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噶爾汗國的歷史究竟有多長?如果從明崇禎八年(1635)巴圖爾琿臺吉自稱大汗開始算起,國祚為120年。但如果從康熙十八年(1679)噶爾丹獲得“博碩克圖汗”的頭銜算起,至乾隆二十年(1755)反覆無常的綽羅斯·達瓦齊為清軍所俘,則僅存在76年。
那麼,與清朝進行長達67年之久的戰爭後,這個曾雄踞中國西北乃至中亞地區的草原帝國緣何會突然覆滅呢?
康熙初期的準噶爾汗國疆域圖。來源/郭沫若版《中國史稿地圖集》
御筆紀略
乾隆眼中準噶爾汗國滅亡的原因
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十九日,對於乾隆而言多少有些忙碌。沒辦法,誰讓這位已然52歲的皇帝剛剛給自己放了一個暑假,去承德避暑山莊和木蘭圍場玩了呢!
在處理了御史戈濤的奏摺、貝勒斐蘇之子襲職、副都統留保住與蒙古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的糾紛等瑣事之後,乾隆似乎想起了什麼,命人將自己新近寫成的一篇書稿拿給軍機處大臣們讀。雖然史料中沒有記錄乾隆當時的心態,不過想來,大體應該類似於那些在自媒體上發表長文的歷史博主——故作高冷之餘,心中迫切等待著他人的點贊和評論。
愛新覺羅·弘曆畫像。圖源/網路
乾隆緣何要在百忙之中寫下這篇《準噶爾全部紀略》,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因為“歷史上那些給外夷著書立傳的,語言不通、水平不行,朕念在準噶爾也是大部落的份上,便勉為其難的親自為他們留下點記錄吧!”
當然,除了炫耀自己的文筆和史料分析能力之外,乾隆真正想要說的還是全文最後那段話:“一個立國百餘年的強大部落,最終走向覆滅。歸根結底,不過是‘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同時也是賈誼所謂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就是說,乾隆認為準噶爾汗國最終的滅亡,完全是因其內部的不團結以及統治階層的不仁不義導致。
在參研了軍機處進呈的《準噶爾家譜》等相關資料後,乾隆懷著八卦的心理將準噶爾部的諸多宮闈秘密梳理一遍,並著重記錄了噶爾丹策零死後,準噶爾汗國的全面內訌。
作為準噶爾汗國最後一位具有絕對權威的大汗,噶爾丹策零沒有其父策妄阿拉布坦那般肢解哈薩克汗國、鯨吞衛藏的戰略大手筆,但也算一個長於政治博弈的守成之君。繼位之初便派遣近臣特累向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示好,甚至一度同意遣送此前在年羹堯平定青海過程中漏網的禍首——羅卜藏丹津。
就在胤禛誤以為這位準噶爾部新大汗頗為恭順之際,安然度過了政權交接期的噶爾丹策零卻突然在遣送羅卜藏丹津一事上玩起了“拖”字訣。自感被愚弄後的胤禛隨即命傅爾丹、嶽鍾琪兩將領軍出征。不料胤禛的色厲內荏再度被噶爾丹策零看破。他派出特使向胤禛表示押送羅卜藏丹津的隊伍本已經走到半路,卻因聽到朝廷大軍進剿的訊息,而撤回了伊犁。如果“俯念愚昧,赦其已往,即將羅卜藏丹津解送”。
已經上過一次當的胤禛此時卻再度躊躇了起來,以他的政治智慧自然不難看出噶爾丹策零可能還是在忽悠自己。但是與準噶爾汗國展開全面戰爭的巨大代價,以及逮捕羅卜藏丹津為“青海之役”畫上一個圓滿句號的迫切願望,令他最終命令傅爾丹和嶽鍾琪暫緩一年進軍。
正是抓住這一有利契機,噶爾丹策零完成了戰爭準備,於雍正八年(1730年)冬主動出擊,劫掠科舍圖卡倫。隨後更誘使傅爾丹孤軍深入,在博克託嶺、和通泊戰役中殲滅其所部精銳近兩萬人。在後續的戰爭中,眼見自己的攻勢逐漸乏力。噶爾丹策零又靈活的主動“請和”,在同樣沒有把握取得全面勝利的胤禛於雍正十二年(1734)派出侍郎傅盈、學士阿克敦前來談判時,噶爾丹策零一臉無辜的表示:“從前我父亡故,我遣特累告知,反有兵來……我豈能從!”
