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耕《中華讀書報》（2021年07月07日10版）
《思考的痕跡——重讀馬克思的記憶和思考》，楊耕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即出
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著作，即《思考的痕跡——重讀馬克思的記憶與思考》，是從我的260餘篇論文中挑選出來彙集而成的。與我的其他論文集不同，這本論文集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的，時間跨度為36年，即1984-2020年，反映了我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心路歷程及思想演變。
如果把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概括成一句話，那就是，重讀馬克思。歷史常常出現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即一個偉大哲學家的某個理論以至整個學說往往在其身後，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歷史運動和巨大的社會變革之後，才真正顯示出它的本質特徵、理論價值、理論侷限，從而引起人們“重讀”。馬克思哲學的命運也是如此。20世紀的歷史運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蘇聯的衰敗解體、資本的全球化以及哲學本身的發展困境，使得哲學家們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轉向馬克思，重讀馬克思。
就我個人而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重的歷史災難和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的歷史成就促使我重讀馬克思的。在重讀馬克思的過程中，我經歷了從馬克思的哲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從西方哲學史拓展到現代西方哲學，從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延伸到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從西方馬克思主義深化到蘇聯馬克思主義，然後，再回到馬克思的哲學這一“原點”這樣一個不斷深化的求索過程。其意在於，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放到一個廣闊的理論空間中去研究。
在我看來，對馬克思哲學的研究離不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馬克思創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過程，把握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演變過程，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哲學的本質特徵和本真精神，真正理解馬克思的哲學在何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被髮展了，在何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被誤讀甚至曲解了；只有把馬克思的哲學放到西方哲學史中去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哲學對西方傳統哲學變革的實質，真正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劃時代的貢獻；只有把馬克思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進行比較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哲學的歷史侷限和偉大所在，真正理解馬克思的哲學為什麼是“我們這個時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學”（薩特）。
在重讀馬克思的過程中，我又進行了社會主義思想史、政治經濟學的“補課”。之所以進行社會主義思想史、政治經濟學“補課”，是因為馬克思的哲學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政治經濟學批判密切相關。
從馬克思哲學的創立過程看，馬克思對社會主義思想史、政治經濟學以及歷史學都進行過批判性研究和哲學反思，不僅德國古典經濟學，而且英國古典經濟學、“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以及法國復辟時代歷史學，都構成了馬克思哲學的理論來源。
從馬克思哲學的理論內涵看，馬克思的哲學是在探討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生成的，實現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既是馬克思哲學的理論主題，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命題；確立“有個性的個人”，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既是馬克思哲學的終極目標，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原則。同時，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是經濟理論，而且是資本批判理論，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馬克思以商品為起點範疇，以資本為核心範疇而展開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本質上是一種存在論或本體論意義上的批判。在馬克思的哲學中，哲學批判不僅與意識形態批判密切相關、融為一體，而且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即資本批判密切相關、融為一體。
精神生產不同於肉體的物質生產。以基因為遺傳物質的生物延續是同種相生，而哲學思維則可以透過對不同學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創造，形成新的哲學思想、新的哲學形態。正像親緣繁殖不利於種的發育一樣，一種創造性哲學一定會突破從哲學到哲學的侷限。馬克思的哲學就是這樣一種創造性哲學。
就馬克思哲學理論本身的研究而言，我經歷了從歷史唯物主義（唯物主義歷史觀）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再到馬克思主義價值論，從唯物主義歷史觀到唯物主義辯證法，再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構，然後，再回到歷史唯物主義這樣一個不斷拓展的思維程序。在這個不斷拓展的思維程序中，我逐步認識到並最終得出一個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的總體認識，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是“唯物主義歷史觀”，而且是“唯物主義世界觀”。我得出這樣一個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的總體認識，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20世紀80年代，我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本身不是一個完整的哲學形態，而僅僅是馬克思的歷史觀，即唯物主義歷史觀。1984年，我在《安徽大學學報》第1期發表《論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程序和思維邏輯》，在《江淮論壇》第2期發表《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的歷史考察》，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關於社會結構和歷史規律的學說，是關於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實際上，這只是重申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傳統定義，只不過初步理清了“歷史唯物主義”“唯物主義歷史觀”這兩個概念的由來，只不過強調了歷史唯物主義概念中的“歷史”包含著“社會”的內涵，只不過凸顯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物件包括社會結構，只不過從一個新的視角探討了馬克思創立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歷史程序和思維邏輯而已。
