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周有光先生是漢語拼音之父，有什麼疑義嗎？不好意思，還真有。
記得周先生說過：“我是1955年10月離開上海，從此就沒有回去了。到北京來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開完會，領導就把我留下來，在新成立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委員會下面有兩個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當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為拼音化之外，還有旁的事情要管。……當時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會’下面成立一個拼音方案委員會，小委員會有十五個人，實際上開會來一來，平時他們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們研究室做的。後來要起草一個草案，推三個人：葉籟士、陸志韋、周有光。許多資料都是我搞的，因為我是主持這個研究室的。”（《周有光百年口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1頁、113頁）
1955年成立拼音方案委員會，吳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黎錦熙、羅常培、丁西林、韋愨、王力、陸志韋、林漢達、葉籟士、倪海曙、呂叔湘、周有光為委員。除周有光外，委員都是名重一時的語言文化教育學者。周有光所說要起草的草案，就是《漢語拼音方案》。拼音方案委員會指定葉籟士、陸志韋、周有光三人起草。 顯而易見，準確地說，周有光是《漢語拼音方案》研究撰寫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作為組織者、作為文改會專職工作人員及拼音化研究室負責人，他應比其他委員尤其是兼職委員，做了更多的工作。僅此就可以稱其為“父”了嗎？更重要的是，漢語拼音是周有光或文改會的專家們，前無古人，橫空出世，首創而成的嗎？似乎不是。
其實，漢語拼音，最早可追溯至元朝。大概編寫於1269—1292年間的《蒙古字韻》，是“漢語史上的第一個注音方案，內容涵蓋聲母、韻母和聲調等漢語的整個語音系統，而且標音反映實際口語，所以此書對於近代漢語語音史的研究具有特別意義，從準確性、可靠性、完整性上沒有任何其他文獻與之相媲美。”（照那斯圖《〈蒙古字韻〉拾零》，《語言科學》2004 年 第 3 卷 第 2 期）《蒙古字韻》，是用八思巴文注音漢字的一種韻書，是“八思巴字和漢字對音的一部對照字典。這既可用來學習蒙古字，也可用來學習漢字，是漢字譯音和蒙古字書寫規範的標準手冊。”（同上）編著者不詳。八思巴文是忽必烈的國師八思巴創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詔令用其“譯寫一切文字”，成為元朝“國字”。元亡後逐漸廢棄。用八思巴文注音漢字的《蒙古字韻》，也漸失傳，元代刻本流傳至清道光年間亡佚。現在僅存一寫本，是1308年（元至大戊申年）朱宗文（字彥章，信安人）寫的校訂本。書於清末流入英國，現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此書標音反映實際口語，對近代漢語語音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得到漢語學界的極大關注。
圖：《蒙古字韻》書影。
到了明代，有人首次採用拉丁字母拼讀漢字，這是一群來自歐洲的傳教士。他們為了傳教，需要學習漢字。學習漢字，先要了解讀音。中國傳統注音方式，是直音法與反切法。直音法是用同音字注音，如“蠱，音古”。反切法，用兩個字給一個字注音，前一字聲母與被注音字聲母相同，後一字韻母、聲調與被注字韻母、聲調一樣，如“塑，桑故切（或桑故反）”。這兩種方式都需要事先掌握較大數量漢字，使用起來都不便捷。傳教的洋人，為了快速學習漢字、進行傳教，想出了個用拉丁字母注音漢字的好法子。他們之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瑪竇。利瑪竇是義大利人，耶穌會教士。耶穌會是天主教主要修會之一，現任教宗方濟各就是耶穌會會士。利瑪竇的書《西字奇蹟》，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是中國第一個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方案包括26個聲母，44個韻母。可惜原書失傳，不過他有四篇漢語拼音文章傳世，可一睹最早的對外漢語教材風貌。
圖：利瑪竇用漢語拼音拼寫的文章。
