法，從昆明湖畔的建築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多寶殿等依山而建，用一層一疊的挺拔建築，從視覺上將山的高度提高，而山頂的佛香閣與山勢渾然一體，既有臨山而建的高聳氣勢，又與萬壽山山體相呼應，無形中將萬壽山山勢也烘托起來。這種建築設計手法，顯示出清代北京皇家園林規劃、設計所具有的高超能力和水平，也體現出中國古代皇家園林藝術發展的巔峰狀態。
除此之外，還在乾隆十六年前重修和新建了長河沿岸的樂善園、倚虹堂行宮、紫竹院行宮以及萬壽寺和五塔寺的行宮院。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二年在萬泉莊建成了泉宗廟行宮。三十九至四十一年，在玉淵潭畔建成釣魚臺行宮，等等。完成這些規模宏大的皇家園林，需要傾全國物力，集無數精工巧匠，填湖堆山，種植奇花異木，集國內外名勝，還有難以計數的藝術珍品和圖書文物。
民國時期的萬壽寺
關於清代西郊皇家園林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皇帝避暑與環境的需要，正如雍正帝所言：“寧神受福，少屏繁喧”。來自東北的滿洲統治者入關後，對北京盛夏乾燥炎熱的氣候很不適應。紫禁城雖金碧輝煌、宏偉壯麗，但那裡的環境並不宜人，春季風沙大，夏季酷熱，冬季寒冷。特別是在康熙初年，紫禁城發生火災後，為了防火和宮內安全，加高了宮牆，砍去了高大的樹木，使得宮廷居住毫無山水之樂。
第二，康、雍、乾時期的經濟實力為大規模修建皇家園林奠定了基礎。西郊園林大都營建於康、雍、乾時期，而這時正值盛清國力最為強盛的時期。
第三，京西有山水之勝，水源充足，林木茂盛，有連綿不斷的西山秀峰：玉泉山、萬壽山、萬泉莊、北海淀等多種地形，植被及自然環境都頗為突出。正是因為山水俱佳的優美環境，早在遼代時封建帝王就選中這裡建造了玉泉山行宮。到了明代，這裡的自然景色吸引了更多的遊人，於是一些達官貴人就佔據田園營建別墅，大片土地被一塊塊佔去。到了明萬曆年間，明皇親武清侯李偉在這裡大興土木，首先建造了規模宏偉，號稱“京國第一名園”的清華園。後米萬鍾又在清華園東牆外導引湖水，闢治了幽雅秀麗的“勺園”，取“海淀一勺”的意思。明清易代之時，清華園和勺園逐漸廢棄，但遺址尚存。於是，清在其基礎上重建園林，開鑿新的水道，將造園面積不斷擴充套件，最終形成了“三山五園”的格局。
清代三山五園的興建，特別是雍正、乾隆兩朝圓明園的增擴建和皇家苑囿中以清朝皇帝為中心的統治政權機構遷移，使清代北京城市大格局產生重大變化。從明代北京城內，皇城、紫禁城中央政權集中區域所形成的北京城市空間格局，在清代北京西郊三山五園皇家園林發展的過程中被完全打破。作為都城的北京，不再是明永樂年營建時劃分清晰的皇城、紫禁城為北京城政權統治區域一個政治中心的狀態，而變成北京內城的紫禁城與西郊的圓明園新的政權機構“雙中心”的城市政治格局。這種變化，無形中擴大了北京城市功能的外延，從城市物理空間上，形成了清代北京城市發展的新特徵。
康熙二十六年暢春園建成，開啟了三山五園作為政務副中心的序幕。暢春園之後，雍正帝擴建圓明園，此後直到咸豐十年，圓明園一直是清代北京名副其實的政治副中心。具體而言，除去為前朝皇帝服喪的年頭之外，雍正帝平均每年駐園210天。雍正十一年，全年共計355天，皇帝有246天生活在圓明園裡，佔全年天數的百分之七十。乾隆帝年均駐園126天，紫禁城宮居時間年均110天。乾隆帝的活動範圍較大，除紫禁城、避暑山莊、南巡、東巡等之外，還是園居的時間更長一些。乾隆二十一年，有閏月，全年共393天，乾隆帝去熱河、曲阜等地120日，其餘居大內105日，居圓明園168日。嘉慶帝駐園時間年平均162天，宮居時間年均135天；道光帝駐園時間年均多達260天，宮居時間年均不足91天；道光三十年，這一年有閏月，皇帝在園的時間高達354天。咸豐帝在1860年出逃避暑山莊前，駐園7年，年均時間也達217天。
