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楠茜
編輯 | 漆菲
“我在肯達裡，我要回家。”舉著這張紙的是5名來自中國河南的農民工。過去這半年來，他們在印度尼西亞一家華人工廠打工，不僅沒能如約拿到工錢，還被各種理由剋扣工資，連護照也被收走。
“我在肯達裡，我要回家”其中一位民工舉著紙
在交錢、求助、詢問回國事宜無果後，他們不得已偷渡至鄰國馬來西亞，打算借道回國，沒想到卻被馬來西亞警方在海邊抓捕。
當地法院原定10月11日對他們提起訴訟。家屬在10月8日告知記者，目前已經達成庭外和解，五位中國民工將直接進入遣返程式。
“本希望可以掙幾個錢回去，最後卻演變成一場噩夢。”在此之前，五位農民工寫下名為《一封來自蘇拉威西肯達裡的求救信》，發在“印尼的那些事兒”公眾號上。而他們在國內的親人們，因為失去了家中的頂樑柱幾近崩潰。
這五位農民工的故事並非孤例。近年來，不少中國人透過外包勞務、老鄉熟人介紹的途徑來到印尼打工，卻如同走入“魔窟”——有人失聯，有人被逼自殺，有人受傷致殘。
偷渡路線堪比行軍，大機率會處以罰款
逃離工廠的5名河南農民工分別是張強、魏鵬傑、田明鑫、郭培陽和張振杰，他們此次從印尼偷渡到馬來西亞，據稱是為了回中國。此前，他們先從印尼東南蘇拉威西省首府肯達裡（Kendari）出發，跨海前往印尼邊境，接著走海路來到馬來西亞邊境。
當地時間9月19日深夜，他們從船上匆忙跳入馬來西亞海域的冰冷海水中。不久後，在馬來西亞比奧-德薩魯地區附近的海灘上，他們被當地警方逮捕。
馬來西亞警方9月19日釋出的逮捕通告
馬來西亞步兵第三師總部在一份宣告中披露，被捕的偷渡人員共有15人，包括5名中國籍男子、5名印尼籍男子和5名印尼籍婦女。“觀察郵政人員首先發現可疑船隻，於夜裡11時30分進行突襲，逮捕了15名據信藏匿在賈蘭丹瓊巴勞海灘的非法偷渡者。”
遭馬來西亞警方逮捕的五名中國工人 （照片來源：馬來西亞警方通告截圖）
“他們選的這條路堪比行軍，其實警察早就發現了蹤跡並在現場等候，簡直是自投羅網。”在印尼深耕多年的Z女士向記者如此形容。
此前，這批中國人的馬來西亞代理律師羅章武向記者介紹，10月11日，他們將在馬來西亞就違反移民法律被提控。在當地，這類非法入境案件通常會面臨三種不同程度的懲罰，即罰款、監禁、鞭刑。好在目前已經達成庭外和解，五位中國民工將直接進入遣返程式。
“由於這5人均為初犯，大機率會處以罰款，大約1萬馬幣（約合1.54萬人民幣）左右，不太可能受到鞭刑。但倘若無法交罰款，可能面臨大約5年的監禁。”羅章武透露，五位中國人目前都在隔離中，無法會見任何人。“據當地官員說，他們的身體狀況尚好，也沒有感染新冠。”
此前半年，這5位遠赴印尼打工的中國人經歷了黑暗的勞工生活。他們的護照被公司收走，不得已才選擇了偷渡之路。
今年3月，來自河南安陽的張強和焦作的魏鵬傑等人透過一位共同認識的工友介紹來到肯達裡，為江蘇一家鎳鐵公司的外包商完成工期專案。肯達裡位於東南半島東岸，是印尼東南蘇拉威西省首府，主要以工藝製作為主，是一個木材出口港。
據魏鵬傑的妻子張婭傑說，勞工們出國之前，沒有和這家江蘇公司，或者其外包公司簽訂任何合同。工友們先到安陽集合，乘坐大巴來到南京，隔離一週之後到了福建，再去往印尼。
4月中旬到了工地後，工人們發現，出國前得到的承諾皆是空話。去之前，對方的說法是“每天工作9小時，一個月保底27天工，工期6個月，每天的薪水是500元人民幣，每月會發1萬元人民幣的生活費，幹滿6個月就可以在現場結清薪水後回國……”
來到工地之後的三個月裡，公司先是一拖再拖籤合同，當工人們終於看到合同，內容也大相徑庭：工作時間變成9個半小時，沒有休息時間；每月生活費只有1000元；工期也不止6個月。
張強聽說，一些工友已經一兩年沒回家，他們想走，但是沒有護照，也沒有錢。此外，工業園區門口有保安持槍把守，進出都需要便條。“有在那裡做了十幾個月的工友一次都沒有走出過工業園區，平時的生活就在生活區和工作區附近。”張強透過微信將這些情況告訴了妻子。
而他們的護照在3月進入印尼做核酸時被統一裝箱收走，6月底除了簽證時按了手印，之後再也沒見過護照。多次詢問，也沒人透露護照到底在哪裡。當他們想辭職回國，不止一位老闆告訴他們，每人要交5萬到7萬左右人民幣的費用才可以回國。
交錢給“老闆”，才能回國
這五個人的親人們為他們借錢並上交，隨後他們一直等待護照、準備回國。但是，在肯達裡等了七八天後，他們還是沒等來護照的訊息。幾次詢問公司，對方態度卻很差。
等待期間，工人們的狀態越來越差。每天只能吃泡麵，行動不自由，回家的希望愈發渺茫。他們天天失眠，甚至陷入抑鬱。由於不想再繼續被困下去，幾人聽信了蛇頭的話，選擇碰運氣偷渡至馬來西亞，卻不料被警方抓捕。
五位農民工在印尼工廠的飲食幾乎只有泡麵加榨菜，很難吃上米飯
五位農民工在印尼工廠的住宿環境
“生活剛有點起色，又變得負債累累”
魏鵬傑的妻子張婭傑告訴記者，自從3月去了印尼，本來樂觀開朗的丈夫精神狀態越來越差，幾乎變了個人。