還有一位法國人叫金尼閣，也是耶穌會教士。他出生地原屬比利時，自稱是比利時人。他編著的《西儒耳目資》(1626年出版）也非常著名。這是一本拼音韻書，承繼了利瑪竇等前人成果，並由幾位中國文人協助編成。他的拼音方案包括20個聲母和 50個韻母。金尼閣將聲母稱作“字父”，韻母稱作“字母”，理由是聲母與韻母配合而生出一個字音來，而生出的字自然叫做“字子”。他解釋道：“餘今所取，一父一母，共生字子。此自然之理也。況在首者曰父，在末者曰母，豈不然哉？”（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139頁）把個語言問題搞得像產科生孩子。
圖：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書影。
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給予利瑪竇、金尼閣極高評價：“利瑪竇的羅馬字注音跟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資》在中國音韻學史上，跟以前守溫參照梵文所造的三十六字母，以後李光地《音韻闡微》參照滿文所造的‘合聲’反切，應當具有同等的地位。因為他們：1.用羅馬字母分析漢字的音素，使向來被人看成繁難的反切，變成簡易的東西;2.用羅馬字母標註明季的字音，使現在對於當時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3.給中國音韻學研究開出一條新路……”。他們“直接用羅馬字母注音，使後人對於當時各個字的音值比較得到清晰的印象，並且給音韻學的研究開闢出一條新蹊徑的，明季的耶穌會士（Jesuits）要算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功臣了。”（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52、253頁）認為他們在漢語音韻學、語音學研究上具有開創性貢獻。
清初，天主教跟皇上的關係緊張。耶穌會教士本入鄉隨俗，允許國人既信教，又祭祖，傳教順利。但到康熙43年（1704），羅馬教皇發出“教令”，禁止中國教民祭祖，引起朝野憤怒，康熙將教皇使者驅逐至澳門監禁。後耶穌會教士參與皇權爭鬥，又站錯了隊——站在雍正對立面。雍正登基後，除保留欽天監（觀察天象機構）中供職洋人，將其他洋人統統趕到澳門看管，不許擅入內地。天主教傳教活動大受打擊，靜默約二百年。
直到清末，海禁大開，各國傳教士又捲土重來，蜂擁而入。在南方几個開放後的口岸城市，他們發現當地居民，大都不會官話，只懂方言。為了傳教，便因地制宜，依據各地方言發音，用羅馬字翻譯《聖經》，創制了“教會方言羅馬字”，編寫了多個方言版本的《聖經》。羅馬字就是拉丁字的另一種說法。1815 年到 1823 年之間, 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 ( Robert Morrison, 1782 -1934) 編了一部 《中文字典》, 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拼寫廣東方言, 是一種教會方言羅馬字字典。“廈門話教會羅馬字”是通行最早、使用最廣的一種漢語拼音文字。它以廈門音為基礎音，以閩南語語法規則為語法基準。“據《廈門宗教》記載：“白話字創設於1851年，創設者為美國三位牧師，打馬字、羅帝、賓為霖，他們共同編集簡明易懂的《白話字典》。（據《泉州宗教文化》記：賓為霖是英國長老會牧師）這是一般記載的‘廈門話教會羅馬字’的創制時間與創制者。”（羅攀《中西文化碰撞的意外收穫——廈門話教會羅馬字的創制、傳播及其對閩南社會的影響》，《海交史研究》2008 年第2期）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福建有些地方教會的老年人仍在使用“廈門話教會羅馬字”。接著, 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 其中廈門的 “話音字” 1850 年開始傳播, 僅在 1921 年就印刷出售 5 萬冊讀物, 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 大約還有 10 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
