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偉民
在前一篇文章《抗戰期間蘇聯給了中國政府多少援助》中，說的是蘇聯給予國民黨政府的援助，這種援助是透過政府間協議公開進行的。但有一種援助卻只能秘密進行，這就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給予中共的援助。
一、財政援助
中央紅軍好不容易到達陝北，有了落腳點，但部隊的軍需供給隨即成為大問題。
瓦窯堡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這也意味著紅軍不能像以往那樣，在蘇區“打土豪”了。
為了渡過難關，1936年3月，毛澤東想到了宋慶齡，希望透過她向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借一筆錢。然而，此時的宋慶齡與宋子文早已分道揚鑣。宋慶齡只好將孫中山逝世撫卹金全部取出，又將自己唯一的一處寓所—莫利愛路寓所典押出去，這才湊夠了5萬美元寄給中共中央。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在陝甘會師後，軍隊人數猛增了兩倍，吃飯、穿衣問題更加突出。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不得不再請張學良和宋慶齡幫忙。這樣雖然解決了一時的糧食需求，得到幾萬雙鞋子和1萬套冬裝，卻仍然有一半以上的部隊缺衣少食。當寧夏戰役失利，又得知蘇聯方面不能從定遠營提供援助之後，中共中央立即電請共產國際緊急寄送款項。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
之前，4月9日，周恩來應張學良邀請，在膚施（延安）舉行會談，張學良對會談很滿意，拿出2萬銀元，說是他私人的錢，用以支援紅軍抗日。會談後，他又送給紅軍20萬元法幣。
10月5日，張學良在西安會見葉劍英、潘漢年。葉劍英根據中央的交代，向張學良提出借款5萬元，另解決一萬套棉衣的要求。張學良均表同意，並落實了錢和棉衣事項（到12月西安事變止，張學良共接濟紅軍76萬元）。
東北軍時期的張學良
10月31日，中共中央將蔣介石到西安大談“匪不剿滅絕不抗日”的情況上報共產國際的同時，也告訴他們，鑑於陝甘生存狀態惡劣，紅軍主力將不得不進行第二次長征，“轉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尋求發展。”“惟目前還要堅決同蔣介石在現地區作戰，但物資方面萬分困難，特別是已經分文沒有，又不能發票子，張學良那裡也沒錢借了。”
連續的軍事失利，加上嚴冬的來臨，被數十萬國民黨軍圍困在黃河以西的幾萬紅軍，每日所需大量糧食、彈藥和藥品的消耗外，僅棉衣一項，即需耗費甚巨。張聞天心急如焚地再三致電共產國際，聲稱：“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多推遲一天，紅軍的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和紅軍情況之嚴重。
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2月初，來自共產國際55萬美元中的第一批款項——25萬美元到達上海，很快即轉送到甘北蘇區。
西安事變後，從1937年2月開始，國民黨政府每月向中共和紅軍撥款30萬元，緩解了困難，但仍入不敷出，只能繼續向莫斯科要錢。
193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蘇聯和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了近200萬美元的財政資助。這雖然沒有達到中共中央的預期，但也是十分重要的援助了。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財政支出隨之增加，國民黨政府的撥款遠遠不能平衡開支；加之陝北的自然環境嚴酷，資源貧乏，不利於工農業生產，稅收很少，因此，中共的財政仍然十分緊張。
抗戰初期，中共的經費來源主要有下面幾個渠道：
一是對控制地區的徵發。陝甘寧邊區經過長期內戰，地主經濟大部被摧毀了，雖然農民分得土地，但農村經濟已破產，需要一定時間的休養生息。而其它敵後抗日根據地戰鬥頻繁，不像陝甘寧邊區處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中，黨中央確定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戰爭，即不斷粉碎敵人殘酷的“掃蕩”和“蠶食”，財政基本上靠中央支援。
