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雖然由於歷史程序和社會條件的制約，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但它開創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探索了道路。辛亥革命後，民主共和意識的積聚，大大促進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空前高漲。辛亥革命不僅召喚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到來，還在一定程度上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通道。
辛亥革命前夕，雲南就於1908年爆發由同盟會領導的河口起義和永昌起義，雖然未能成功，卻為辛亥雲南起義打下了良好基礎。1910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雲南繼湖南、陝西、山西等省之後，率先在西南響應，於10月27日發動騰越起義，成立滇西軍都督府，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義”成功，成立雲南軍都督府，結束了清王朝在雲南的統治，聲援了武昌，推動了貴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獨立。雲南省博物館珍藏的一批辛亥革命文物，見證了這一段風起雲湧的歷史。今天，我們選取一些辛亥革命文物做簡要介紹，透過文物回望歷史，並以此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
武昌起義紀念章
徽章是用以表示身份、職業、榮譽或用以紀念某一事物的特殊標誌。一般分為證章、獎章、紀念章、禮品章等。辛亥革命後，為紀念辛亥革命，從中央到地方都製作了一批紀念章。
1912年10月，武昌起義一週年之際，湖北都督府製作並頒發了“武昌起義紀念章”。紀念章外形基本參照了鐵血十八星旗。紀念章正面分為內外圓兩層。外圓由金穗圍繞，上書“武漢紀念章”五個字；內圓為白底，中央以十八星旗（左）與五色旗（右）交叉為主圖案。紀念章背面主圖案為黎元洪戎裝浮雕胸像，彰顯其在武昌起義中的領導地位，頭像上方為“黎元洪”英文簽名。
辛亥革命紀念章中，以十八星旗（或十九星旗）與五色旗交叉兼用作為主圖案的較為常見，它們形狀各異，文字內容多樣，有的將五色旗置於紀念章左側，十八星旗放在右側，有的則相反。除此之外，在其他文物上類似圖案並不鮮見，如雲南省博物館所藏兩把李鴻祥將軍佩刀，在其刀柄中縫處也有十八星旗與五色旗交叉圖案。十八星旗（或十九星旗）與五色旗高頻同框出現，主要源於這兩面旗幟在當時都曾是革命和民國的象徵。
五色旗
五色旗最早源於同盟會討論未來中國國旗時，“有人提議用五色，以順中國歷史上之習慣”，以白、青、黑、紅、黃對應金、木、水、火、土，代表五行始終說，暗指將取清朝而代之。隨著辛亥革命的迅速推進，五色旗被賦予了“五族共和”的含義。1911年12月2日革命軍攻佔南京，12月4日江蘇、浙江、上海三地都督，以及各省留滬代表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開各省代表會，會議決議：“取五族共和的意義，決定以五色為國旗，紅、黃、藍、白、黑，象徵漢、滿、蒙、回、藏”。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10日，各省代表會議（代行臨時參議院職權）透過以五色旗為國旗的議案，並提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頒佈施行。
1912年5月10日，臨時參議院透過決議以五色旗為國旗。此後，臨時參議院又透過決議以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以十九星旗為陸軍旗。6月11日，袁世凱釋出臨時大總統令，將臨時參議院“以五色旗為國旗”的決議頒佈施行。
值得注意的是“武昌起義紀念章”出現之時，國旗之爭已落下帷幕，但十八星旗依然在部分革命人士心中有崇高的地位。眾所皆知，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尚左、尊左的習慣。武昌起義紀念章將十八星旗置於國旗左側，凸顯其地位，這表明在此時革命黨人的思想尚在整合之中。
新軍軍官禮服
在辛亥革命中，清政府編練的新軍，後來發展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革命力量。清末，清軍在對外戰爭中接連失利，迫使清政府認識到必須採用西法，建立新軍，從官兵素質、軍事裝備、訓練方法等方面全面學習西方。1902年，雲南開始編練新軍，至1909年雲南新軍編練成一鎮（師），定為暫編陸軍第十九鎮。經過幾年努力，編練成軍的新式陸軍較之以往確有很大進步，軍官大都受過軍校教育，尤其是在日本留學的學生，相繼畢業後回到雲南，如李根源、李鴻祥、謝汝翼、唐繼堯、趙復祥、庾恩暘、張開儒、鄧泰中等。他們受革命思潮的影響，有不少人在留學時加入了同盟會。他們在滇任職，為雲南新軍傳播革命思想打下了基礎。