與此同時，還有一種教會外的漢語拼音，即英國外交官威妥瑪和翟理斯共同創制的拼音方案——威妥瑪一翟理斯式拼音方案。1867年，威妥瑪出版了漢語拼音課本《語言自邇集》，用英語26個拉丁字母拼寫京音官話，遂成為通用標準音。後來翟理斯（H. A. Giles）在其《華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1912年出版）中，對威妥瑪的標音系統又略加改良，形成了“ 威妥瑪-翟理斯式”（Wade-Giles）拼音。威氏拼音誕生之後被廣泛地運用於郵政電信、海外圖書館中文藏書編目、外交護照中文人名及地名譯音等。1906年，上海舉行“帝國郵電聯席會議”﹐對中國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做了統一和規範。會議決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編《華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中的拉丁字母拼寫法為依據，也就是威妥瑪-翟理斯式拼音。這種拼音系統被稱為“郵政式拼音（Postal Spelling System）”。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繼續使用，成為國際社會拼寫中國地名最常用系統。直到1977 年，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通過了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拼寫法的國際標準, 宣佈威氏拼音在國際社會停止使用。但實際上仍有個別專名沿用舊稱，拼寫沒有改變，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校名中的“Peking”“Tsinghua”，便是一直沿用威氏拼音。這或許因其是有國際影響且歷史悠久的專名，改動會引起一定混亂，還是一任其舊為好吧。
圖：威妥瑪《語言自邇集》書影。
國人自創的漢語拼音，首次現身於1892年。一個叫盧戇（zhuang發四聲，音同“壯”，“憨直”義）章的廈門人，出版了他編寫的廈門話拼音讀物《一目瞭然初階》，這是國人設計的第一個漢語拼音方案。盧戇章出身普通農家，兄弟六人，他最小，五個哥哥都務農，只有他一人讀書。十八歲參加科考，府試落第，沒中秀才，隨後執教私塾。這時接觸到《聖經》，“感歐美各國皆拼音成文，便恍然發改造漢字之宏願”（許長安《語文現代化運動的先驅盧戇章》，《語文建設》1992年第11期）。21歲為學英語，南渡新加坡，半工半讀，辛勤三載。25歲回廈門，因既會廈門話，又會英文，洋人學習廈語，國人學習英文，都聘他為師。又應英國傳教士馬約翰聘請，幫助翻譯《華英字典》。同時苦心鑽研漢字拼音，歷時十幾載，最終採用經改造的拉丁字母拼讀漢字，在三十九歲寫成《一目瞭然初階》。
在書序中，他披露了創制拼音的初衷：“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難者……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於切音為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基於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又基於字畫簡易，則易於習認，亦即易於捉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一目瞭然初階》，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第2、3頁）他用“切音”指稱拼音，將拼成的字稱為“切音字”。他創制拼音並非要替代漢字，而是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透過切音字“可無師自識漢文”。書寫成後，他自己手抄全書，自費刻成木版，於1892年（光緒十八年）在廈門出版。書封上有對聯一副，道出拼音好處和研製拼音的甘苦：“一目瞭然，男可曉，女可曉，智否賢愚均可曉;十年辛苦，朝於斯，夕於斯，陰晴寒暑悉於斯。”《一目瞭然初階》出版後，在廈門一帶風行一時，“切音字”成為近代漢字改革的開端。
圖：《一目瞭然初階》書影一。
1898年，維新運動開始，變法詔令有“獎勵新著作、新發明”。福建老鄉工部官員林輅存十分欣賞盧戇章的切音方案，便以“字學繁難，請用切音，以便學問”的理由向朝廷推薦。不久，光緒帝諭旨：“都察院奏林輅存呈稱字學繁難，請用切音，據情代奏等因，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調取盧戇章所著之書，詳加考驗具奏，欽此。”盧戇章遵旨呈交著作，可未及考驗，戊戌政變發生，維新失敗，此事便沒了下文。盧戇章夙願未酬，但自此名聲鵲起。
圖：《一目瞭然初階》書影二。