由於抗戰初期中共為爭取民心，採取輕徭薄賦政策，稅收等徵收相當有限。以稅收收入為例，陝甘寧邊區1939年僅有658213元，佔財政收入8847427元的7.4%。因此，這幾年邊區人民的負擔是很輕的，邊區政府所徵捐稅只有進出口貿易累進稅、皮毛稅、鹽稅和救國公糧4種。以公糧來說，1938年至1940年全邊區分別只有1.7萬石、5萬石、9萬石，分別佔當年細糧（小米）產量的1.4%、2.8%、7.6%。另外，由於抗戰初期邊區政府對領導農民發展生產未引起大的注意，對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精神在思想上也不太明確。因此，邊區和各根據地的生產自給率很低。
此外，地方黨組織弄來一定數量的黃金，支援了中央財政。這方面山東的膠東特委貢獻很大。地處膠東的招遠盛產黃金，是中國第一個年產萬兩黃金的縣。侵華日軍小川支隊1939年2月武裝佔領招遠縣城後，成立北支那開發公司，開始了對黃金資源的瘋狂掠奪。為防止八路軍滲入，日軍對成品金實行全面管制。為了虎口奪金，中共膠東特委成立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常設機構——膠東黃金工作委員會。在這個組織領導下，礦工們和日本鬼子及偽軍進行機智靈活的鬥爭，礦工們有時用爛石頭換下高品位金礦石，有時乾脆在礦井將金礦石砸碎帶出來，甚至出現同一座礦山，日本人在南邊掘進，中共在北邊挖洞的狀況。中共膠東特委還透過創辦秘密金礦，組織地方武裝伏擊日軍的運礦車、運金車等方式，把礦石秘密運到共產黨控制的鍊金廠，再將成品金透過地下交通站運往延安。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招遠人民貢獻黃金多達數萬兩。
招遠黃金透過秘密渠道運送到延安
二是國民黨政府發放的經費。關於國民黨政府的撥款，國共兩黨記載差別很大。根據《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中共活動真相》統計，1937年2月至1941年1月國民黨政府總共發給中共軍隊薪餉2733.5萬元；根據《陝甘寧邊區九年來財政收支報告》，則為1640.7萬元。之所以如此，或和中共對經費的處理有關。據時任抗戰初期邊區銀行行長曹菊如回憶：“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國民黨政府按月撥付一定數額的軍餉，此款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領取，一半送交延安，一半買成商品，作為光華商店進貨，由光華商店供應給機關、部隊和群眾。”也就是說，這筆經費中的40%很可能沒有進入延安的財政賬目，而是留在西安辦事處，用於採購物資。
三是國內外愛國進步人士的捐助。全面抗戰初期，八路軍取得了平型關大捷等一系列勝利，為中共領導的抗日部隊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國內外各階層及一些海外華人、華僑紛紛解囊捐助。據陝甘寧邊區統計，全面抗戰最初幾年，國內外愛國進步人士的捐助總共約811.4萬元。
當時，各部隊（包括一些敵後抗日武工隊、縣大隊、區小隊）的經費不但要自己解決，有條件的還要上繳支援中央。據八路軍供給部的統計，1937年至1941年，各部隊上繳的捐款有賬可查的共計892.4萬元。
四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援款。剛剛進入抗日戰爭時的中共軍隊，無論人數，還是裝備都處於困難階段。陝甘寧邊區和中共武裝要在中日全面戰爭的對抗中生存下來，僅僅靠國民黨政府提供的每月幾十萬元的經費是不夠的。蘇聯援款就成為了中共經費的重要來源。而且這種援助不同於給國民黨政府的有償援助，它是無償的。
1937年11月，王明回國時，帶回了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提供的3萬美元。
1938年2月27日，經斯大林批准，決定向中共提供5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中共中央於4月28日收到這筆款項中的30萬美元，毛澤東還為此開了一張收條。在此之後，王稼祥6月份回國時，除了帶回共產國際的指示外，還帶回了莫斯科提供的33萬美元（含國際互濟會給的3萬美元）。
與此同時，1939年6月至8月，共產國際組織了專門的工作組對中共的情況進行研究。工作組透過研究認為，中共在對日作戰中發揮的作用實際上並不大。但他們仍提出應該給予中共援助，除了軍事方面的援助措施外，還必須緊急給予八路軍資金援助以獲得糧食。