相比之下，清代的紫禁城使用率非常低，尤其是象徵皇權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雖然在建築上極盡高貴和豪華之能事，但它的主要用途是舉行大朝會，例如新皇帝登基，以及皇帝生日、元旦、冬至這三大節日。再有，就是重要的祭祀活動，如大祀圜丘、方澤，皇帝必先於大內齋戒兩日。在雍正朝至咸豐十年之前，圓明園是清北京名副其實的政治副中心，至於其他園囿，如靜明園、靜宜園、清漪園、暢春園則基本是圓明園的附屬。
為保持滿洲人“國語騎射”的傳統，清統治者們可謂煞費苦心。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恢復了古代狩獵制度，在塞外設木蘭圍場。每逢秋天便率領皇子皇孫、八旗子弟進行木蘭秋獮。木蘭秋獮之外，為能經常閱視八旗的訓練和戰鬥力，清朝歷代皇帝又規定在南苑以及京西園庭等地進行有針對性的軍事操演，比如玉泉山大閱、暢春園閱武樓、香山演武廳、西廠校射、圓明園水操、山高水長校射等，這些都是皇帝在園居理政期間、為保持八旗騎射能力和軍事戰鬥力的軍事操演。
玉泉山
玉泉山“大閱”主要在康熙時期舉行。據實錄記載，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後，康熙帝便經常前往玉泉山駐蹕，但第一次玉泉山大閱是在康熙三十一年九月。這一時期正值西北用兵之際，康熙帝連續數年在玉泉山舉行大閱兵，反映了當時他對八旗戰鬥力的重視。玉泉山閱兵之外，康熙時期的另一處校射場所是暢春園的西廠閱武樓。暢春園西廠的閱射，主要是在康熙朝後期，重點是閱試武舉人，一般都是連續三天。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康熙帝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完畢後，康熙帝又率諸皇子及善射侍衛射。
香山演武廳的出現，與乾隆初年大小金川戰爭的用兵密不可分。乾隆十二年（1747），四川大金川地區土司莎羅奔發動叛亂，當地特有的碉樓建築使得本就地勢險峻的金川地區更加易守難攻。清軍屢攻不下，而且損失慘重，乾隆帝為了讓軍隊有針對性的訓練，就在香山地區仿建金川碉樓，組建了一千人的健銳營專門操演雲梯攻碉的戰術。
封建歷代皇帝都尊親法祖，標榜“朕以孝治天下”而垂範天下。奉養太后，就是這一理念的儀式化象徵。就清代而言，除了紫禁城內的壽康宮等專門奉養皇太后的宮殿之外，在園囿中也專門建有供皇太后頤養閒居的居處。從康熙帝《御製暢春園記》來看，興建暢春園的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奉養皇太后。康熙帝在暢春園奉養過太皇太后（即孝莊太后，但次數寥寥）、皇太后（即孝惠章皇后）。
清廷每年都有名目繁多的各種筵宴，而皇帝請客吃飯，是透過社交活動實現政治統治的一種常規手段。從性質上看，主要分為公宴、家宴。公宴多為慶典性的，往往是君臣共進飲膳，或招待外藩首領。每遇國家大典和重要節日，都要舉行大型宴會。如皇帝太后的生日舉行“萬壽千秋宴”，皇帝繼位要舉行登基“慶典宴”，外藩來朝要舉行“外藩宴”，打了勝仗要舉行“凱旋宴”，每當欽定書籍編纂完成要舉行“修書宴”，皇帝經筵禮成後要舉行“經筵宴”，臨雍禮成後要在禮部舉行“臨雍宴”，順天鄉試後要舉行“鹿鳴宴”，殿試之後要舉行“恩榮宴”，等等。清廷大型公宴，一般在皇帝上朝辦公的三大殿等地方舉辦。屆時，設御宴於皇帝寶座前，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外國使臣，都要穿朝服。宴會由皇帝親自主持。宴席過程中，要舉行諸如皇帝入座、敬酒、進饌、頒賞及群臣的轉宴、謝恩等儀式。同時，還有龐大的樂隊依時演奏不同的宮廷音樂，吃飯時，還有各種樂舞百戲表演。清宮筵宴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千叟宴，人數最多時達上千人，場面十分壯觀。但在京西御園興建以後，以上這些筵宴有相當一部分經常在三山五園舉行。
