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這一天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日子。

一連串的數字記錄了新四軍抗擊日軍的豐功偉績：

對日作戰24617次，打死打傷日軍117605人、打死打傷偽軍176605人，俘虜日軍2022人、偽軍122181人，繳獲各種火炮690門、槍支235950支……解放人口3420餘萬，收復失地25.3萬平方公里。

這些數字的背後，是新四軍8萬指戰員拋頭顱、灑熱血的見證，我們今天的生活來之不易，他們的豐功偉績必須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

新四軍為了民族大義，為了中國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新四軍的誕生確實那樣的艱難、曲折和複雜。

1937年9月28日，蔣介石突然單方面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

眾所周知，新四軍是由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進行改編的，而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是共產黨的武裝，是曾經讓蔣介石頭疼的“亂匪”。

葉挺是何許人也？

1937年4月，經蔣介石親自點名，葉挺擔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中將高階參謀。此時，蔣介石又任命“國民黨的人”葉挺為新四軍軍長，由他來領導共產黨的武裝，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1937年8月，周恩來提出將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集中成立一個軍用於抗日，當時與周恩來進行談判的國民黨代表是陳誠，陳誠將這一情況向蔣介石作了報告。

蔣介石說：“可以集中成立一個軍，但是，軍長必須是國軍的人，由我們委任。”

蔣介石還表示：“這個軍成立以後，要向北開進，到抗日前線去。”

蔣介石的用意很明顯，一是，由國民黨的人領導共產黨的武裝；二是，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開赴到前線去，借日寇之手消滅共產黨的武裝。

蔣介石此舉可謂是老謀深算呀，簡單的說，就是藉助日寇的力量，拔掉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這個“眼中釘，肉中刺”。

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並非等閒之輩，早就看出了蔣介石的“小算盤”。

周恩來提出：“國共合作，槍口當然是一致對外，作為抗日的武裝開赴前線是理所應當的，但是軍長必須是共產黨人。”

另外，周恩來還向國民黨鄭重表示：“這一支軍隊本來就是共產黨的武裝，必須隸屬於八路軍。”

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打得真好，想在軍隊合法化的問題上大做文章，不然就不給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整編，不給番號。

但是，在周恩來的堅持下，蔣介石的態度也沒有那麼強硬了，國民黨隨後表示：這一支軍隊不能由八路軍指揮，但軍長的人員可以由國共兩黨商量決定。

從以上週恩來與國民黨談判的情況來看，新四軍的誕生和改編過程是極為曲折和複雜的。

我們都知道，葉挺後來擔任了新四軍軍長，但是他並非共產黨員，由國民黨的人領導共產黨的武裝，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能同意嗎？

葉挺

接下來，這篇文章將與大家一起回顧抗日戰爭年代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新四軍艱難誕生的一些情況，揭開由國民黨中將高階參謀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領導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組成的新四軍抗擊日寇背後的神秘面紗，追憶那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往事。

整編紅軍一致對外，但蔣介石遲遲不給番號

1936年12月12日，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時稱“西安兵諫”。

張學良與楊虎城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主導下，最終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十年內戰的局面由此結束，國內和平基本實現，成為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

“西安事變”結束了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十年內戰，極大地促進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

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在日寇的入侵，中華民族極其危急的情況下形成的，其實質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之下，槍口一致對外抗擊日軍。

既然是合作，那就得談判和協商，而合作的前提首先是要符合國共雙方的利益，在合作的條件上達成一致。

國共兩黨在談判的問題上，爭論的焦點始終是軍隊的領導權問題。

時間的指標回到1926年3月和5月，蔣介石製造了旨在篡奪革命領導權的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加深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危機。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在武漢"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最後破裂，大革命遭到慘敗。

由於當時共產黨沒有自己的武裝，很多共產黨員慘遭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認真吸取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教訓，確定了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當中的獨立自主的方針：一是要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二是在合作當中儲存和鞏固革命武裝。

這一獨立自主的方針實際上就是合作的前提和原則，在這一原則之下，共產黨可以改變番號，編入國民革命軍的序列，以取得“合法地位”，不斷地壯大和發展人民武裝。

為什麼一定要編入國民革命軍的序列，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說白了，就是一句話，共產黨的武裝要接受蔣委員長的領導，不然就不合作，共產黨的武裝就是“共匪”。

最後，共產黨為了民族大義，為了槍口一致對外打敗日寇，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不得已才接受了國民黨的要求。

蔣介石一邊要求紅軍要合法化，要整編，另一邊又故意拖延，遲遲不給番號。

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相比，第二次國共合作，蔣介石之所以同意，完全是被張學良逼得，是出於無奈。雖然“西安事變”的發生，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等條件，但實質上，蔣介石一心想要消滅共產黨的目的始終沒有改變。