基於中共的實際困難，7月25日和9月20日，共產國際分別寄出兩筆錢，透過駐西安的林伯渠將錢轉給中共中央。兩筆匯款的具體數額不明，但應該也是財政援助的一部分。
1940年初，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了358280美元的年度財政預算，其中軍隊經費為30萬美元。2月23日，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作了彙報。兩天後，斯大林回覆季米特洛夫，同意向中共提供30萬美元的援助。是年，中共中央實際收到35.31萬美元和8200英鎊，超出了年初向共產國際遞交的預算，這可能包括此前撥款尚未到位的款項。
坐落在莫斯科馬涅日廣場上的共產國際辦公大樓
1940年和1941年是中共抗戰期間最艱難的兩年。由於日寇的殘酷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嚴密封鎖，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困難。雪上加霜的是，從1940年11月起，國民黨政府徹底停發了八路軍軍餉；1941年2月起停發新四軍軍餉。他們還阻截國內外給邊區的捐助。同時，邊區內遭受了嚴重的旱、病、水、雹、風5大災害的侵襲，災情幾乎涉及每一個縣。
關於當時的困難情形，毛澤東曾說過：“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1941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的2.45萬美元；此外，周恩來3月從蘇聯回國時，隨身帶回6萬美元和7500英鎊；同一個月，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帶給中共3萬美元。這幾筆錢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1941年6月22日，蘇聯遭到德國入侵，希望中共的部隊能夠牽制侵華日軍，不讓其北上威脅蘇聯的安全，因此加大了對中共的財政援助。7月2日，季米特洛夫向聯共(布)領導人呈交了中共中央希望得到200萬美元援助的電報。次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打個對摺，批准向中共撥付100萬美元的款項。7月7日，季米特洛夫電告毛澤東，援款（100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9月5日，共產國際向延安和中共南方局各匯了30萬美元，共計60萬美元。10月，共產國際總部因戰事搬遷，剩下的40萬美元很可能沒有撥付，因為目前尚未發現中共收到剩餘款項的證據。
由於資料零碎不全，以上每年的援助額統計也許不是十分準確，但從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關於援助款的一系列電文看，中共每年都從共產國際得到援助是肯定的。據不完全統計，全面抗戰初期和中期，中共中央共收到莫斯科援款合計161.31萬美元（由於沒有資料顯示1939年援款數額，故本統計不含1939年）。
為了讓讀者對這些援款有一個概念，可以做三個比較：
一是援款與陝甘寧邊區財政收入的比較：1937年蘇聯援款是邊區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還保持在1.5倍。援助的分量可見一斑。
二是援款與1938年邊區收入支出比較：1938年，陝甘寧邊區財政收入90.79萬元，財政支出81.45萬元。當年延安共收到莫斯科援款63萬美元，以當時比值計算，約合法幣252萬元，為邊區財政收入的2.8倍。
三是與同期國民黨政府撥款比較：1937年2月至1941年1月國民政府撥給八路軍、新四軍及邊區經費2733.5萬元，以當時比值計算，摺合美元約675萬元。同期蘇聯援款為161.31萬美元。
從這一時期開始，由於大生產運動的廣泛開展，根據地的經濟形勢得到了緩解和改善，中共對蘇聯援助的需求隨之減少。
1942年2月3日，毛澤東和朱德致電彭德懷說，由於上一年打下了基礎，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問題今年可以解決，生產運動向上發展，在不受災的條件下不需外援。2月20日，毛澤東在致劉少奇、彭德懷的電報中還說：“財政經濟今年亦有辦法。邊區現實行半統籌半自給自足制度，已走上軌道，不怕封鎖了。各根據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辦法。”