賜宴的舉辦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有限的口腹之慾，還有著不同尋常的政治象徵意義。賜宴營建了太平盛世的景象，而帝國的統一和強大是成為國際外交核心的前提和基礎，對於各國的朝貢使節，清政府以豐厚的筵宴和熱情招待，不僅撫慰了遠使，而且宣揚了國威。
作為皇家園林中的傑出代表，清代在三山五園內佈設了大量蘊含著濃郁宗教文化氛圍的建築與景點，其中既有佛教的寺院，也有道教的壇閣，還有大量的民俗信仰祀廟，生動反映了清代皇室獨特的宗教文化交流。
萬壽山
三山五園肇始於康熙年間，但主要完成於雍正、乾隆兩代，園林中的宗教建築也深刻地打下了這兩位帝王的個人烙印。據不完全統計，在三山五園中，宗教建築幾乎佔整個園林建築的三分之一，其中尤以佛教建築的數量為多。五園之中隨處可見風格各異的佛教建築，點綴於園林山水當中，給人以莊嚴肅穆的宗教文化薰陶。其淵源可追溯到追求“三教調和”的雍正，但清代在“離宮御園”中大量修建精美的佛教建築，主要得力於“文殊菩薩化身”自詡的乾隆。
三山五園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佛教建築，當為乾隆時期建造的清漪園（後稱頤和園）萬壽山寺廟群。萬壽山為燕山餘脈，元時名甕山，山前即積水助漕的甕山泊。其地風景優美，元代湖泊西北岸已建有大承天護聖寺等佛教建築。明弘治七年（1494），孝宗乳母助聖夫人羅氏又在山前建立園靜寺，由此進一步開啟了內廷建寺祈壽的皇室文化。至清乾隆十五年（1750），為慶祝其篤信佛教的生母鈕祜祿氏六十大壽，乾隆帝特意下令在清漪園的園靜寺舊址上興建大報恩延壽寺，次年並特意將山名改為萬壽山，以寄其祝壽祈福之意。萬壽山採用中國造園藝術中常用的“挖湖堆山”技法，在東西兩坡形成舒緩對稱的人工天際線。而自乾隆十五年起，更在山的南面，以大報恩延壽寺為核心，逐步建成倚山而起的龐大佛教建築群，並呈現出濃郁的皇家宗教文化特色。建成於清代鼎盛時期的大報恩延壽寺，大部分美奐美崙的宗教建築在咸豐十年（1860）被入侵的英法聯軍燒燬，現存建築多是光緒年間重新建造的。但依據《日下舊聞考》等文獻資料，我們仍然可以大致體味到這座皇家佛寺震撼人心的宗教文化。
萬壽山北麓中軸線上以香嚴宗印之閣為中心的佛教建築群，則主要是仿照西藏桑耶寺建造的。清漪園萬壽山之北有值房，其南為長橋，後為香嚴宗印之閣，是按照西藏桑耶寺的烏孜大殿而建的，象徵佛教的須彌山，其四周為依據古印度哲學觀念而形成的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閣的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建有代表佛經“四智”的紅、白、黑、綠四座梵塔，體現出濃郁的藏傳佛教文化特色。但四大部洲北側中路金剛牆下所建的九開間須彌靈境大殿，卻又是以漢式為主、兼有藏式風格的寺廟建築，成為清漪園內體量最大的建築。清漪園萬壽山佛寺這種東西對稱分佈、南北兩麓遙相呼應、漢藏文化相互融合的整體建築格局，既表現了乾隆帝對生母的孝敬與祝福，也充分體現出他“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維護國家統一的良苦用心。清漪園被毀後，萬壽山北麓只在原址改修了一層的香巖宗印之閣，其他仍基本上是瓦礫遍地。直到1980年，國家撥巨資修繕四大部洲、八小部洲和四座梵塔，才大體恢復乾隆時期的藏傳佛寺原貌，但須彌靈境大殿卻一直未恢復。
雍正帝自號“圓明居士”，始於親王花園的圓明園中就建有多處佛殿，乾隆以後又逐漸增加，除慈雲普護、月地雲居、舍衛城，以及法慧寺、寶相寺、延壽寺、正覺寺等佛教寺院之外，還在九洲清晏、奉三無私、含經堂等起居處多設佛堂。其中慈雲普護是“圓明園四十景”之一，在圓明園後湖北岸碧桐書院之西。這是一處境彷彿教名勝天台山的景區，康熙後期初成時名為“澗閣”，作為親王的胤禛常在此禮請法師講經說法，並曾手抄佛經作為敬獻父皇的壽禮。登基後，雍正帝又御書“慈雲普護”“歡喜佛場”以及龍王殿“如祈應禱”、關帝殿“昭明宇宙”諸匾額，體現了雍正帝崇信釋道、調和三教的信仰。慈雲普護安排有首領太監充當僧人，日常上殿唸經，至晚清方與園內其他廟宇一併裁撤。其中歡喜佛場殿內供奉的是藏教密宗歡喜佛，意在祈求多子多孫。而正殿慈雲普護供奉的觀音菩薩，亦包含求子祈福之意。清代帝后居園時，朔望清晨常從對面的九洲清晏後碼頭乘船，前往“慈雲普護”拈香拜佛。