二是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是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相統一的歷史哲學。1988年，我在《社會科學》第7期發表《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現代發展的再思考》，提出了這一觀點；1989年，我在《學術月刊》第11期發表《歷史唯物主義現代形態的建構原則》，明確指出：歷史認識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生長點，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雙重職能，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是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相統一的現代歷史哲學。1990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2期發表《歷史哲學：在哲學和歷史學的交叉點上——兼論歷史唯物主義的現代形式》，重申並深化了這一觀點。但是，在這一時期,我有意無意地迴避了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關係、歷史唯物主義與實踐唯物主義的關係這兩個重大問題。
三是從21世紀初開始，我對歷史唯物主義有了新的總體認識。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是唯物主義世界觀，其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哲學形態，馬克思哲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2000年，我在《安徽大學學報》第5期發表《法國唯物主義的兩個派別及其啟示——兼論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意義》，提出從理論主題的歷史轉換這一根本點上看，唯物主義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形成三種歷史形態，即自然唯物主義、人本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唯物主義世界觀。2001年，我在《學術研究》第10期發表《重新審視唯物主義的歷史形態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空間》；2003年，我在《河北學刊》第6期發表《歷史唯物主義：一個再思考》；2008年，我在日本一橋大學發表演講《哲學理論主題的根本轉換和理論空間的重新建構》，詳細論證並深化了這一觀點。
2016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第11期發表《重新理解唯物主義的歷史形態及其革命性變革》，明確提出：歷史唯物主義所關注、所要解答的基本問題，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人與社會的關係，即人與世界的關係問題；以實踐為出發點範疇去探討人與世界的關係，必然使歷史唯物主義展現出一個新的理論空間，一個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辯證的世界圖景。因此，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是“唯物主義歷史觀”，而且是“唯物主義世界觀”；由於歷史唯物主義內含著“否定的辯證法”，因而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觀”。《重新理解唯物主義的歷史形態及其革命性變革》實際上是對我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總結、概括和昇華，深入而全面論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意義。
這一時期，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總的結論是，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是同一概念，是對馬克思哲學的不同稱謂：把馬克思的哲學稱為“歷史唯物主義”，是為了凸顯新唯物主義的歷史維度及其徹底性、完備性；把馬克思的哲學稱為“辯證唯物主義”，是為了凸顯新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維度及其批判性、革命性；把馬克思的哲學稱為“實踐唯物主義”，是為了凸顯新唯物主義的實踐維度及其首要性、根本性。
在我看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不是三個“主義”，即辯證唯物主義是“自然進化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中心主義”，實踐唯物主義是“唯實踐主義”，而是同一個“主義”，即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的不同表述，從三個維度標示新唯物主義的“新”之所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不是三個“觀”，即辯證唯物主義是自然觀，歷史唯物主義是歷史觀，實踐唯物主義是實踐觀，而是同一個“觀”，即馬克思的世界觀的不同表述。在馬克思的哲學中，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僅僅作為自然觀和理論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僅僅作為實踐觀和理論基礎的實踐唯物主義，也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僅僅具有應用性質的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的哲學中，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是高度統一、融為一體的。一言以蔽之，馬克思的哲學就是歷史、辯證、實踐的唯物主義。
這就是我重讀馬克思的心路歷程及其結論。在這個過程中，我所追求的理論目標，就是求新與求真的統一；我所追求的理論形式，就是鐵一般的邏輯，詩一般的語言；我所追求的理論境界，就是重構哲學空間，雕塑思維個性。這部著作所選的論文實際上記錄了我重讀馬克思的心路歷程，反映了我在不同時期思考的不同問題及其觀點，展示了我所追求的理論目標、理論形式和理論境界，體現了我的哲學研究水平的過去與現在。
無論哲學在形式上多麼抽象，我們都可以從中捕捉到現實問題。所謂哲學的超前性或超越性，實際上是對現實中可能性的充分揭示和高度抽象。哲學史表明，任何一種有成就的哲學，無論從其產生的原因來看，還是就其提出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式而言，都是非常現實的，都或直接或間接、或多或少地解決了現實問題。馬克思的哲學更是如此。重讀馬克思應該也必須與現實“對話”。否則，就會成為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
作為一箇中國學者，重讀馬克思不能忘記同中國現實“對話”。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我重讀馬克思以至全部哲學研究的目標，就是期望能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提供一塊希望的田野，能為中華民族理論思維水平的提升做出應有的貢獻。正因為如此，我深切地關注著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並撰寫了一系列研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論文。從中，我挑選了《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國現代化歷史中的兩個里程碑》等6篇文章作為這部著作的“附錄”，以使讀者更全面地瞭解我重讀馬克思的維度。
我的職業、專業和事業都是哲學，尤其是馬克思的哲學。從1977年考入安徽大學哲學系學習哲學到今天，時間已經過去了40多年，自不量力地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詩，那就是，“一篇讀罷頭飛雪”。40多年來，儘管我的思想處於劇烈的變化中，儘管我的“身份”處於不斷的變化中，但我一直沒有放棄哲學，一直在哲學這個荊棘叢生的領域艱難跋涉、艱辛探索。如果說當初我選擇了哲學，那麼，後來就是哲學選擇了我。哲學教會了我如何實現自我發展，懂得我們都是“社會個人”，因而力圖在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求得個人的自我發展；哲學教會了我如何面對“過五關”與“走麥城”，哲學已經融入我的生命活動之中，成為我書寫生命的方式。
來源： 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