此後，他又編寫了官話拼音著作《中國切音字母》。此書受當時潮流影響，字母形式由拉丁字母改成漢字筆畫。1905年，清廷行新政，廢科舉，興學堂，成立了專管全國教育的政府部門——學部。盧戇章趁此機會赴京將著作呈送學部。學部以為，之前光緒帝曾御旨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審查，遂讓其轉呈外交部。殊不知外交部如今專管外交，已不同於當初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統管各類新政，外交部又將其轉回學部。兩家扯皮，耗去一年。盧戇章盤纏告罄，無奈上書催請：“戇章雖草茅下士，然平生大願，則以四五百兆同胞皆能讀書愛國，大進文明為懷，所以竭盡二十八載心血，始成《中國切音字母》一書。幸逢聖上採及芻蕘，況又科舉廢，學堂興，文明大啟，是以戇章於萬難中拮据資斧，不憚君門萬里，自福建跋涉到此。乃延擱時日，守候無期，旅資告竭，寒士無顏。計惟催懇大部，俯鑑萬難守候之苦情，速賜移諮學部考驗批示，是非一言，無不祗遵，以便行止。”最終書被學部送至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審定。譯學館並不看好此書，審定後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批文，指出其中“疏謬”:一是聲母不完全，二是韻母無入聲，三是寫法乖謬。結論是：“該書謬誤，有此三種，自難用為定本，通行各省。”（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95頁）譯學館批文並非毫無道理，但將其一棍子打死，完全不給修改完善機會，似又過於武斷。不過，試想當初如真採用盧戇章拼音方案，並在全國推廣，今天我們講的普通話將可能是廈門話或是廈門話味道的普通話。
盧戇章見得不到朝廷支援，便回廈門自行開展民間推廣了。歸途中，他將《中國切音字母》進呈本略加修改補充，在上海出版發行，書名改為《中國切音教科書》，另出版了一本《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兩書書名旁，印了朋友臺灣富商林季商（許地山內兄）題贈的一副對聯：“卅年用盡心機特為同胞開慧眼，一旦創成字母願教吾國進文明。”（許長安《語文現代化運動的先驅盧戇章》，《語文建設》1992年第11期）
此時，很多晚清讀書人，在與西方文字以及日本文字比較後，也都意識到為啟發民智，教育救國，必須改革繁難的漢字，於是紛紛起而研究拼音漢字，一時湧現出漢字筆畫式、拉丁字母式、速記符號式、草書筆畫式、篆書筆畫式以及中文數目字式等多種字型形式，形成延續二十年的切音字運動，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王照、勞乃宣、朱文熊。
王照是抗英烈士後代。曾祖王錫朋，乃壽春總兵，鴉片戰爭時，率軍增援定海。英軍兩萬餘眾大舉進攻，中國守軍人僅三千，寡不敵眾，彈盡糧絕，王錫朋身先士卒，與敵拚殺，不幸中炮，一腿折斷，仍手刃數敵，終被蜂擁而上的敵兵亂刀砍成肉醬。道光帝聞訊，悲痛不已，為他寫下祭文，並賜御碑，諡號“剛節”。王照甲午年中進士，漸升至禮部主事。他行事剛直，頗有曾祖遺風。戊戌變法期間，他上書建議光緒帝奉慈禧太后“巡幸中外”，遊歷各國，吸取新政經驗。禮部尚書不肯代遞，後雖代遞但奏稱王照“咆哮公堂”。光緒帝閱折後，命將阻撓上書的禮部六堂官革職，賞王照三品頂戴。戊戌變法失敗，王照被革職通緝，由日本人幫助，與梁啟超一起，乘日本軍艦流亡日本。隨後康有為也到東京。王照與康梁不合，在與孫中山協商合作的會議上，突然發火，怒斥康梁排擠打擊自己，遂與之分道揚鑣。1898年底，清廷將康梁王三人列為要犯懸賞緝拿。為躲避追捕，王照在一日本小廟剃髮為僧，遁入空門。在日期間，他受日本假名啟發，開始研製漢語拼音字母。1900 年，他裝成“臺灣和尚”化名潛回國內。同年完成《官話合聲字母》，次年（1901）書在日本出版。此書以漢字偏旁筆畫為字母，制訂了一套漢字拼音方案，被認為是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鼻祖。他主張以北京話為標準官話，認為：“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佔幅員人數多者”。（《官話合聲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9頁）官話合聲字母具有不少優點，得到嚴修、吳汝綸、張百熙等學界名流首肯推介，更由於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大力推行而風行一時。光緒二十九年（1903）,直隸大學堂學生何鳳華等向袁世凱上呈文,請他奏明皇上，頒行官話字母，設立國語學科，以開民智而救大局。袁世凱雖沒有上奏皇上，但立刻飭令督署學校司擬定推行辦法，批示道:“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高明者狃於典雅之文而譽為無用，愚蠢者本無普通之識而駭為創聞，必先引其端倪，而後可收成效。”