毛澤東題寫“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到了1943年，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形勢已根本好轉。1943年2月9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的周恩來、林彪說：邊區財政難關已渡過，現黨政軍積蓄資產值邊幣5萬萬（合法幣2萬萬5千萬）以上，如不遭旱大有辦法，人民經濟亦大有發展，可達到豐衣足食。
二、軍事裝備援助
蘇聯除了給予中共援款，也在軍事裝備上提供了不少援助。
1937年11月18日，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國民政府代表團楊傑等人，討論蘇聯援助中國抗戰問題。談話間，伏羅希洛夫曾試探性地問及向八路軍提供軍事援助問題，楊傑馬上將話題岔開。後來孫科接替楊傑與蘇聯交涉，蔣介石指示孫科，如果蘇聯再提議援助中共武器裝備，要嚴詞拒絕。
隨著武漢和廣州的淪陷，國民黨政府喪失了中國大部分領土，遷都重慶，退守西南，只有中共控制的抗日根據地更能夠發揮牽制日本的作用。形勢的變化讓斯大林重新考慮在軍事上援助中共的計劃。
因為考慮到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蘇聯未敢公開援助延安武器，但隱蔽性質的援助數量仍很可觀。
1937年11月，蘇軍代表安得利阿諾夫訪問延安，直接把從新疆盛世才那裡收繳的6挺馬克沁重機槍，6萬發子彈；10挺捷克輕機槍，2萬發子彈，隨行一起運到了延安。安得利阿諾夫並與中共商定好，說斯大林計劃用督軍的名義，利用蘇聯到新疆的路線，不間斷、小批次的向延安運送武器。延安也派出周小舟赴新疆，與盛世才及蘇聯駐新疆代表接洽，落實武器接運問題。
抗戰初期，蘇聯援助國民黨政府的武器，主要透過經新疆到蘭州的國際公路和國際航空線運送，絕大多數物資都由蘇聯汽車經新疆直接運送到蘭州。這條公路線在1937年至1939年間，幾乎完全掌控在蘇聯手中，這就為將部分武器裝備秘密輸送到延安提供了方便。為此，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和蘭州辦事處承擔了秘密接收、轉運蘇聯武器的重任。
八路軍馬克沁重機槍陣地
1937年12月21日，蘇聯有5輛軍車載運物資（載有紙張、白糖、步槍15箱、子彈31箱），交八路軍辦事處收轉；1938年2月16日，蘇聯有16輛軍車，滿載步槍、輕機關槍、炮彈、手榴彈等，還有一車通訊器材，由21名蘇聯軍人押送到迪化，均交八路軍辦事處收轉；1938年5月30日，蘇聯有軍車25輛，載有武器彈藥、貨物、食品等，全部交八路軍辦事處收轉。
還有一些不是很詳細的記載：1938年6月，蘇聯共有3次、51輛軍車，裝載物品不詳，所有的箱子全部帶有編號，很有可能是武器。有一些則是沒有具體時間的記載：蘇聯8輛裝有彈藥、藥品的軍車，押送人員說是給友黨輸送藥品；蘇聯7輛軍車在蘭州辦事處過夜，上面裝載的是子彈和機槍，等等。
1938年下半年，蘇聯援助延安武器一事傳到國民黨政府那裡，於是開始派人強化監視蘇聯軍運車隊，並管制對延安的公路交通，秘密武器援助的紀錄開始變少，但仍未斷絕。直到1939年中旬，國民黨政府才徹底切斷該秘密運輸路線，蘇聯汽車才不再進入甘肅境內。
儘管如此，1940年1月，蘇聯用“新盛”（新疆盛世才）名義運送36輛軍火至延安。皖南事變後，延安仍能繼續透過秘密渠道得到一定數量的蘇聯武器援助。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戰役爆發，為一心一意打好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斯大林提出希望八路軍能抽調一兩個師的兵力，到內蒙和外蒙邊境地區牽制日軍，並接受蘇方提供的可裝備一、兩個師的新式武器。但此舉被延安認為得不償失，因而拒絕了該提議。
簡言之，在抗戰初期，蘇聯從未停止過向延安方面提供武器援助。至於具體數量，至今仍是個謎。儘管延安方面有許多人埋怨，蘇聯的援華武器都給了國民黨，但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即為了避免透露給國民黨，中共中央儘可能地封鎖訊息和保守秘密，一般人並不瞭解武器援助的情況。
這些寶貴的蘇聯武器，都裝備了八路軍最精銳的部隊。其中第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更憑著蘇械屢勝日軍丙種，丁種（維安）部隊，打出了“抗戰第一旅”的威名。
（注：日軍最精銳的甲種，乙種師團基本都用於正面戰場；主要在敵後作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南方游擊隊很少與日軍精銳部隊作戰。）