圓明園內規格最高、體量最大的寺廟為安佑宮，是按照景山壽皇殿之制建造，以祭奉康熙、雍正兩帝神御。暢春園中的佛教寺院，主要有恩佑寺、恩慕寺、永寧寺。恩佑寺的修建，是雍正帝為其父薦福，“建於暢春園之東垣”的供佛之所。靜宜園中的佛教寺院，有香山寺、洪光寺、昭廟、上方普覺寺、碧雲寺等。香山寺可上溯至李唐，金代章宗復建，始賜名“大永安寺”。元明兩代重修，一度稱為甘露寺，延續至清。康熙時期營建西郊皇家園林時，在附近建有香山行宮。康熙帝曾來此遊玩、駐蹕。乾隆初年又在原來基礎上擴建，形成前街、中寺、後苑的獨特寺院格局。香山寺依山而建，嚴整壯觀，錯落有致，亭臺樓閣，廊橋亭榭，成為香山靜宜園內的最大景點。香山寺曾列西山諸寺之冠，共計五進院落，大殿前有石坊、山門、鐘鼓樓等。其寺山門內娑羅樹，為香山寺著名景緻，併成為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活化石”。娑羅樹是佛教徒極為崇敬的聖樹，相傳佛祖釋迦牟尼就涅槃於娑羅樹下。
昭廟全稱“宗鏡大昭之廟”，藏文音譯“覺臥拉康”，意為“尊者（釋迦牟尼）神殿”。其址原為清代皇家鹿園，乾隆四十五年（1780）為接待西藏活佛班禪來京所建，故世人亦稱“班禪行宮”。其整體建築風格“肖衛地古式”，以藏式為主，漢式為輔。主體呈方形碉式，石基白色，牆身紅色，高厚堅固。牆體設藏式梯形壁窗，上部飾以漢式遮簷。昭廟主要為仿照藏地佛寺而建，但尚另有獨特處。如與西藏、承德等地藏傳佛教寺廟分散的裙房不同，昭廟的裙房是圍在一起的。再者，清淨法智殿殿頂的鎦金銅瓦為魚鱗瓦，在陽光照耀下異常壯麗。寺內所立《御製昭廟六韻》碑，為漢、藏、滿、蒙四體。其他殿頂簷獸、彩繪內容等，亦充分表現了漢藏文化的融合。
20世紀30年代的臥佛寺
毗鄰靜宜園的香山東側為上方普覺寺，即廣為人知的“臥佛寺”。 臥佛寺始建於唐，原名兜率寺，後歷有興廢，寺名亦易。據說舊有唐代檀木所雕臥佛，元代又在寺內鑄造巨大的釋迦牟尼涅槃銅像，遂得“臥佛寺”之俗稱。明末清初以戰亂衰退，“香燈久斷”。直到雍正年間由怡親王允祥舍資葺治，“遂為西山蘭若之冠”。雍正十二年（1734），皇帝賜名“十方普覺寺”，並御製碑文及“花氣合爐香馥郁，天光共湖影空明”之聯。其後乾隆帝又御書“雙林邃境”“得大自在”等匾額。臥佛寺坐北朝南，分三路佈局，整體仍沿襲唐代伽藍七堂的法式，在北京寺廟中是非常少見的。《春明夢餘錄》載寺前娑羅樹來自西域，相傳建寺時所植。
碧雲寺，在靜宜園之北。碧雲寺始於元，明代大監改庵為寺。清乾隆十三年（1748），在寺後建造金剛寶座塔，左面建行宮，右面建羅漢堂，規模大增，最終形成坐西朝東、以六進院落為主體、層層殿堂依山疊起的特殊佈局。其金剛寶座塔，系乾隆年間按西僧所貢奉的圖樣修建。
碧雲寺
靜明園中的佛教寺院，以玉泉山為中心，有香巖寺、妙高寺、華藏寺、聖緣寺、清涼禪窟等。
相較於隨處可見、規模宏麗的佛教寺廟，三山五園中純粹的道觀不僅數量要少，規模也遠為不及。但三山五園所受傳統道教文化的影響卻並不遜色。首先，以香山、萬壽山、玉泉山為中心的三山五園整體佈局，即與中國傳統造園藝術中的“三仙山”信仰不無關係。按中國遠古神話傳說，三仙山是遠在海中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為世間難睹真容的美好仙境。先秦時期的齊威、燕昭，以及後來的秦始皇、漢武帝，都曾專門派人前往尋訪。漢武帝首先在上林苑太液池中建造蓬萊、方丈、瀛洲，開創“一池三山”的文化傳統，從此模擬或象徵“三仙山”的模式，也就成為皇家園囿的基本佈局。