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革開放至今我國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離開家鄉外出務工。每年春節前後返鄉和外出的巨大人流量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一種現象——春運。自1980年的《人民日報》首次提出“春運”一詞以來的30多年間春運大軍從1億人次一路增長到2015年的37億人次。這基本上就相當於讓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的總人口集體搬一次家。所以外國媒體稱我們的春運是一場以“億”為單位的地球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活動。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家外出務工往往是首選深圳、廣州、上海等經濟特區和沿海發達城市,近幾年間也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兄弟開始選擇去新疆、西藏等地務工。在過去新疆、西藏等地因為受地理交通條件的限制導致經濟水平與內地存在一定差距。國家鑑於這種情況就給予當地很多優惠扶持政策。隨著國家對新疆、西藏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扶持力度越來越大使當地經濟近年來實現了較快的發展。
面積166萬平方公里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佔我國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左右。如果在歐洲飛機飛行一個半小時,那麼早已跨越好幾個國家了。然而在新疆飛機飛行一個半小時還是沒出新疆。在如此廣袤的土地上分佈著豐富的資源。新疆不僅是瓜果之鄉,而且還是中國棉都:新疆吐魯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的阿克蘇、巴音郭楞、喀什等地的新疆長絨棉就因為品質優、產量大而聞名。
2020年新疆棉花總產量達516.1萬噸,佔全國棉花總產量87.3%,佔世界棉花產量20%以上。近年來赴新疆務工的人中就不乏從事採棉工作的。新疆的礦物資源也極為豐富:新疆的石油資源量高達208.6億噸,佔全國陸上石油資源量的30%;天然氣資源量為10.3萬億立方米,佔全國陸上天然氣資源量的34%。新疆的煤炭預測資源量2.19萬億噸,佔全國的40%。
新疆資源的豐富性不僅體現在有形的物質資源方面,也同樣體現在無形的人文資源方面。《中國旅遊資源普查規範》將旅遊資源分為六大型別,而六大型別又進一步細分為68種基本型別。新疆六大型別資源齊備,在68種基本型別中至少擁有56種,位居全國首位。新疆自然景觀神奇獨特:冰峰與火洲共存、瀚海與綠洲為鄰,自然風貌粗獷,景觀組合獨特。
在新疆不僅可以見到各種秀美的自然風光,也可以領略到各民族不同的人文藝術。新疆作為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有維吾爾族、漢族、哈薩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錫伯族、滿族、烏孜別克族、俄羅斯族、達斡爾族、塔塔爾族13個世居民族,除此之外東鄉族、壯族、撒拉族、藏族、彝族、布依族、朝鮮族等民族也在新疆有所分佈。
位於亞洲大陸的中心地帶的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與西方交流聯絡的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新疆以及鄰近的中亞地區由此成為了全世界唯一同時融合匯聚著中華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地區。這種多元文明交匯的歷史塑造了新疆在民族人文領域的多元化多樣性:維吾爾族的十二木卡姆、哈薩克族的冬布拉藝術都是新疆獨特的民俗文化藝術。
新疆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蒙古等多個國家接壤。陸地邊境線長達5600多公里的新疆是中國毗鄰國家最多的省區。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使新疆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一帶一路”中的“一帶”即“絲綢之路經濟帶”是指從歐亞大陸的太平洋沿岸地區經中亞與俄羅斯最終抵達大西洋彼岸歐洲國家的“亞歐大陸橋”。不管從中國境內哪裡出發一路向西,那麼出國的最後一站都會在新疆。
川流不息的中歐班列由阿拉山口出境與哈薩克的鐵路系統相連,然後經俄羅斯過中東歐國家直達荷蘭的鹿特丹和德國的港口。繁忙的霍爾果斯口岸是公路運輸溝通中亞各國的重要樞紐。作為“一帶一路”旗艦專案的中巴經濟走廊始於新疆喀什,南下直抵巴基斯坦的瓜德爾港。中巴經濟走廊貫通後能把南亞、中亞、北非、海灣國家等透過經濟、能源領域的合作緊密聯合在一起形成經濟共振。
新疆近年來正是依託於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和國家的扶持政策得以實現較快的發展。地廣人稀的新疆隨著經濟的日漸發展就需要吸引更多的人來開發當地的資源潛力從而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全疆常住人口約為2585.23萬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約為15.57人。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約為145人/平方公里,而新疆幾乎只有這一數字的十分之一左右。