憑藉著進退從容的外交手腕,噶爾丹策零成功耗死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並在乾隆四年(1739)的勘定牧界中以主動退讓、釋放誠意,換取了乾隆在邊市和“赴藏熬茶”問題上的讓步。特許準噶爾部透過北京和肅州兩地的邊市與清朝展開貿易。
雍正帝畫像。圖源/網路
當然乾隆之所以如此爽快,很大程度上是認為憑藉中原出產的紡織品和日用鐵器能夠迅速掏空對方國庫。殊不知,準噶爾汗國早在策妄阿拉布坦時代便已然實現了鐵器和紡織品的自給自足,甚至在沙俄的技術支援下,建立起自己的鑄炮和制呢工業體系。因此在清開放邊市後,反倒是準噶爾汗國獲得了空前豐厚的經濟回報,其中僅兩年一市的肅州為準噶爾汗國帶來近四十萬兩白銀的收入。
然而,就在準噶爾汗國進入史上最為繁榮穩定的時代之際,一場毀滅性天花瘟疫卻悄然襲來。關於這場瘟疫的來源,西方史學家認為是沙俄使團和商隊帶來了這種致死率高達30%的可怕病毒,甚至有人暗示此舉背後是羅曼諾夫王朝有意透過傳播病毒來毀滅準噶爾汗國這個難纏的對手。
事實上,18世紀天花病毒在全世界的“大流行”並非人力可以左右,準噶爾汗國夾在清與沙俄之間,又未能及時引入種痘法等免疫技術,為其重創只是時間問題。乾隆十年(1745)九月,五十歲的噶爾丹策零病逝於伊犁,準噶爾汗國也隨即進入了滅亡的倒計時。
兄弟鬩牆
準噶爾汗國滅亡前的全面內訌
雖然將“平準部”和“再平準部”列為自己的“十全武功”,但實際上,乾隆本人一開始並未將噶爾丹策零之死視為打擊準噶爾汗國的良機。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得知噶爾丹策零“業已病故”的訊息後,乾隆還故作仁義的表示“乘伊有喪之際,發兵征討,此事朕斷不為。”
當然,這位自幼聰慧的天子也敏銳地感受到準噶爾汗國內部動盪的資訊,指示軍機處“固守邊疆,嚴謹卡倫”。同時,大清帝國也並未就此關閉與準噶爾汗國的邊境貿易。乾隆十一年(1746),肅州邊市貿易甚至還創下九萬五千九百二十餘兩的“新高”。
就在表面上欣欣向榮背後,一場血腥的宮闈內鬥卻伊犁全面展開。噶爾丹策零死後,其庶長子與嫡次子爭奪汗位。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孫阿睦爾撒納、另一政治豪門的繼承人綽羅斯·達瓦齊等地方豪強也趁勢奪取了汗國的控制權。這對基於共同敵人的盟友,很快便因分贓不均反目。
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達瓦齊正式出兵討伐阿睦爾撒納,雙方激戰至次年六月,固守領地的阿睦爾撒納終於抵擋不住,率殘部五千餘騎及部眾兩萬餘口,取道科布多“款關內附”。由於此前連番內戰之中已有多股準噶爾貴族歸順大清。乾隆已然計劃出動滿蒙八旗三萬七千眾、綠營漢兵一萬一千眾,配合歸降的二千準部人馬,一舉平定準噶爾汗國。是以,乾隆對於阿睦爾撒納的到來格外看重。
在寫下《準噶爾全部紀略》之際,乾隆或許還記得,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一月,自己在避暑山莊見到阿睦爾撒納的場景,也還記得他那句充滿著殺機的“塞外秋獮時、我馬肥、彼馬亦肥”。正是聽從了阿睦爾撒納的建議,乾隆決議於次年正月大舉進軍。
承德避暑山莊。攝影/時代樹暴走,來源/圖蟲創意
果然,清軍這一有違戰爭常態的行動,令深信“大兵前來,須待明年草青”的準噶爾部全無防範。阿睦爾撒納等叛降貴族更打著自己的旗號,為清軍充當前鋒,一時間竟出現“師行數千裡,無一人抗顏行者”的局面。乾隆二十年(1755)四月,清軍即攻佔伊犁。
