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文化大國、文化強國，五千餘年的悠久歷史長河中，積澱深厚、源遠流長。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給世人留下了無數茶餘飯後的談資，而這些歷史一方面是由人民群眾決定的，另一方面也離不開賢明君王的管理。
漢武帝就是這些賢明君王中的一個，正所謂“秦皇漢武”，他是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來。
第二位開創大一統盛世的封建帝王，他讓漢朝國力也不斷強盛，百姓安居樂業。
而盛世形成的背後正是漢武帝及其官僚集團的改革，而其中促進盛世出現和不斷髮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正是他在經濟方面進行的數次改革。
現在看兩千一百年前漢武帝劉徹實施的財政改革，最重要的是站在當時的時代角度。
這樣才能做到設身處地，更深刻地體會到這些政策產生的深遠影響，其中一些甚至在今天還能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一、漢武帝財政改革歷史背景
1、對外用兵耗資巨大
秦朝滅亡後，漢高祖劉邦經過“白登之圍”後決心與匈奴修繕友好關係，採取屈辱的和親政策，維護邊境的安定，對漢匈關係產生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隨著文景之治的發展，漢朝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給了漢武帝用軍事力量解決北方匈奴對漢朝威脅的經濟條件。
漢武帝劉徹是古代史上少有的強勢君主，在位期間不斷對外用兵，窮兵黷武，史書有記載他對匈奴就有四次大規模用兵。
這些戰爭雖然取得了暫時性勝利，使邊防安定得到了穩定、擴大了漢朝疆域，但是對於遊牧民族的戰爭，投入巨大而收穫甚少。
漢匈之間的戰爭幾乎貫穿了漢武帝時期，為了應對戰爭帶來的政府財政危機，漢武帝不得不嘗試採取新的思路。
另闢財源，開創新的中央財政模式，就是這套財政制度延續兩千年，影響至今。
2、民間經濟亂象
《後漢書·仲長統傳·理亂篇》記載“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
公侯、君長都是國家的高層人物，而豪人的地位已經有僭越之勢，超越他們這個階層應該有的狀態。
國家經過長時間的征戰，國庫耗費一空，但是豪強地主這一批人，靠著土地財富崛起。
另一部分人則是靠著商業能力崛起，被稱為富商巨賈，同時民間出現大量私自鑄幣的現象，進一步威脅到中央財政。
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便有記載，西漢中期，一方面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專業化分工逐漸變得更細。
越來越多的手工業產品進入商品流通領域，以致富商大股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資金雄厚的大商人活動範圍大大擴充套件，這種景象不但在小國寡民的時代無法想象，在諸侯割據、大國爭霸的時代也是看不到的。
司馬遷生動地描述出當時芸芸眾生求富逐利的心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這一描述從社會文化、心理的更高層面上展現當時交易的興盛和商業的繁榮，西漢商業的發展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但是西漢時期的商業繁榮與國家總體經濟的發展並不總是同步的，甚至常常對國家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商業的繁榮甚至會加劇社會動盪。
二、漢武帝財政改革的影響
1、對商人的影響
面對以上的問題，漢武帝便召集官僚集團的核心人物進行商談，並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
漢武帝先是引入商業稅，自秦以來，國家施行的稅收政策都是依照固定的土地和戶籍來徵收的，即“田賦”和“人頭稅”，這種稅收政策相對來說容易徵收，但是獲利不多。
而在商人和貨物身上能夠獲取較高的稅收，但是因為其流動性造成徵收的難度較大。
因此，漢武帝僱傭大批的庫吏去徵稅，透過壓榨商人的收入，武帝時期成為西漢王朝內庫最多的時代。