國共合作合影

蔣介石想借助“合作”來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蔣介石的真正目的是：透過“合作”實行軍令、政令統一，奪取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進而收編紅軍到他的麾下，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

共產黨經過第一次國共合作、大革命、五次反圍剿、長征等運動和鬥爭的歷練，不斷的修正錯誤，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政黨，蔣介石想要瞞天過海奪取人民的武裝，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紅軍整編後的領導權問題，始終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談判的焦點。

“七七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危急，蔣介石卻制訂“北和南剿”方針

就在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陷入僵局之際，“七七事變”爆發，這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揭開了全國抗日戰爭的序幕，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

“七七事變”爆發

第二天，共產黨通電全國：

平津危急！

華北危急！！

中國民族危急！！！

只有統一起來，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7月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到廬山同蔣介石進行第四次談判。在這次談判中，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去向問題被周恩來提到了桌面上。周恩來提議：國共雙方派出代表分赴南方（鄂豫皖、閩浙贛）等地聯絡和傳達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方針，旨在對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進行改編，使其儘快投入抗日戰場。

但蔣介石並沒有採納周恩來的建議，並表示：時下只考慮紅軍的改編問題。

其實蔣介石在紅軍整編的問題上也是一拖再拖，待時機有變一舉殲滅紅軍企圖始終未變，根本無暇顧及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改編問題。

南方紅軍和游擊隊，一直是讓蔣介石頭疼的“亂匪”，但也是後來新四軍的全部家底。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主要是紅一方面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即長征。當時中共中央決定留下紅軍第24師和10多個獨立團及地方武裝共2萬多人，在中央蘇區及周邊地區堅持鬥爭。

紅一方面軍主力突出重圍後，國民黨軍調集重兵對中央蘇區腹地進行毀滅性打擊，叫囂著“即使掘地三尺，也要斬草除根”，妄圖一舉殲滅留守紅軍和顛覆蘇維埃政權。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蘇區決定根據實際情況改變鬥爭方式，將紅軍第24師及其他武裝分散到中央蘇區周邊地區進行遊擊戰爭。

由於國民黨軍以數十倍的兵力優勢，對留在蘇區的紅軍實施大規模的“圍剿”，何叔衡、毛澤覃等同志先後在戰鬥中犧牲，瞿秋白、劉伯堅等被捕後壯烈就義。少數突圍的部隊在陳毅、項英等人的領導下，被迫轉移到閩西等地會同當地黨組織和游擊隊繼續進行抗爭。

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因遭到國民黨軍的“圍剿”，長期出於被分割包圍的狀態，與中央失去了聯絡，逐漸發展為14個各自為戰的游擊區和數十支獨立作戰的紅軍游擊隊，分散在贛、閩、粵、湘、鄂、皖、浙、豫等南方8個省份。

這些紅軍和游擊隊雖然與中央失去了聯絡，但仍然堅持與敵人鬥爭，並且得到了當地人民群眾的支援，在生存條件極其艱難的國名黨軍的縫隙中，憑藉著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鬥志，克服重重困難活了下來，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圍剿”，堅持了長達3年之久的艱苦卓絕的游擊戰。

“西安事變”以後，蔣介石表面上同意聯合紅軍進行抗日，但是他還給自己留了一手，既“合作”，又在背後防著共軍。

蔣介石在與共產黨談判的同時，企圖消滅紅軍的行動並沒有停止，制訂了“北和南剿”的方針，調集重兵對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進行更加強硬的、堅決的圍剿，南方紅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大批幹部骨幹在戰鬥中犧牲，革命力量遭受難以估量的損失。

周恩來提出集中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為一個軍的建議，雖然蔣介石沒有采納，但是，共產黨感到，當前日寇入侵極其猖狂，必須儘快改編紅軍進行抗戰，不能再拖了。

蔣介石在多方壓力下，最終同意了紅軍的改編方案。據說，近70歲高齡的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先生，千里趕赴南京，絕食3天，逼迫蔣介石答覆紅軍的整編。

看看蔣介石給紅軍的番號都有哪些？

紅軍整編後的番號是桂系空出的第八路軍，只給了紅軍3個師的番號，而且這3個師的番號是因為吃了敗仗而被撤銷的東北軍115師、120師和129師。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宣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設總指揮部，朱德任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指揮，師長分別是林彪、賀龍、劉伯承，政委分別是羅榮桓、關嚮應、張浩，整個八路軍編制4.5萬人。

朱德

彭德懷

因為前方戰事吃緊，此時的蔣介石想利用南方的紅軍和游擊隊開赴前線抗日。所以，此前周恩來提出將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集中建一個軍的建議，很快得到了蔣介石的同意。