五月十四日夜,清軍前鋒翼長阿玉錫等三名“巴圖魯”,率二十二騎在伊犁西南的格登山執行偵察任務,意外發現了準噶爾部首領綽羅斯·達瓦齊所部的營帳。由於阿玉錫原本是畏罪而叛降大清的準噶爾部勇士,他乾脆將錯就錯混入其中,直至逼近達瓦齊的汗帳時才突然拍馬橫矛、發起攻擊。
黑夜之中,阿玉錫部聲震山谷的呼喊及鳥銃射擊之聲,令本就沒有多少鬥志的達瓦齊所部全線崩潰。一場混戰後,阿玉錫等人竟擒獲準噶爾部大小首領二十餘人,收攏降兵六千五百人。這樣的戰爭奇蹟連見多識廣的乾隆本人也嘖嘖稱奇,親自召見了阿玉錫,將其封為散秩大臣,列入平準五十功臣之中,更命御用畫師郎世寧繪製了一副《阿玉錫持矛蕩寇圖》。
《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圖源/網路
乾隆之所以如此看重阿玉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格登山之戰從根本上宣告了準噶爾汗國有組織抵抗的結束。達瓦齊率殘部落荒而逃,從天山托木爾峰下的木扎特達坂向南流竄,很快被烏什城主霍集斯伯克擒獲,並縛獻於平準大軍的帳前,一併送來的還有當年雍正求之而不得的羅卜藏丹津。
至此,乾隆視角下的“初平準部”已然畫上了句號。但直至此時,清卻並沒有徹底滅亡準噶爾部的打算。
黑暗森林
阿睦爾撒納降而復叛的政治邏輯
按照乾隆“眾建以分其勢”的既定計劃,清對準噶爾汗國的整體處理,是將其版圖分割、重新恢復至此前“四衛拉特聯盟”的態勢。表面上看,這個處理對於在整個平準過程中負弩前驅的阿睦爾撒納有失公平,但考慮到準噶爾汗國山頭眾多,清對準噶爾汗國的分而治之,也能夠減少各派勢力之間的摩擦。至於阿睦爾撒納的小情緒,乾隆覺得,讓他事實上控制準噶爾汗國的半壁江山,已經是能給予最大的誠意了。
如果站在後世角度來看,乾隆的方案對阿睦爾撒納來說並非全然無法接受,畢竟在平定準噶爾汗國後,清軍除了在伊犁駐有五百人之外,其餘皆已陸續撤走,甚至連留守部隊在處理完相關善後工作後也會撤走。屆時,以阿睦爾撒納的政治威望和兵力,依舊可以穩穩手持牛耳,成為“四衛拉特聯盟”的共主。
然而,就是因為阿睦爾撒納和乾隆都能看到這樣的未來,雙方之間原有的信任才迅速在越拉越長的“猜忌鏈”中逐漸崩潰。原先的良性互動逐漸不復存在,對方的任何舉動都會被誤解為“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比如阿睦爾撒納向乾隆提出的“於噶爾丹策零親戚中不論何姓,擇眾心誠服能御哈薩克、布魯特(者),公同保奏,稗領其眾”的建議,被理解為反對朝廷分封四部,是公開的伸手要官。
有趣的是,在諸多準噶爾汗國昔日權貴之中,阿睦爾撒納是少數公開反對清軍撤走的。畢竟他深知自己的力量仍不足以壓制其他反對勢力,其“帶路黨”的身份更有可能成為眾矢之的,因此清遠征軍反而是其最大的依仗。然而,乾隆還是果斷撤走清軍主力,反過來將阿睦爾撒納招攬舊部、擴張勢力的自保之舉,打上了“結交奸佞之徒,各處遣人潛行招服”的包藏禍心。
阿睦爾撒納畫像。圖源/網路
就在阿睦爾撒納感覺到清廷對自己的猜忌日深之際,北京又傳來要求他前往熱河覲見的訊息。惶惶不可終日的阿睦爾撒納,於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離開伊犁,僅行至半路便徹底失去了前進的勇氣,竟沿額爾齊斯河 一路逃往哈薩克汗國去了。
