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昊(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
在本系列的前幾篇裡,筆者簡要給大家介紹了兩次“蒙古襲來”的背景及影響。1281年的“弘安之役”以後,戰爭雖說結束了,但戰爭的威脅並沒有解除。對元朝的君主忽必烈來說,既然第二次征伐日本還沒有成功,那麼仍有必要發動第三次徵日戰爭,因而仍繼續命令整軍備戰、籌措糧草。元朝向高麗沿海等郡分發兵器,高麗在南部沿海設定鎮邊萬戶府。此外,大元的君主也仍堅持繼續向日本派遣招諭使。
正應五年(1292)10月,高麗使節金有成抵日,跟以前一樣,還是代表忽必烈前來呈遞高麗國王國書,勸日本屈從元朝的使者。在這封國書中,高麗忠烈王王昛陳述了日本長期以來與高麗通好的史實,趁著日本商船漂流到耽羅的機會,專程差人將漂來的日本人送回,然後順便跟日本國王講一講“不得不陳”之事。忠烈王語重心長地告誡日本君主,高麗臣服元朝以後“不失國號,不臣社稷,禮樂文物,衣冠名分,一切仍舊,百姓安堵,樂業安生,實輸誠事大之故也。”而宋朝則執迷不悟,在忽必烈的“天兵”面前負隅頑抗,“九廟隳,百官毀,無復君臣之禮,三百年積累之基,一旦傾覆”。然後又稱讚忽必烈“神聖文明,功德兼豐,仁慈寬厚,好生惡殺”,希望日本能謹記宋朝的前車之鑑,儘快遣使“朝於大元”。這封文書隻字不提兩次戰爭之事,而是耐心地給日本分析了通好元朝的種種好處。但結果並不意外,鎌倉幕府收到這封國書後,派遣北條兼時、北條時家到九州,加強“異賊警固”“異國防禦”,命令地頭御家人和“本所一圓地”武裝力量共同加強戰備。 鎌倉幕府應對元朝和高麗的來使幾乎已經有了一套固定的應對模式——那就是置之不理、整軍備戰。這令元朝和高麗的遣使仍舊徒勞無功。
事實上,在“弘安之役”後,金有成抵日以前,元朝還有過多次其他的遣使招諭的嘗試。忽必烈發現高麗派去的使節屢次都無功而返,於是在至元二十年(1283)打算從江南地區派人到日本去。或許是因為透過和日本打了十來年交道以來的瞭解,忽必烈知道日本人崇信佛教,特別是近年來的鎌倉幕府對禪宗特別感興趣,於是選中了浙江普陀山寶陀寺的住持愚溪如智做使節,差他提舉王君治一同到日本去。8月愚溪如智與王君治奉聖旨出發,在海上停泊多時,過黑水洋時遭遇暴風,船隻漂流到了普陀山外。第二年(1284),也就是北條時宗死去的那一年,忽必烈又再度命愚溪如智與王積翁(原為南宋官僚,降元以後為福建道宣慰使、戶部尚書、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作為國信使赴日本。5月13日船隻從寧波出發,經高麗的耽羅、合浦,7月14日抵達日本對馬島。王積翁在出海之時,強徵了船主任甲的四艘船使船,航海途中任甲擔憂大概是行程兇險,不願前行,王積翁對其處以鞭刑,任甲遂心生報復,最終在對馬島時把所有人灌得酩酊大醉,然後將王積翁等50人一併殺害。於是,愚溪如智與王積翁的此番出使以失敗告終。
雄才大略的元世祖忽必烈於1294年初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段,仍在命令高麗準備征伐日本所需要的戰船和軍糧,但這一計劃終於因為新君的即位而終止。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也速達向新君元成宗進言三徵日本,成宗鐵穆耳回覆“今非其時”,拒絕了第三次渡海出兵的建議。此時元成宗已經開始改變了忽必烈以來對外征伐的戰略方針,對東南亞未臣服於元朝的國家也採取相對懷柔的政策,一時間20餘國來朝,元成宗的路線轉變收到了成效。與對東南亞的政策類似,元成宗也打算透過外交而非戰爭的手段招諭日本,使其來朝。最近,日本學者榎本涉透過多種史料的考訂,重新復原了元成宗遣使日本的經過。根據榎本涉的研究,元成宗屬意的日本招諭問題負責人是燕公楠(1241-1302)。燕公楠是江西南康路建昌州人,在南宋末曾任通判贛州事,元朝佔據江南以後開始為元朝工作,後來獲得了忽必烈的信任,還獲賜了蒙古名字“賽因囊加帶”。在忽必烈執政的最後階段,燕公楠的職務是江淮行省參知政事、行大司農司。而後歷任河南、江浙、湖廣行省右丞。1292年6月,三艘日本商船因風浪損毀,僅一艘順利抵達慶元(寧波),時任江淮行省參知政事的燕公楠便藉此機會,在日本商船回國的時候差他們給日本當局帶去了書信。燕公楠在江南期間多次負責外貿一類事務、並負責市舶制度的改革,在日本來的商人(注:日本來的商人不一定是日本人)裡也頗有口碑。當元成宗下定決心放棄三徵日本的計劃後,元成宗又想起了這位擅長對外事務的江南官員。於是,元成宗任命燕公楠為江浙行省右丞,命他準備日本招諭的相關事宜,並遴選充任外交使節的合適人選。最終被燕公楠選中的人選,就是著名的元朝國信使、禪僧一山一寧。