葉挺離黨流亡海外，周恩來提前佈局物色新四軍軍長

蔣介石雖然同意周恩來的建議，但是他是有條件的。

蔣介石說：“可以集中成立一個軍，但是，軍長必須是國軍的人，由我們委任。”

蔣介石還表示：“這個軍成立以後，要向北開進，到抗日前線去。”

蔣介石

蔣介石的用意很明顯，一是，由國民黨的人領導共產黨的武裝；二是，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開赴到前線去，借日寇之手消滅共產黨的武裝。

蔣介石此舉可謂是老謀深算呀，簡單的說，就是藉助日寇的力量，拔掉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這個“眼中釘，肉中刺”。

所以，在新四軍組建之初，就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新四軍軍長的人選問題，由誰來當？

其實，周恩來早就預料到國共兩黨必然會就這支部隊的領導人選而有一爭。

所以，周恩來早在此前一個月就開始佈局了。

葉挺，曾經是北伐名將，1924年加入共產黨，後因李立三的責難而負氣離黨。在海外流亡了10年，早已脫離了共產黨。

1937年4月，經蔣介石親自提名，葉挺擔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中將高階參謀。

周恩來得知葉挺回到上海的訊息，考慮到新四軍的領導人選問題，若由葉挺出面主持改編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或許會比較容易被蔣介石接受。

所以，周恩來決定秘密前往上海會見葉挺。

其實，在此之前，在葉挺流亡海外期間，周恩來與葉挺走過一次會面。那是在1928年，葉挺為了謀生，在德國柏林開了一家飯店，周恩來路過此地，曾經去看望過葉挺，對他脫黨流亡海外的情況進行了勸導和批評。

周恩來透過與葉挺的會談，感覺到葉挺對共產黨還是有感情的，也想繼續為共產黨做事，只是苦於沒有機會。

周恩來心想：這下是找對人了。

葉挺，從小立志從軍報國，先後就讀於廣東陸軍小學、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在校期間成績優異，因出色的組織指揮能力而受到教官的讚賞。

1920年，在攻打桂系軍閥的戰役中，葉挺帶領部隊一舉擊潰了在兵力上佔絕對優勢的敵人，因此威名遠播，不久，被任命為粵軍第一師少校參謀。

1921年，葉挺指揮部隊擊退陳炯明叛軍對總統府的進攻，保護了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安全。

1924年，葉挺被孫中山派往蘇聯學習軍事，同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9月，葉挺回國，參與組建以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為骨幹的第四軍獨立團，並擔任團長。

這就是歷史上屢建奇功的“葉挺獨立團”。這個團成為北伐戰爭中，由共產黨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力量。

後來，葉挺升任第11軍第24師師長，率領部隊參加了南昌起義，並擔任前敵總指揮兼第11軍軍長。

南昌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葉挺作為起義的領導人和指揮員，他的功勞是不能抹殺的。

南昌起義

在南昌起義期間，周恩來與葉挺一起共事，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這種革命友誼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化，反而為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埋下了種子。

廣州起義時，葉挺擔任工農紅軍總司令，但是廣州起義失敗了，葉挺作為指揮員承擔了責任，受到中央代表李立三的嚴厲批評和責難：指揮“消極”、貽誤戰機。因為這個責任，葉挺受到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

葉挺也是個血氣方剛的漢子，年輕氣盛，脾氣也不小，一氣之下，撂挑子“不幹了”，去了莫斯科，後來輾轉到了德國柏林，開始了長達10年流亡海外的生活。

蔣介石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欲透過其將新四軍佔為己有

周恩來得知葉挺在上海的情況後，在潘漢年的精心安排下，秘密地與葉挺見了面。這次見面，是自1928年在德國柏林匆匆一別後的首次會面。

周恩來開誠佈公地直言相告：國共兩黨正在談判關於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整編問題，而在領導人的問題上尚未達成一致，希望葉挺能夠出任領導人，並主導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改編工作。

周恩來

葉挺脫離共產黨已有10年的時間，但他的心始終是向著共產黨的，也想繼續為共產黨做事，只是苦於沒有機會。

聽見周恩來這麼一說，對他很信任，所以就欣然答應了周恩來的請求。

葉挺答應了周恩來的請求，這就相當於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受領了任務。

葉挺利用個人舊有關係，積極做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工作，並找到了昔日同窗好友陳誠（第二次國共兩黨合作的國民黨代表人之一），向他表明參加改編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工作的意願，並透過陳誠巧妙地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提出，“將中共在南方的紅軍和游擊隊組成一個軍”，讓其與國軍一起抗擊日寇，同時提議改編後的部隊稱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意在繼承和發揚北伐戰爭期間第四軍的革命傳統。