這在清代三山五園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靜明園玉泉湖中以中央大島“芙蓉晴照”為中心，三島鼎立的佈局即暗合“一池三山”之態。清漪園昆明湖中，南湖島、治鏡閣島、藻鑑堂島，亦構成“一池三山”的傳統模式。而最典型的，則是圓明園福海中“蓬島瑤臺”以及“方壺勝境”兩大景點的設計。蓬島瑤臺舊名蓬萊洲，乾隆初定名蓬島瑤臺。此景建於雍正三年（1725）前後，系在福海中央挖湖疊做大小三島，島上再築樓閣，並分別名之曰方丈、蓬萊、瀛洲。由於蓬島瑤臺正好位於福海正中，四岸均超過人眼可見景物的距離，因而沿岸四周都只能若隱若現地觀察到水中宮殿的概貌。尤其是清晨或傍晚薄霧在福海上微微泛起之時，蓬島瑤臺更宛如神話傳說中的仙境一般虛無縹緲，平空增添了一絲神秘的感覺。其造園設計，在以水面上恬淡的樓閣景緻，透過距離感來充分表達其可望而不可及的仙界意境。
三山五園中的這些廟宇與民間俗神建築，雖然始建年代不同，建築規模與裝飾風格各異，但其基本功能，一在於滿足御園自身的信仰需要，解決皇室內廷日常生活中可能面臨的種種焦慮與關心；二是著眼於江山社稷的穩固，在順應民情、維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等方面，發揮了獨特的積極作用；三則進一步加強了國內各地區之間、各民族之間乃至中外之間的文化交流，使作為皇家園林的三山五園，成為各種文化薈萃融合、和諧共存的精品典範，生動展現了三山五園在文化交流上的巨大作用。
縱觀清代北京皇家園林的發展，能夠明顯看到清代北京宮廷文化在北京園林藝術中帝王文化的烙印。首先，北京皇家園林的發展，在其規模、形制以及建造工藝上，都顯示出清王朝至高無上的帝王權威氣勢。其次，清代北京皇家園林的藝術風格，顯示了清代宮廷文化集天下之大成的文化融合性，不論是清漪園中諧趣園的江南園林風格、昆明湖遷移杭州西湖的景觀，還是圓明園彙集全國各地園林的特點，都鮮明地體現出清代北京宮廷文化集天下之大成的風格。最後，以圓明園長春園西洋樓景區為代表，顯示出清代北京宮廷文化與西方建築藝術相融合的文化包容特徵。清代北京皇家園林的上述特徵，從園林、建築等形式上，將北京宮廷文化以物化的形式展示在人們面前，使其威嚴性、奢華表現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深邃本質，逐一展示在世人面前。
“三山五園”在數百年的風雨歷程中，經歷了興起、發展、衰敗的變遷，與現存的地理空間格局差異很大。2002年9月，《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明確指出“西郊清代皇家園林歷史文化保護區位於海淀區，包括頤和園、圓明園、香山靜宜園、玉泉山靜明園等，即清代的‘三山五園’地區，是我國現存皇家園林的精華。”確定保護範圍涉及頤和園、圓明園、靜明園、靜宜園、臥佛寺、碧雲寺、達園、團城演武園、燕園等。在北京市海淀區關於“三山五園”的最新規劃中，對其空間範圍有著明確、清晰的劃定：東起京密引水渠地鐵13號線，南到北四環閔莊路，西北到海淀區區界和西山山脊線，景區範圍約68.5平方公里，包括香山、玉泉山、萬壽山，靜宜園（現香山公園內）、靜明園（現玉泉山內）、頤和園、圓明園、暢春園（現北京大學和海淀公園），以及熙春園、自得園、青龍橋古鎮、香山健銳營、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黨校、國防大學等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和極具代表性的現代先進文化資源。總之，隨著歷史的演進及北京城市發展，“三山五園”的概念已經突破了原有的代指皇家園林及文化的狹義範疇，而是被注入了嶄新的時代內涵和文化因素，使其成為一個兼具歷史性、文化性和現代性、科技性的廣義概念以及更加廣闊的文化空間。
（來源：北京社科普及讀物《北京歷史文化三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