一山一寧
當時(1298年夏天),正好有一艘日本商船到達慶元。於是燕公楠便計劃利用這次機會,讓元朝國信使搭乘日本商船去日本。起初選定的出使人選還是那位曾有出使經驗的普陀山禪僧愚溪如智。但愚溪如智此時年事已高,難堪大任,這副重擔於是落到了愚溪如智的後任,新任普陀山寶陀寺住持的一山一寧身上。一山一寧是浙江台州臨海縣人,少年時在明州剃度出家,而後在明州(寧波)延慶寺、杭州集慶院等地學習,之後在天童寺學習禪宗,開悟以後由遊學於天台、雁蕩、育王等多處名山,但基本上活動範圍不出浙江。至元二十一年(1284)5月出任昌國(舟山)祖印寺的住持,至元三十年(1293)又在愚溪如智等的推薦之下就任普陀山寶陀寺的住持。可以說在當時的浙江一帶,一山一寧還算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中年禪僧,但他的足跡幾乎沒有踏出過浙江,更不要說出海去日本。這突如其來的大任對於一山一寧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考驗。更何況,鑑於之前元朝數次遣使的經驗,日本的鎌倉幕府向來不遵守什麼“兩軍交戰不斬來使”的規矩,這趟出使很有可能是有來無回。
在燕公楠的策劃下,元成宗給予了一山一寧極大的優待。元朝任命一山一寧為江浙釋教總統,並授予他“妙慈弘濟大師”之號,又賜予金襴袈裟一件,同時還賜寶陀寺黃金百兩、寶幣二年緡(一緡為一千文錢)、官田2000畝。“江浙釋教總統”一職來源於忽必烈時期的“江南釋教總統”,是當時統轄江南佛教界的最高官位,那位因盜掘南宋皇陵而臭名昭著的楊璉真迦就曾擔任過這個職務。但一山一寧被任命為國信使之時,“江南釋教總統” 或“江浙釋教總統”的職務和機構已經被撤銷,江南一帶的宗教事務實際官署是江南行宣政院(1291年設於杭州),因此一山一寧的這個“總統”職務不過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名譽稱號。在任命一山一寧為國信使的時候,燕公楠還作為元成宗詔命的開讀使臣,親自攜元成宗的詔書到杭州,而後浙東道宣慰使阿答剌及慶元府判官、僧錄司知書、昌國州知州等官員50人一同入寶陀寺宣佈皇帝的命令,此外還派遣了“隨身伴當”5人隨一山一寧一同出使(也可以認為是防止一山一寧中途逃跑)。在日本禪僧虎關師練所作的一山傳記《一山國師行記》中,一山一寧對出使的態度並不算積極。
舟山祖印寺
最終,一山一寧接受了朝廷的命令,從普陀山啟程到慶元,而後搭乘日本商船。出海之後一山一寧一行就遭遇了風浪,經修理之後到達高麗,而後於日本正安元年(1299)8月抵達日本博多。當年10月8日的《北條九代記》記載了“一寧參著鎌倉,一寧持大元國書”的訊息。鎌倉幕府收到一山一寧所持的元成宗國書後舉行了會議,但與以往數次的出使結果一樣,鎌倉幕府還是拒絕給予元朝作出答覆。不僅如此,鎌倉幕府一度也曾動過處死元朝使節的念頭,但最終鑑於一山一寧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禪僧,並且還是海商們十分熟悉的普陀山的高僧,於是決定放過一山一寧,但卻不允許他回國。最終,一山一寧留在日本為鎌倉幕府和京都的公家朝廷服務,成為了日本的“一山國師”。他的門下湧現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禪僧,自他以後,日本歷史上的“入元留學僧熱潮”開啟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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榎本涉:《テムルの日本招諭と一山一寧・燕公楠》,《史學研究》第300號,2018年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