據她說，魏鵬傑以前是個很逗的人，話多愛笑，但自從出去打工後，說話一直板著臉。就算影片丈夫也會跑很遠，找個訊號好的地方聊上個十來分鐘，每次幾乎都在說要怎樣才能回國。“發過來照片，整個人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魏鵬傑十幾歲就上了工地，跑過國內二三十個城市，電焊、起重、看圖紙、吊車，樣樣都會。他和同在工地打工的父親負責全家的主要收入，張婭傑和婆婆則負責在家看孩子、做家務。
2019年，張婭傑懷上二胎，魏鵬傑為了掙錢曾跑去迪拜打工。那邊雖然伙食差，但是有自由，偶爾還可以出去逛逛，並且護照也在自己手裡。後來魏鵬傑提前結束工期，回到國內陪她生產。“這次去印尼也是因為之前有過出國打工的經歷，覺得沒什麼難的。”張婭傑說。
沒想到，這次丈夫不僅沒有多少收入，還得靠家裡借錢交“回國費”。交完律師的辯護費，還有一大筆錢在等著他們：罰款、住宿費、核酸檢測和疫苗費用、飛機票和酒店隔離費……
“我們的生活剛有點起色，又變得負債累累，感覺沒有喘息的機會。”張婭傑回憶說，五六年前夫妻倆在老家做駕校生意，賠了本，最近一兩年剛把欠賬還上。“這次丈夫說出去掙錢，回來後，老人幫忙添點錢，去城裡付個首付，讓兩個孩子去城裡上學。現在一切都破滅了。”
和魏鵬傑類似，張強在今年3月去往印尼打工後，妻子王蘭一人承擔起了家裡的重擔。
對王蘭的打擊一個接一個到來：5月母親出現肝昏迷，7月父親心臟病發作，最近奶奶又做了膝關節手術……身為獨生女的王蘭只能一個人跑醫院、照顧兩個孩子，還得處理丈夫的事情。
9月19日，張強給王蘭發出最後一條定位訊息後失聯，王蘭找到其他工友的家屬才瞭解到大家的家庭狀況都有相似之處。
中國勞工張強發給妻子王蘭的最後定位，偷渡到了馬來西亞的海岸線上
這五個家庭裡，有的家屬因為身體抱病無法外出工作，有的家屬因為丈夫的事情不吃不喝，還有的老人因思念兒子以淚洗面。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要撫養，有人近半年已是借錢生活的狀態。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國際笑話，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我們無論如何都得承受。有的人會說我們裝可憐，有的人會說我們活該，說當初為什麼要讓他們出去！”家屬們在一封向社會求助的公開信上如此寫道，“他們出去打工的目的和所有人一樣，就是想掙點錢回家過日子。”
國人依然在源源不斷進入“魔窟”
印尼漢學家廖建裕曾在《印度尼西亞的新華人移民：一個面臨新挑戰的新興社群》一文中提到，印尼目前大約有1000家中國企業，集中在建築業、採礦業和電子業。這些公司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中國農民工前來務工。
據廖建裕研究統計，在印尼的中國人目前有2.5萬人，由於很多農民工是非法移民，實際的數字可能更加龐大。
許多在印尼打工的中國人說，他們沒有獲得正式的工作簽證，屬於非法移民。來到印尼，他們被困在由國內外經紀人、分包商和僱主組成的複雜鏈條中，無法控制對自己的交易。
“我們被騙了……最終成為非法移民。”去年在印尼打工的一名中國人曾向媒體控訴，“他們根本不在乎工人是死是活。”他也同樣被沒收護照，工資低於承諾，回國時被要求支付高達3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此外在印尼，中國工人也面臨極大的人身安全風險。一方面，印尼沒有保護中國工人的機構和工會，也沒有給中國工人提供任何醫療條件；另一方面，工人們的所有訊息幾乎都被封鎖在園區內。雖說印尼勞工部門可以監管，但往往訊息傳不到那邊，就算傳達到了，也無法確保其能保護中國人的權利。
疫情使得中國工人的生存境況更加惡劣。他們想要回國，必須提前得到公司的許可，然後等綠碼合格，還要透過IgG（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白M）等檢疫要求。
據Z女士說，不少中國農民工在雅加達等待了6到21個月才回國。因此，她能理解這幾名河南工人為什麼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偷渡。而他們的遭遇並非孤例。
據《華盛頓郵報》稱，在印尼的中國工人有人被錘子砸中至身體癱瘓、有人在工作中失去了眼睛、有人被卡車碾軋致死。國內的各大貼吧中，有不少控訴印尼中資工廠是血汗黑心工廠的帖子。
與此同時，這樣的招聘仍在持續中。在一條描述自己父親在印尼打工摔死的帖文下方，跟著“招聘印尼鎳鐵專案（焦化、發電、鎳鐵）”的帖子。
“昨日有個朋友從國內過來，他說飛機上有三分之二都是中國農民工。雖說當地工廠出事不斷，很多國人卻源源不斷進入‘魔窟’。”Z女士告訴《鳳凰週刊》，她持續關注中國勞工在印尼的生存情況，“我真心想問問那些招人的工廠：你們究竟招了多少人，現在還剩多少人？”（陳婕洺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