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伊藤博文從日本長崎出發，開啟了中國之行。伊藤博文對他的中國之行抱有很高期待，而中國清王朝的政要也有同樣的期待。
伊藤博文曾四次出任日本首相，還擔任過樞密院議長、貴族院院長，創立了立憲政友會。甲午戰爭正是伊藤博文一手發動，其後更是強迫到日本磋商的中國清王朝重臣李鴻章簽署了《馬關條約》。此後，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取勝，伊藤博文成為了第一任對韓國的統治總監，也就等於英女皇派駐到印度、加拿大等殖民地的總督，但日本對韓國當時的統治方式是相當殘暴的軍事統治，所以，伊藤博文被韓國民眾深深痛恨，1909年被韓國義士刺殺身亡。
在1898年的時候，雖然當時的中國清朝官員和知識分子已經見識過伊藤博文的兇惡一面，卻也能比較清楚地看待其作為日本明治維新推手的身份。伊藤博文字人是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推動人員和領導者，並一手推動日本頒佈了憲法，讓當時的日本從封建國家跨入了近代國家行列。
當時，中國清朝的光緒皇帝主持展開了維新變法。所以，伊藤博文的中國之行被認為是為光緒皇帝提供變法垂詢。9月20日，光緒帝接見了伊藤博文。
但情勢卻令人驚愕地轉向了劇變。9月21日，慈禧太后發起了旨在清除變法派的政變，光緒皇帝被囚禁，多名變法干將被捕，而名氣最大的變法派康有為、梁啟超則逃亡。伊藤博文在這期間寫給夫人的信中曾感慨，“今皇帝急於改革之處，萬事學日本，衣服等亦改以西洋流……（又傳變法派）企圖排除皇太后……實難知曉中國之事。”
日本國家制度史研究專家、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瓏井一博在其所著的《伊藤博文》一書中根據伊藤博文字人的書信、講話以及其他史料分析指出，意外地目睹了清朝變法派被一夜間肅清的伊藤博文，對清朝政治產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伊藤博文來華之前、之初，就意識到戊戌變法推進太急，且缺乏權力支援，而變法派因為李鴻章曾經執掌北洋而北洋力量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給日本，所以排斥了更具政治能量的政治家李鴻章，這也讓伊藤博文深感失望。所以，1898年9月18日，伊藤博文在北京見到康有為時，相當敷衍後者。
《伊藤博文》 [日]瓏井一博著，張曉明、魏敏、周娜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伊藤博文》書中用了較多篇幅介紹伊藤博文是如何在明治維新期間，透過狡黠而不乏耐心的權力運作，不斷挑動日本政壇力量分拆、重組，從而以漸進方式推動日本的現代化。伊藤博文的改革（革新）理念是，國家要改變積貧積弱，最根本的要發展學校，培養人才，用新人才來支撐新制度，用新人才來取代舊官僚，而新人才才能領導軍隊變成更具戰鬥力的近代部隊。“在他（伊藤博文）的思想中，人才是運作制度的關鍵”。
所以，在伊藤博文看來，中國清朝的戊戌變法雖然經由皇帝推動，卻推進太過迅猛，而且主導者（無論是皇帝還是康有為等干將），對於制度的理解太過淺薄，以為引進西方的國家制度就馬上可以讓清朝中國變成強國，而沒有更具耐心地在教育、軍事、文化等方面下功夫，更沒有先行讓國民變成近代的國民。
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思路，被伊藤博文認定存在巨大缺陷。康有為從儒學中提取出孔子改制的觀點，有將儒家思想宗教化的傾向，這恰恰是伊藤博文所警惕的。伊藤博文在推動近代日本改革的過程中，儘可能避免日本傳統的宗教進入教育以及國家體系，推動國家的世俗化。
雖然如此，伊藤博文在戊戌變法失敗後，依然竭力救援變法志士。這當然與伊藤博文等日本政界大佬意識到變法志士的存在，可以成為拿捏清政府迫使其作出更多權益讓步的棋子有關。但總體上，伊藤博文雖不贊同康有為等人的變法主張，卻認為他們發起的變法失敗，更多的不是其個人奮鬥的事業失敗，而是中國的發展前途受阻，對於中國未來的命運也不無擔憂（這顯然也是因為擔憂清末中國陷入進一步的混亂，為其它列強更深程度捲入提供口實）。
瓏井一博在這本書中指出，伊藤博文1898年的中國之行，使之形成了政經分離的中國觀，也就是說，透過對魯莽的戊戌變法以及殘暴的鎮壓變法的觀察，伊藤博文徹底失去了對中國清王朝自新的信心，相信單靠中國自己當時的發展已經不足以抵擋歐美列強——這促成了日本國內的政界、軍界、企業界少壯派精英以所謂“東亞共存、共榮”為藉口，加快對華以及東亞、東南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滲透、侵略的步伐。但與之同時，伊藤博文相信中國的實業界即便依舊在腐朽的清王朝統治下，也可以發展出至少與日本相當的工業經濟水平。這也成為了刺激日本加快侵略中華的奇特理由，因為如果等到中國經濟發展到較高的水平，日本卻旁觀一邊，那麼只會被列強徹底排除在外。
作者：鄭渝川
編輯：孫欣祺
責任編輯：楊健
來源：文匯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