新軍除官兵素質得到提升外，裝備也得到極大改善，其中也包含了軍裝換新。以雲南省博物館藏“李鴻祥新軍軍官禮服”為例，該軍裝參照德軍軍裝設計，採用立領中長上衣，對襟式單排扣，綴平圓紐扣7顆。領章綴金色飛蟒，飛蟒抱藍珠，似游龍戲珠，領口邊緣包裹一道金邊。袖章為盤花金辮，袖口綴一條金線、一條紅線（代表步兵）。透過領章和袖章判斷，這件禮服應屬於中等第三級“協參領”。理由如下：第一，新軍禮服領章上的寶珠顏色“上等抱紅珠，中等抱藍珠，次等抱白珠”；第二，領章邊緣金線，一級三道，二級兩道，三級一道；第三，袖章的表示方法參用領章，衣袖口橫綴一至三條金線區分三級。這套新軍禮服從顏色、標識、樣式等方面全面模仿西方軍隊，在軍服近代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身著西式軍裝的新軍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甚至引領了時代風尚，一些地方民眾紛紛以穿著西式軍服為時尚，以致各地新軍不得不張貼告示，嚴禁民眾冒穿軍服。
根據清末新軍軍銜與職位設定，中等第三級“協參領”軍官一般被任命為“管帶”（營級指揮官），結合李鴻祥生平，這套禮服很可能是李鴻祥被任命為新編陸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七十三標第三營管帶前後配發的。
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李鴻祥被任命為七十三標第三營管帶。1911年10月30日，正當李鴻祥所部在北校場分發武器準備起義時，為北洋系值隊官唐元良發覺。所部士兵見事機敗露，開槍擊斃唐元良。李鴻祥即召集全營誓師起義。七十三標“標統”（團級指揮官）率衛隊前來鎮壓，李鴻祥率部奮勇迎頭痛擊。隨後革命軍蜂擁入城，圍攻昆明五華山軍械局巡防隊，雲南總督李經羲急調部隊，與李鴻祥部在黃河巷一帶巷戰數小時。當夜3時，蔡鍔率大隊進城，炮擊總督署和軍械局。31日中午12時，革命軍佔領全城。兩日後雲南軍都督府成立，蔡鍔為都督，任命李鴻祥為省城衛戍司令。
中華民國軍政府10元公債券
中華民國軍政府50元公債券
軍政府公債券
公債是政府以信用形式向本國居民和單位或向國外取得收入而形成的一種債務。1894年，清政府為應付甲午戰爭軍費而舉辦的“息款商借”，可視為中國近代國內公債之發軔。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後，湖南、陝西、山西、雲南等地紛紛舉起義旗，宣佈脫離清政府“獨立”。各地革命政權建立後，軍費開支驟增，同時又缺乏中央財政的支援，因而普遍陷入財政危機。據統計，清末雲南省“每一年歲入，不過三百餘萬兩，歲出年約需六百餘萬”，不足之處由朝廷透過向雲南劃撥協餉和各省協滇銀兩彌補虧空，但每年仍然缺一百餘萬，財政赤字嚴重。辛亥革命後，雲南因“各省獨立，協款驟停，中央亦無力撥濟……加以援蜀、援黔、援藏，先後出師，供應浩繁，所費百數十萬”，財政頓陷困境。為化解財政危機，各地方革命政府採取了包括髮行內債在內的多種財政措施。自武昌起義後一年內，計有鄂、贛、滬、浙、閩、陝、滇等地發行過地方公債。
雲南省博物館藏“中華民國軍政府公債票”為上海滬軍都督府發行。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復。11月14日，因財政支絀，滬軍都督府決定籌募公債。“中華民國軍政府公債票”，主要用於軍費支出。公債票面分5元、10元、50元、100元四種，雲南省博物館所藏為50元、10元兩種。“中華民國軍政府公債票”，5元券發行50萬張、10元券25萬張、50元券5萬張、100元券2.5萬張，合計1000萬元。票面印有天、地、玄、黃四號，用以區別還款期限之遠近。每號洋250萬元；償期6年，按天、地、玄、黃順序分4次還清，每次償還250萬元。公債利息採取遞進位制，逐年遞增。第一年年息為七釐，第二年年息為八釐……至第六年為一分二釐。10元和50元債券分別為藍色和紅色，以示區別，左下鈐蓋上海滬軍都督府都督陳其美、民政總長李平書、財政總長朱葆三印信。票面背面使用英文，落款為陳其美、李平書、朱葆三三人英文簽名。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認為地方發行債券有礙統一，要求湖北、上海等地停止發行。1912年2月28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再次下令要求“上海公債票應即停止”。此後，軍政府公債退出了歷史舞臺。
李鴻祥將軍佩刀
李鴻祥是雲南辛亥革命元老，曾是朱德在雲南陸軍講武堂時的老師。珍藏於雲南省博物館的李鴻祥將軍佩刀，上面的“九星旗”很有特點。武昌起義後，各地曾出現多面國旗並用的局面，“鄂、湘、贛三省用十八星旗，粵、桂、閩、滇、黔數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十八星旗原是以湖北革命黨人為主組織的革命團體共進會的旗幟。1907年，焦達峰、劉公、孫武等一批在日本的同盟會會員，籌組共進會，議定以十八星旗為會旗。十八星旗全稱鐵血十八星旗，“用大紅色為底布，由中間輻射出來九個黑色銳角，每個銳角內外兩端，各有一黃色圓星，內外各九個共十八個，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團結和鐵血的革命精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隨後，湖北軍政府建立，軍政府使用的就是十八星旗。十八星旗作為首義之旗，影響非常之廣，也被多地革命起義軍懸掛使用。雲南騰越起義中，革命軍“以九星為旗幟，以黃帝為紀年”，這裡的“九星旗”其實就是十八星旗。