（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03頁）次年（1904）直隸學務處便通令全省啟蒙學堂傳習，專設許多義塾，派了專員經理，撥了官款出版拼音書報，定了獎勵辦法。又將官話字母加入師範及小學課程，並在天津設立大規模的“簡字學堂”，輾轉傳習。兩江總督周馥、盛京將軍趙爾巽，也各在省城設立“簡字學堂”，傳習官話字母。這年，一好友因新黨罪，被捕杖斃，王照擔憂自己難逃厄運，便投案自首，希望減輕刑罰。後得朝廷寬宥，關押時間不長便獲釋，並官復原職。王照不願做官，出獄後繼續推行官話字母，創立拼音官話書報社，編輯出版修身、倫理、歷史、地理、植物、動物、外交等拼音官話書籍，銷數到六萬多部，還刊行《拼音官話報》。當時，從京津到奉天、南京，官話字母傳播很廣，遍及十三省，影響長達十年。
圖：《官話合聲字母》書影一
圖：《官話合聲字母》書影二
宣統初年，袁世凱失勢，王照的官話字母被禁止傳習。接下來在拼音舞臺登場的重要人物是勞乃宣。他是法學家、音韻學家，做過南洋公學、浙江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校長，學部（即教育部）副大臣。他欣賞王照拼音方案，但方案專用京音，南方各省不便推行，他徵得王照同意，在原方案基礎上增加了幾個聲母和韻母及一個入聲符號，擬定了南京、蘇州、福建、廣東等方言拼音方案。為躲避禁令，將“官話字母”換了個名稱，以“合聲簡字”代替，寫成《增訂合聲簡字》（寧音字）和《重訂合聲簡字》（吳音字），借為官南京的便利，在南京、蘇州推行。勞乃宣的簡字得到兩江總督端方支援，很快普及於江寧四十所小學，還在南京舉辦了十三屆"簡字半日學堂"，使拼音運動得以繼續。光緒三十四年（1908），勞乃宣獲慈禧太后召見，呈進《簡字譜錄》，得到首肯，奉旨“學部奏議”，但學部置之不理。勞乃宣只好另尋出路，希望透過議會議員推動。他得到江謙、嚴復等人支援，幾經周折，終於在宣統三年（1911）六月的中央教育會議上獲透過。不料，時隔不久，武昌起義一聲霹靂，國體鉅變，簡字運動戛然而止。
圖：《簡字譜錄》書影。
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在日本出版。這是繼盧戇章首創後的第二種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朱文熊，蘇州人，留日學理工。由於日語裡有漢字，筆畫多，課堂記筆記記不下來，便想到建立一種書寫簡易的文字。正巧日本當時有人主張，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拼寫五十音圖，還出了不少書。他想：“他們可利用拉丁學母，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利用呢?那時候我還沒有到過北方，北京話是完全不懂的，只會講家鄉的蘇白。所以只能擬製拼寫蘇州話的拼音方案。因為二十六個字母不夠用，就武斷地把五個字母顛倒，一個字母側轉，以及用加符號和兩個韻母連寫等方法來運用。不過雖然拼寫蘇州話，但是在序言中，我記得有一句話說明，等我學會了北京話再來改編。”（朱文熊《我和〈江蘇新字母〉》，《拼音》1956年第4期）盧戇章自創了一批拉丁字母變體，而朱文熊認為“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採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於是直接採用26個拉丁字母。他拼音方案是32個字母，缺的6個字母，用5個倒過來的和一個橫過來的字母代替。直接使用拉丁字母，便於中外學習者使用。他還取消了利瑪竇、威妥瑪等用的送氣符號——’，以後的漢語拼音方案都不再使用這種書寫不方便的符號。在書寫形式上，朱文熊將多音節詞的各音節連寫，而且提出“拼音成字，聯字成辭”“我國一字者，實英文中之一段音也”等看法，這在當時是十分先進的。雖然他的方案僅能拼讀蘇州話，但為後人開創了一種直接採用拉丁字母拼讀漢字的全新思路。
圖：《江蘇新字母》書影一
圖：《江蘇新字母》書影二
辛亥革命以後，開明知識界更認為漢語漢字繁難，必須改革。民國元年，為言文一致，普及教育，培養人才，教育總長蔡元培在中央臨時教育會議上，提出“採用注音字母案”，並獲透過。1913年，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各省派出代表與會，審定國音發音，研製注音字母。一時方案紛雜，莫衷一是，爭論非常激烈。如江蘇人吳稚暉主張保留入聲讀音，河北人王照堅決反對，目睹二人爭吵的魯迅，後來在回憶中調侃道：“民國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注音字母’。”（魯迅《門外文談》）身為會議議長的吳稚暉不堪爭執，憤而辭職。副議長王照亦病倒告假。最終，各省代表在審訂了6500 個漢字讀音後，投票確定了“標準國音”，並採納了馬裕藻、錢稻孫、許壽裳、魯迅等人提出的拼音方案，確定了一套漢字筆畫式注音字母。這套字母主要是依據馬裕藻、魯迅等人老師章太炎的古漢字式記音符號。1918年，注音字母被正式公佈使用。1920年，教育部訓令全國學校開展教學。這是我國第一部法定的漢語拼音方案，至今仍在臺灣使用。