有學者綜合各方面史料，估計整個抗戰期間，有不少於10至20個蘇械師裝備流入八路軍和新四軍。
三、醫療援助
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醫療援助也值得一書。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遊擊部隊的傷亡急劇增加，陝北還曾爆發瘟疫，部分領導人的健康狀況也令人堪憂，而邊區和根據地的醫療條件相當有限。因此，蘇聯和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了醫療設施和藥品的援助，主要方式為開辦醫院、提供急需的藥品和安排中共幹部赴蘇聯治病療養。
1.開辦醫院。
1939年9月8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致信季米特洛夫，希望共產國際能夠為中共提供醫療援助，以紅十字會的名義在迪化和蘭州開辦醫院，醫治八路軍和新四軍傷病員。
同年12月，共產國際委託蘇聯“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性自願救援組織）戈列波夫和卡拉羅夫負責此事。具體包括：以國際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名義，在蘭州和西安開辦兩家醫院，用以醫治八路軍和新四軍傷病員。其中一家規模較大，有400個床位，另一家規模稍小，也有200個床位；兩家醫院的醫療裝置花費107.9萬盧布，每年的運營費為349.87萬盧布，加上兩架急救飛機68．6萬盧布的費用，一年總支出為418.47萬盧布。
在迪化和哈密為八路軍、新四軍傷病員開辦兩家療養院，各擁有150—200個床位。療養院的裝置費為50萬盧布，建築費230萬盧布，總共280萬盧布；另外年運營費用為178.2萬盧布。醫院和療養院共需要23名醫生和16名護士長，由共產國際從英、美等國招募，以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為優先人選；其餘護士和勤雜人員均在中國當地招募。除此之外，還有25名管理人員和政工幹部，均由共產國際選派。
2.提供醫療設施和藥品。
全面抗戰時期，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長期遭到封鎖，各種醫療裝置尤其是藥品奇缺，為此蘇聯和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了一定的援助。
1939年3月13日，鄧發致電季米特洛夫，告知已經收到一批藥品，進而提出在武漢和廣州淪陷後，很難在國內弄到急需的藥品，希望蘇聯和共產國際給予援助，按照已經收到藥品的雙倍數量，再提供下一批援助。
1940年2月29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指出延安等地有爆發瘟疫的危險，要求援助供30萬人使用的抗菌藥。後來共產國際將這批藥品寄往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
1941年12月1日，毛澤東請求蘇聯和共產國際提供治療痢疾、傷寒和霍亂的藥品。
毛澤東此時右半臂麻痺，希望蘇聯能夠提供對症的特效藥，派來優秀的內科醫生予以治療。目前雖然沒有資料能夠證明蘇聯是否滿足了中共的要求，但從毛澤東個人後來的健康情況來看，很可能已經得到了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醫療援助。
3.安排幹部赴蘇聯治病療養。
長征途中，中共許多幹部都患上了較為嚴重的疾病，到達陝北後，由於醫療條件較差，無法得到有效治療。因此，蘇聯和共產國際安排了一批高階幹部赴蘇聯治病療養。
1936年2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將原來招收中共留學生的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部擴大規模，增設一個領導幹部班，招生10名，主要是為負傷或患病的中共高層領導提供療養和學習的機會，蔡暢、袁牧之、馬明方、蹇先任等人曾先後在此留學、療養。
1938 年，伏龍芝軍事學院與共產國際中共黨校合辦軍事培訓班，林彪（化名李進）、劉亞樓、李天佑等人曾先後在這裡留學和療養。
1939年7月，周恩來在延安騎馬摔傷右臂。鑑於延安的醫療裝置簡陋，周恩來很難得到有效治療，中共中央因此致電共產國際，希望能夠安排飛機運送周恩來去蘇聯治療。9月13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手術進行得比較成功，一週後傷口癒合。儘管蘇聯提供了專門裝置對周恩來的手臂進行理療，但是由於病情延誤時間過長，他的手臂沒有得到完全康復。