地廣人稀的新疆需要引進勞動力,而一些人口大省則需要對外輸出勞動力。目前在新疆打工的人群中來自甘肅、四川、河南、山東這幾個省的人始終佔據著大頭。這其中的四川、河南、山東都是典型的人口大省:2020年河南省常住人口約為9937萬、山東省常住人口約為1.015275億、四川省常住人口約為8367.49 萬。這三個省的人口數量在全國34個省級行政區中排在第二至第四位。
多年來這幾個人口大省也是對外勞動力輸出大省。相比之下甘肅的人口似乎並不算多:2020年甘肅省常住人口約為2501.98 萬。這比新疆的常住人口還少83.25萬人。當然這裡的人口普查資料統計的是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近年來隨著甘肅、四川、河南、山東等地的務工人員湧入使新疆的常住人口增加還是比較快的。2017年的時候甘肅的常住人口是2625.71萬人,而那時新疆的常住人口是2444.67萬人。
即使是在2017年甘肅的人口也只比新疆多了不到200萬人,然而新疆的面積是甘肅的近4倍,所以新疆在耕地、礦產等人均資源佔有量上遠遠大於甘肅。我們在上文已總結過新疆在煤炭、石油、天然氣、風能等自然資源上都很豐富,同時也擁有豐富的旅遊人文資源。相比之下甘肅儘管也有上面提及的這些資源,但甘肅的人均資源量遠遠不足以與新疆相比。
目前甘肅的經濟主要依賴於農業和第三產業。近年來甘肅也和新疆一樣在著力發展旅遊業,然而甘肅的旅遊資源顯然沒新疆那麼豐富,所以甘肅的產業發展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是相對有限的。在這種形勢下甘肅人很自然就會選擇外出務工:事實上甘肅人不僅會去新疆務工,還有大批勞動力去了東南沿海等地。這種狀態並不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事實上甘肅一直是對外勞務輸出大省。
地廣人稀的新疆需要引入勞動力,人多地少的甘肅需要外出務工。甘肅人赴新疆務工就是在市場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支配下自發形成的。當然甘肅人外出務工並不一定要選擇新疆,那麼新疆為什麼成為甘肅人外出務工一個主要目的地呢?地處西北的甘肅與新疆說近也近、說遠也遠。說近是因為這個省區確實接壤,說遠是因為這兩個省區的東西跨度很大。
新疆最東端到最西端的直線距離全長1950公里。要知道北京到上海的京滬高速鐵路全長1463公里。我們知道兩點直線最短,然而兩地之間的鐵路、公路往往不可能是直線的,所以任意兩地之間的鐵路距離、公路距離往往是大於直線距離的。新疆最東端到西端的直線距離竟相當於京滬鐵路全長的1.33倍左右。甘肅的面積儘管小於新疆,然而甘肅的地形呈東西狹長狀分佈。
這種地理特徵導致甘肅省的東西跨度高達1600多公里(這也超過了京滬鐵路的長度)。如果要從甘肅省最東端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最西端足足有3500多公里的跨度。從甘肅省會蘭州到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坐普通火車需要24小時,即使是坐動車也需要12個小時以上。如果說甘肅人赴新疆務工是因為近,那麼這種說法只在兩省區交界處成立,然而這不足以解釋甘肅東部地區的人為什麼會赴新疆務工。
事實上甘肅與新疆之間的地緣經濟聯絡一直是比較緊密的: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大通道絲綢之路就是從長安出發經甘肅河西走廊進入新疆再輾轉中亞、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地。明朝的甘肅省曾管轄過如今新疆東部的哈密等地。清朝時在蘭州辦公的陝甘總督統管整個大西北所有軍民政務。這一時期新疆東部地區仍歸甘肅管轄——“統轄所及至烏魯木齊而止”。
如此新疆東部州縣就長期處於甘肅省的行政管轄之下。新疆與甘肅之間的務工、貿易在清代日趨頻繁。1878年左宗棠率軍從阿古柏侵略軍手中收復新疆。1884年清政府將管轄新疆地區的伊犁將軍轄區改為甘肅新疆行省。新疆設省後原伊犁將軍的職能被設於迪化(今烏魯木齊)的甘肅新疆巡撫替代。新疆建省時並沒直接採用“新疆省”這一名稱,而是採用了“甘肅新疆省”這個非常特殊的地名。
與此類似的是臺灣在1885年設省時採用的也是“福建臺灣省”的名稱。用兩個省的並稱來命名一個新設的行省在中國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這樣做主要就是考慮到新疆與甘肅之間、臺灣與福建之間密切的地緣關係。新疆建省後最大的一個區劃調整就是將哈密地區由甘肅劃歸新疆。從此新疆與甘肅來往更加頻繁:距今100多年前如今的烏魯木齊就有大量甘肅人在這裡經商、務工。
這種歷史淵源使得甘肅人對新疆有一種天然的好感:祖輩們會把在新疆生活工作的經歷講述給下一代,況且還有一部分甘肅人的後裔可能直接就在新疆定居了,所以甘肅人去新疆務工有時是有親戚可以投奔的。在兩地長期的交流過程中導致雙方的風俗習慣日趨接近——這點我們從兩地的飲食習慣就可以看出。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大多信仰伊斯蘭教,所以他們在飲食習慣上存在一定的注意事項。
甘肅境內由於回族比較多,所以在飲食習慣上與新疆較為接近:蘭州和烏魯木齊的街頭都有大量經營烤羊肉、牛肉等西北特色美食的餐館。這種風俗習慣上的趨近也使赴新疆務工的甘肅人能更快適應在當地的生活。此外新疆和甘肅在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上也比較相似:都是以沙漠戈壁和綠洲為主的乾旱少雨氣候,所以甘肅人在新疆生活也不會出現氣候環境上的不適應。
近年來國家為促進新疆的經濟發展對疆外人員入疆工作落戶提供了不少政策便利。現在新疆很多單位和企業都透過與甘肅等地的高校合作吸引這些地區的應屆生到新疆就業。目前新疆的外來人口中甘肅人約佔27%、河南人佔12.4%,四川人(含重慶人在內的老四川人)佔12.1%,陝西人佔6.9%。所以新疆的語言非常多:既有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等少數民族語言,也有漢語方言中的蘭銀官話、河南話、四川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