第四軍的番號與葉挺有很深的淵源，在北伐戰爭中，第四軍是北伐軍當中戰鬥力最強的一支部隊，當時的北伐軍總司令是蔣介石。

時間的指標回到1926年8月，當時葉挺獨立團僅有2000人，卻敢於向手握3萬精兵的吳佩孚開戰，在進攻湖北的戰役中，連戰連捷，屢建奇功，令敵人聞風喪膽。

我們還知道，1927年，毛澤東與朱德在井岡山勝利會師，而會師後的第一支部隊的番號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這個番號的靈感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北伐戰爭中的第四軍。

井岡山會師

其實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故意不編第一軍，讓敵人誤以為在第四軍的前面還有“第一軍”“第二軍”和“第三軍”，以此來迷惑敵人。

對於以上兩種說法，有的人覺得第一種說法較為可信，有的人認為第二種說法也符合實際，作者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1937年9月28日，蔣介石突然單方面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蔣介石這樣做，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愛才，欣賞葉挺的軍事才幹；二是拉攏人心，認為葉挺在國外流亡了10年，早已脫離共產黨並失去了共產黨的信任，想透過葉挺來控制共產黨的部隊。

蔣介石雖然單方面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但是，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畢竟是共產黨的隊伍，在沒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葉挺還是不能算是新四軍的軍長。

中共中央認為，這有可能是蔣介石一手操作的，是一個企圖消滅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陰謀。

毛澤東對葉挺離黨流亡海外的情況也不清楚，不敢貿然把新四軍的指揮權交給他。

新四軍整編過程極為艱難、曲折和複雜，經過磋商和鬥爭，最終完成整編，開赴抗日前線

毛澤東當即致電周恩來，詢問葉挺擔任新四軍的原委，然後致電在南京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博古和葉劍英，詢問葉挺是否願意恢復黨籍或完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並且是否願意到延安來一趟。

葉挺的態度很堅決，立場也很堅定，明確表示“完全接受黨的領導”，也很樂意到延安向中央報告新四軍的組建工作。

1937年11月3日，葉挺到達革命聖地延安。毛澤東與葉挺促膝長談，瞭解了葉挺離黨後流亡海外的情況，最終疑慮消除了。

毛主席在延安

在延安，中央為葉挺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大會。在會上，毛澤東說：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歡迎葉挺軍長呢？主要有三個原因，因為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意擔任我們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

毛澤東講完以後，葉挺有些內疚地說：

大家歡迎我，我實在不敢當，有些內疚呀，這革命猶如爬山，很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勇往直前。我在革命的這座山上，爬到半山腰又回頭了，現在又跟上來了。今後，我一定要堅定必勝的信心，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葉挺離開延安，來到漢口，立即著手開展組建新四軍的工作。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

然而，新四軍的改編過程是極為艱難、曲折和複雜的，連陳毅都被懷疑為叛徒。

主要有這麼些原因：

一是，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長期出於國民黨的軍事封鎖之中，很難了解到國內外的形勢，更別說與中央取得聯絡了，只能透過一些報紙瞭解外界的形勢；

二是，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大部分官兵思想一下子很難轉過來，紅軍與國民黨打了十年的仗，犧牲了無數的革命戰士，結下了血海深仇，現在反而要接受蔣介石的領導，五星紅旗換成青天白日旗，在心理上是很難接受的；

三是，由於有些國民黨軍把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整編，說成是向蔣介石“投誠”，並故意散步造謠，說紅軍被收編了等，以擾亂軍心，這就使得一些紅軍黨組織或負責人心存疑惑，使得部隊的整編更加艱難。

鑑於這些情況，中央又連續發出指示，具體指導了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整編工作。

為了保持改編後部隊的獨立性，中共多次明確，不接受國民黨派駐任何干部，後經過與國民黨多次協商和鬥爭，共產黨作了一些讓步，即同意國民黨在新四軍軍部和各支隊派駐聯絡員。

1938年1月，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向南昌集結。從2月起，部隊開始進行整編。

葉挺

新四軍全軍共1.03萬人，軍長是葉挺，編為四個支隊：

第一支隊司令員為陳毅，第二支隊司令員為張鼎丞，第三支隊司令員為張雲逸，第四支隊司令員為高敬亭。

整編工作結束後，葉挺帶領新四軍向皖南方向集結，準備開赴華中敵後地區開展抗日遊擊戰。

葉挺雖然懷揣蔣介石的委任狀，身穿國民黨的將軍服，但是，葉挺始終有一顆紅心，對共產黨堅貞忠誠，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下，指揮新四軍英勇作戰，為抗日戰爭取得最後的勝利立下了不朽功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