四、其他援助
除了上文提及的援助外，蘇聯和共產國際還為中共提供了其他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寄送理論書籍和新聞紙。
全面抗戰期間，蘇聯和共產國際共向延安贈送了3批書籍。
1939年1月8日，總重達到15噸的一批理論、文化和軍事書籍從蘇聯運送到延安。同年3月，鄧發從莫斯科帶回共產國際贈送的1萬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版。1941年5月21日，共產國際提供的第3批書籍運抵延安。此後，由於蘇德戰爭爆發，無法再向中共贈送理論書籍。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全面抗戰期間，中共創辦了《新華日報》、《新中華報》等報紙和16種期刊，紙張消耗很大。應中共中央要求，1939年11月，由蘇聯發運的60噸新聞紙到達哈密；次年4月23日，第二批新聞紙到達迪化。1941年5月21日，蘇聯和共產國際提供的700公斤物資運抵西安，其中包括新聞紙，這也是最後一批，因為一個月後蘇德戰爭爆發。
2.提供無線電通訊裝置。
電報是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之間最主要的聯絡方式。全面抗戰爆發後，雙方之間的聯絡更為頻繁，通訊裝置的耗材量很大，在當時的條件下很難搞到大功率電臺的電池和相關零部件。應中共中央要求，1940年2月8日，共產國際提供的20個真空管、6個鹼性蓄電池和苛性鉀運抵延安；同年4月23日，共產國際又向中共中央提供了1部500瓦的大功率電臺以及專用的發電機和相關裝置，這就確保了延安和莫斯科之間通訊保持暢通。
3.幫助培訓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
20世紀30年代，蘇聯透過莫斯科東方大學和國際列寧學院為中共培養了一批幹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共對幹部的需求更加迫切，1938年，應中共中央要求，共產國際執委會將莫斯科東方大學和國際列寧學院的中國部合併為共產國際中共黨校，由郭紹棠任校長。黨校下設政治班和軍事班。政治班開設聯共(布)黨史教程、列寧主義理論、國際共運史、政治經濟學等。政治班還為文化層次較低的學員開設了漢語、數學、地理、自然常識等課程，蔡暢、賀誠、賀子珍、楊之華等曾在此學習。軍事班與蘇聯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合辦，開設軍事理論、武器操作和實戰演練等課程，林彪、劉亞樓、鍾赤兵、李天佑等中共名將都曾在此學習。1941年蘇聯遭到德國入侵後，共產國際中共黨校停辦。
1937年5月，西路軍左支隊餘部393人到達新疆。由蘇聯提供經費和師資，在迪化成立軍校，將西路軍左支隊安置在這裡學習。迪化軍校開設的課程包括飛機駕駛、炮兵射擊、裝甲兵技術、汽車修理、無線電通訊等。此後，軍校也開始招收部分八路軍官兵，到1939年，學員人數已經達到400餘人。新疆迪化軍校為中共培養了最早的軍事技術人才，對此後的軍隊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應該指出的是，與對國民黨政府的有償援助不同，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是無償的。儘管這種援助帶有其特定的目的性，而且援助的數量也有限，但卻是非常寶貴的，能夠幫助中共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堅持下來，並不斷壯大，這對於中共自身的發展和抗日戰爭的勝利都具有重要意義。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必須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的入侵，無暇顧及中國戰場，對國民政府的援助停止了，而對中共的援助仍堅持了一段時間。為了不至於引起與國民政府和英美等國的矛盾，這一時期，蘇聯向中共提供的援助是透過共產國際進行的。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經濟形勢也逐漸好轉，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基本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