戰國以來，鹽和鐵是最主要的兩個工業部門，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支柱產業，鹽鐵私營，民間參與鹽鐵生意的人，那個時候有的已經成為鉅富。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至少一半的大商人都是鹽鐵業出身。
當國家財政急需用錢，民間卻還有這種鉅富存在的時候，這些鉅富就自然成為國家的目標。
桑弘羊說出東漢的情況“豪強遍地”，財富全在官僚地主大商人，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在國家之手。
漢武帝便將鹽鐵業全部收歸國有，禁止私自買賣併入刑，他還在國家出產鹽鐵的郡國設立鹽鐵官。
透過建立國有企業壟斷，統一負責鹽鐵的生產和銷售，進而壟斷最能影響國民生計的工業部門來獲得收入。
著名的鹽鐵會議上，很多官員反對政府幹預經濟，反對實行鹽鐵專賣，但當被問到如果不執行國有化政策，戰爭開支從哪裡出，國家財政怎麼保障時，卻又都無言以對。
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當時的問題：國家壟斷、政府幹預確實存在一些弊端，會拖累民間工商業的發展，讓繁榮的商貿業發展一時陷入停滯。
這是由於這種政策存在的意義在於“與民爭利”，而不是“讓利於民”，當然，這個民所指的商人，並不是廣義上的民眾。
透過國家機器賺取商人的手中的利益，這正是中國建立大一統社會能夠繁榮昌盛發展的原因。
直到封建社會結束，各代帝王將相也沒有探索出能夠解決國家機器和商品經濟共同發展的方案，這也正是封建社會的侷限性帶來的問題。
2、對農民的影響
秦朝實行的是郡縣制，但是漢高祖打下天下後分封二十二個諸侯國，可謂是郡縣制與分封制並行，漢景帝即位後，諸侯的勢力越來越強盛，齊孝王劉將閭坐擁七十餘城。
他們不受朝廷的約束，隨著實力的不斷髮展已經造成中央政權的危險，最終導致七王之亂。
晁錯已指出兼併農民土地的危害，他認為經濟的發展對於國家的強盛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是成功的法寶。
歷代先王已經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只有經濟的不斷髮展，讓農民過上富裕的生活，這也才能從根本上杜絕農民起義的可能性。
歷代農民起義都是被逼無奈，只要農民生活穩定，社會自然也就恢復穩定，然而武帝“外攘夷狄”和一系列公共工程的展開，財政支出浩大，加重了農民負擔。
如果說漢高祖劉邦時期，社會上最大的矛盾是功臣集團和皇權的矛盾，那麼到漢武帝劉徹時期，矛盾產生根源性的變化，演變為經濟上的矛盾為主。
對於封建農耕文明，最重要的土地資源，不在國家而在地主豪強，他們坐擁大量土地資本。
壓榨農民，更有甚者，將農民視為奴隸，開歷史的倒車，這是國家統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漢書·食貨志》中記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提出的“限民名田”，所謂“限民名田”就是佔田數量由農戶的身份和地位來決定，超出規定部分直接收歸國有，再進行二次分配。
這一舉措從根源上抑制土地兼併，打擊地主豪強，在增加國有土地數量的同時也保證了農民的土地資源不被侵害。
維護了農民的生產收益，也穩定了基層社會秩序，可謂是一舉多得。
與此同時漢武帝還實施“算緡”、“告緡”，所謂緡就是串成串的銅錢，這是一項鼓勵互相揭發、檢舉別人財產的法制民間社會。
很快就掀起了一場告密的熱潮，許多人熱衷於打探鄰居的資產，告發他們獲得分成。
史記記載，當時人們有好看的衣服，馬上就穿，有好吃的東西馬上就吃掉，不再有儲蓄的習慣。
這一項專門針對工商業者的稅收被漢武帝換了個用法，主要由於豪強地主將土地作為個人私有，也被列入徵稅範圍。
當時的財產是由個人自行申報，所以很多地主、手工業者為了偷稅漏稅隱瞞收入，這種現象在今天也屢見不鮮。
在告密熱潮之下，全國近半數富商地主家產被沒收國有，進一步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增加了國家的稅收。
三、總結
時代不斷變化，“算緡告緡”、“鹽鐵專賣”、“限民名田”等在當時看來褒貶不一的政策，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就是國家干預經濟進行財稅體制改革。
這些改革有利於當時小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經濟，讓社會發展止步於此，可以說是有利有弊。
站在今天的角度，任何極端的說法都是不對的，因為客觀是在變化的，只有流動之力才能養活經濟之魚，讓商業和農業共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