圖：注音字母。M、F的注音字母，真像視力檢查圖上的符號。
以上漢語拼音方案創制者的初衷，都還只是把拼音當作高效學習漢字的柺棍兒——一種輔助工具，並非真要漢字的命。而五四運動後情況則大不相同，漢語拼音方案的提出者，都是真要漢字的命。
五四運動狂飆突起，新銳知識界開展文學革命、文化革命，進而將漢字視作阻礙社會進步的一大妖孽，提出更為激進的文字改革主張。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莫過於錢玄同的觀點。1918年，他在發表於《新青年》的《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中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1923年，在《漢字革命》中，他“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難記、難寫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做梗，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於國語故。”1925年，他更在北京國語運動大會上喊出“打到古文！打到漢字！打到國粹！”的口號。
與此同時，錢玄同、趙元任、黎錦熙、劉半農等人，積極推進國語羅馬字，希望它能逐漸成為一種獨立文字，以取代漢字。1922年，錢玄同在《漢字革命》中提出改用拼音文字的十項籌備工作，並認為“這十項的籌備，要是努力去做，我想以十年為期，總可以做得成的。我希望1932年（民國21年）以後，入學的兒童不再吃漢字的苦頭。”趙元任在《國語羅馬字的研究》中，擬定了國語羅馬字草稿，提出了國語羅馬字應該注意的二十五條原則，指出了國語羅馬字未定的疑點，為國語羅馬字的產生打下了基礎。他認為，羅馬字拼音法式比世界上無論哪一種拼音文字都要實用，又趕上了提倡語體文和國語統一兩個運動正在乘風破浪地前進，於是樂觀地憧憬：“現在和那兩個運動密切相關的國語羅馬字自然沒有再好的機會的，趁此時努力做下去，不多年可以使全國人民識字，不十年可以產生出新文字裡的更新的發展，不幾十年可以把世界上的文字科學的精華都譯成中文，不一世紀我們的學術思想可以發展到比哪一國都高深豐富，那時候的小孩子看見了英文，倒要反過來問：‘怎麼他們英國人也寫中國字？我聽英國人說話有些很奇怪的聲音，怎麼能夠拿出中國字母拼得準呢？'”（趙元任《國語羅馬字研究》）為排除保守勢力的阻礙，錢玄同甚至委曲求全地表示:“二十六個羅馬字母現在已成為世界通用的字母……我們固然願意用注音字母，但同時我們又主張應該採用羅馬字母，將羅馬字母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他們經過一年多研究，最終擬定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1926年上報教育部，申請釋出，但未獲透過。直到1928年，北伐勝利，蔡元培掌管教育部（時易名“大學院”），經他努力，“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才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獲准釋出。
國語羅馬字是我國語言學專家擬訂的第一個比較成熟的拼音文字方案，從此字母形式從漢字筆畫式轉向拉丁字母式，拉丁化逐漸成為漢字改革的主流。但是，國語羅馬字推行不廣，影響不大。其原因，除政府不支援外，主要是這些制定方案的大學者們，不善組織宣傳推廣、教學實踐，使方案無法真正落地，其推行遠不如之前的注音字母和之後的拉丁化新文字。
圖：國語羅馬字拼音方案。
此後影響更大的文字改革運動則是，瞿秋白發起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這是中共領導的文字改革和拼音化運動的序曲。運動發展及後續情況，筆者微信公眾號“望山樓隨筆”中《斯大林是漢字拼音化的幕後推手》已有介紹，在此不再贅述。