雲南軍都督府嘉獎令
雲南省博物館收藏的辛亥革命文物中，有一件1912年3月簽發、鈐蓋雲南軍都督府印的《雲南軍都督府嘉獎令》。奇異的是這封嘉獎令卻出現了劉虞、劉虜兩個受獎人名字。嘉獎令正文中“其劉虞請給予同副校尉職銜”，而文末卻指明“右狀給同副校尉職銜劉虜”。繁體“虞”“虜”兩字寫法相近，我們猜測可能是由書寫者筆誤造成的。那麼是“虞”誤寫，還是“虜”誤寫呢？細查該嘉獎令文字，其左側有段小字，雖模糊不清，但答案隱藏在依稀可見的文字中。這段文字落款為劉明德，時間為1981年12月18日，查閱該文物徵集資訊，劉明德即文物捐贈者，捐贈時間也吻合，這段文字應該是捐贈者後加的說明。其中提到“原文虜誤為虞，最後一條原已剜改，而正文內虞字仍未及改正”，造成了誤會。同時，劉明德稱在辛亥革命時期自己曾使用過“沙潛蛟”“劉虜”等名，因此受獎之人同時也是捐贈人劉明德（即劉虜）無疑。
1911年10在龍陵光復的過程中，劉明德起到了關鍵作用。辛亥革命成功後，劉明德任龍陵縣縣長時間不長，便辭官回鄉教書。他於1926年在騰衝參加過倒唐運動。1981年，年過九旬的劉明德將這份珍貴的嘉獎令，捐贈給雲南省博物館。
孫中山為雞足山題字橫幅
清末民初，虛雲法師三上大理賓川雞足山駐錫弘法。這期間，虛雲法師結識了孫中山先生。虛雲認為孫中山倡導的大同世界和自由、平等、大同的主義，與佛教的宗旨相一致，若能實行，便成為人間的極樂世界。
虛雲法師與孫中山會面始於1912年。據虛雲自述“辛亥革命後，滬上佛教會以新定章制，略與諸方牴觸，公北行至滬，與寄禪、冶開，諸公斡旋，於南京晤孫中山先生，商改訂會章”。此段文字出自《虛雲老和尚自述年譜》中“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七十二歲”一節。坊間以為這次會面是在1911年（辛亥年），其實不然，孫中山一生致力革命，長期被清政府懸賞通緝，不得不流亡海外。武昌起義發生時，孫中山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為革命募款，得知起義訊息後即籌備回國。1911年11月2日，孫中山離開美國，途經英國、法國等地，於12月21日到達香港，25日抵達上海。29日，各省代表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離開上海赴南京就職。遍觀這段時間孫中山行程，如虛雲所記無誤，那麼他與孫中山在南京的會晤應該發生在孫就職臨時大總統之後，即1912年1月至2月間（此時仍為農曆辛亥年）。民國誕生之後政府雖宣佈使用公曆紀年，但民間傳統顯然無法在短時間革除。
1913年，上海靜安寺召開中華佛教總會成立暨寄禪法師追悼大會。中華佛教總會是中國佛教有史以來第一個自主的組織。虛雲此次在上海為佛教的前途和命運呼籲奔波，得到了諦閒法師、太虛法師等佛教同仁和孫中山、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等一大批有識之士的響應護持。期間，孫中山與虛雲見面，並題寫墨寶“飲光儼然”相贈，現藏於雲南省博物館。“飲光”是佛教羅漢名，相傳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大弟子飲光迦葉守佛衣入定雞足山華首門，奠定了它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
孫中山書法用字規範，規矩整肅，一筆不苟。辛亥元老、時任《民國日報》社長邵元衝評價孫中山書法說：“總理生平未嘗臨池學書，而筆筆端重，胎息深厚，無潦草從事者。其手稿《孫文學說》，全書數萬言，皆為總理手寫，一字不苟”。在“飲光儼然”題詞上，這種書法風格體現得淋漓盡致，反映出孫中山作為政治家的理性與沉穩。
結語
辛亥革命史是中國革命史的重要內容，知史以明鑑，查古以知今。雲南省博物館珍藏的這些辛亥革命文物，是對辛亥革命的記錄和見證，儲存著對這段歷史的集體記憶。透過這些文物，我們觀察到中華大地這一百餘年來的滄桑鉅變——辛亥革命後6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給中國傳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辛亥革命後8年，五四運動爆發，為中國共產黨成立進行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辛亥革命後10年，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程序，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鬥、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傳承接續辛亥革命事業，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程序！這一百年來開闢的偉大道路、創造的偉大事業、取得的偉大成就，必將載入中華民族發展史冊、人類文明發展史冊！（作者：譚利剛 單位：雲南省博物館 供圖：雲南省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