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節烈觀》發表在《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號，這也是魯迅第一次在《新青年》上發表長文。
《我之節烈觀》，意思就是我對於“節烈”的觀點，那麼“節烈”是什麼呢？關於“節烈”，魯迅是這樣說的：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卻是專指女子，並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裡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著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汙辱他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禦，竟受了汙辱，然後自戕，便免不了議論。萬一幸而遇著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跡原情，許他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願意替他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原來“節烈”指的是女人的貞操。
當時的國人總有“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感慨，而有一群人就想出一種挽救的辦法，他們叫作“表彰節烈”！
“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對於這樣的一個可笑的救國論，魯迅提出了以下三點疑問：
第一點：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刀兵盜賊水旱饑荒，拜龍神，迎大王，濫伐森林，不修水利等等，和不節烈有何關係？且政界軍界學界商界等等裡面，全是男人，並無不節烈的女子夾雜在內，這些黑暗哪一項是不節烈的女人所為？
第二點：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照著舊說，女子主內，男子主外，治世救國該是男子的責任。如按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男子也該分擔一半的責任才對。
第三點：表彰之後，有何效果?
魯迅說據節烈為本，要分三種情況，一，已守節，應該表彰；二，不節烈，該羞殺不必說了；但是第三種，萬一有些女子一經感化，打定主意要節烈，可是丈夫長壽，天下太平，她便只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魯迅的幽默啊，這三點一列出來多麼深刻地體現了節烈救國多麼荒謬。
之後魯迅又提出“節烈是否道德”，在魯迅看來：“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著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
緊接著魯迅又問，現如今這些多妻主義的男子，有什麼表彰節烈的資格啊？男女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
那麼“節烈”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魯迅寫道，原來古代社會女子多作為男子的附屬品，男人死後，女人要跟著殉葬。後來，殉葬的風氣改了，就變成守節。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歷史上 “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宋朝當時也正處於衰敗的時期，國家越來越弱，“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著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只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
文章的最後，魯迅這樣總結：“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麼?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價值。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無疑魯迅是思想上的超人，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可是你能想到嗎？一百多年前，魯迅對於女性的困境竟也有如此深刻的見解，而這一點是與他同代的思想家無法匹敵的。
讀了這篇文章，我們會對魯迅有更加立體的想象，魯迅果真為當之無愧的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