1956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在全國徵求意見。吳玉章在全國政協常委會上說明道：“我們為什麼要有一個漢語拼音方案？在這裡首先應當說明現在我們提出討論的是‘拼音方案’，還不是‘拼音文字方案’。拼音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字母表和字母的讀寫方法。有了拼音方案，將來就有可能根據這個拼音方案來擬訂拼音文字方案。但是拼音方案和拼音文字方案是兩回事。”這表明當時準備漢字拼音化分兩步走。同年9月，吳玉章在中共八大發言說：“漢語拼音方案，採用羅馬字母，即拉丁字母，這是確定了的。因為拉丁字母是現代大多數的民族語言中所公用的字母，並且是為我國知識界所已經熟悉的一種字母。用國際通用的字母書寫漢語，正象我們採取公曆、公里、公斤一樣，決不會損害我們的民族文化。”1958年1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指出：“《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1958年2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批准公佈《漢語拼音方案》。從1955年成立拼音方案委員會，經過語言學家們三年努力，《漢語拼音方案》最終誕生。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承認其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
圖：漢語拼音方案。
有語言學者指出：“《漢語拼音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總結了16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方案，14 個方案對《方案》有貢獻。聲母來自利瑪竇、衛匡國、劉孟揚、黃虛白、劉繼善、拉丁化新文字6個方案;韻母來自利瑪竇、金尼閣、衛匡國、馬禮遜、艾約瑟、威妥瑪、S.Couvreur、馬提爾、朱文熊、黃虛白、國語羅馬字11個方案。韻母自成音節形式來自利瑪竇、馬禮遜、威妥瑪、劉繼善、國語羅馬字5個方案。漢語拼音是中外十幾代人智慧的結晶，是集大成的最佳方案，考慮周到，比較眾多的方案，作出最佳選擇，安排好每一個聲母和韻母，實屬不易。實踐證明漢語拼音非常成功，從注音上看，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關於中國地名拼法的決議（1977年9月）說，‘在語言學上是完善的’。”（馬慶株《〈《漢語拼音方案〉的來源和進一步完善》，《語言文字應用》2013年第1期）
以上介紹了漢語拼音方案產生的基本過程。顯然，在周有光之前有過很多拼音創制者，只是他們很少被人稱之為“父”。或許他們根本不為常人知曉，或許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像元朝八思巴字拼音雖最早，但已是死的文字，而且與現代漢語拼音拉丁字母在形式上相距甚遠，難以認其為“父”。洋人首創拉丁式漢語拼音，可未見有人稱其為“父”，這大概是由於民族感情難以啟齒吧？不過，在周有光之外，倒是另有一人也被人稱為“漢語拼音之父”，他就是盧戇章。在福建，盧戇章的老鄉們一直將其視為“漢語拼音之父”，還在廈門鼓浪嶼上修了一條拼音道，以示紀念。
圖：鼓浪嶼拼音道。
對此問題，語言學界的態度是怎樣的？1992年，語言學家們在北京開過一個“語文現代化運動100 週年紀念會”，“周有光先生在發言中指出，100年前從盧戇章創造切音新字開始的語文現代化運動，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事，是我國語文的一個重大轉折。”（《語文現代化運動100 週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語文建設》1992年第7期）會上，周有光肯定了盧戇章在漢語拼音上的開創性貢獻，這其實已經表明，如果說一定要確定“之父”的話，盧戇章更有資格。但是，語言學界仍未將誰列為“漢語拼音之父”，這又是因為什麼？我想，其中奧妙大概就是：現代漢語拼音方案，並非一時一地一人的獨創，而是眾多學人長期探索研究形成的成果。學界慮深謹嚴，不胡亂認人為父。媒體簡單輕率，為博眼球，可隨意喊爹。
文末談點兒感想。
回首四百年前，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首創用拉丁字母拼讀漢字，雖以擴大宗教版圖為初衷，但終有利於中國融入全球大家庭，他們的獻身精神、科學素養也令人敬仰嘆服。
回首晚清以降百年漢語拼音發展的歷史，簡直是一部中華民族變法圖強的歷史。有責任心的讀書人，在民族危難、文化衰微之際，殫精竭慮，勇敢探索，致力於民族文化的更新與再造，儘管有些觀點做法過於偏激，甚至不切實際，但那份激情與勇氣，卻永遠令人敬佩，永遠值得後來者學習。
百年漢語拼音發展的歷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轉型現代化、融入全球化的歷史。小小的拼音字母，折射了大時代的歷史風雲。而歷史彷彿在告誡我們，中國的現代化征程，越是向前發展，就越要勇於敞開胸懷，融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