阿睦爾撒納為什麼要逃?後世很多學者認定,此舉是其鋌而走險發動叛亂的標誌。但從後續發展來看,長期滯留於哈薩克的阿睦爾撒納並沒有實際掌控叛亂的能力。準噶爾汗國境內有一些叛亂武裝攻擊駐紮在伊犁的清軍,但更多的卻是各路人馬的彼此攻殺。
待阿睦爾撒納從哈薩克汗國返回,追隨他的各部臺吉、宰桑早已不再聽從他的號令,而是忙著互相吞噬,加上天花瘟疫的再度肆虐,阿睦爾撒納在準噶爾地區無法立足,只能再度流竄至哈薩克,最終亡命沙俄。隨著清軍大舉進剿,準噶爾汗國的局勢迅速歸於平靜。
從過程來看,乾隆的“十全武功”中“再平準部”,更多的只是恢復當地秩序,並沒有發生過多惡戰,但後世卻有一些學者,依照清代學者魏源的《聖武記》中一句“數千裡間無瓦剌一氈帳”,宣稱清軍對準噶爾部實行“種族滅絕”式大屠殺。
魏源的原文是:“計數十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編設佐領昂吉,此外數千裡間無瓦剌一氈帳。”
也就是說,魏源認為,在準噶爾汗國滅亡過程中損失的人口,40%死於天花瘟疫、20%是逃往沙俄和哈薩克,30%死於戰亂,剩下的則全部編入了各佐領下屬的“昂吉”。
《聖武記》書影。圖源/網路
事實上,清對於歸降的準噶爾部眾還算仁厚,早年率眾來降者被安置於熱河、漠北。乾隆二十年(1755)以後歸降者,則就地安置,駐紮在新疆伊犁、塔爾巴哈臺以及科布多,之所以出現準噶爾部徹底消失的情況,主要是因為改名為額魯特部而已。
清代伊犁、塔爾巴哈臺位置示意圖。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乾隆二十二年(1757)九月,阿睦爾撒納因天花病逝於沙俄,他昔日的盟友和仇敵達瓦齊卻活得非常滋潤。按照清宗室成員愛新覺羅·昭槤所著《嘯亭雜錄》中的說法,此公被押解到北京後,非但沒有被問斬或囚禁,竟還被加封為親王,迎娶了康熙的孫女。
昭槤似乎見過這位“面大於盤、腰腹十圍”的準噶爾汗國末代大汗,說其體味很重,以至於“羶氣不可近”。達瓦齊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經常泡在池塘中與鵝鴨為伴,或許,能擁有這份“此間樂,不思準”的心境,也是一種幸福吧。
沒有了大汗的準噶爾盆地,乾隆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意為“故土新歸”,並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鼓勵百姓移居新疆。最終,不僅大批的八旗子弟、綠營兵、陝甘貧民趕赴了那片新天地,新疆烏什、葉爾羌、和闐、吐魯番、哈密等地的維吾爾民眾也遷徙到伊犁等地進行屯田。不同民族一起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生產生活,並在此落地生根,最終形成了一個多元、開放、穩定的社會共同體。
新疆麥田。攝影/06photo,來源/Adobe Stock圖蟲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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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作者:趙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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