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軸線南段的主要建築有永定門、燕墩、天橋、正陽門等。這些建築自元代以來，大多居於北京城外或者外城，與處在核心區域的皇城、紫禁城相比，位置相對較低。但從文化脈絡而言，無論是自身的演變程序，還是作為北京城市發展的見證者，均與皇城、紫禁城等具有相同的文化價值。
永定門位於中軸線的最南端，是北京外城的中央城門，在外城七座城門中規模最大，形制最高。明廷起初只修建了永定門門樓，頗為簡陋。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補建甕城。清朝初年，永定門仍保持著明代城門樓、甕城的樣式。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重修城樓，加高城臺和城樓頂層， 將門樓改建為重簷歇山三滴水，頂鋪灰筒瓦綠剪邊，飾琉璃脊獸之樓閣式建築，使永定門成為外城諸門中最大、規格最高的門。至此，永定門城樓跨越明清兩代，完全建成。
永定門在拱衛北京城的歷史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是北京城南端第一道防線。明崇禎二年（1629 年），皇太極率清軍攻打北京，永定門前是雙方戰鬥的重要戰場。光緒時期，永定門外的馬家堡設火車站，往來旅客可由永定門出入京城。但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將永定門西側部分城牆拆除，並把原在馬家堡的京津鐵路終點站移至天壇，稱天壇火車站。次年，又在永定門東側開豁口，修建通往前門的火車鐵路。永定門自此開始遭到破壞。
北京中軸線南段的主要建築有永定門、燕墩、天橋、正陽門等。這些建築自元代以來，大多居於北京城外或者外城，與處在核心區域的皇城、紫禁城相比，位置相對較低。但從文化脈絡而言，無論是自身的演變程序，還是作為北京城市發展的見證者，均與皇城、紫禁城等具有相同的文化價值。
永定門位於中軸線的最南端，是北京外城的中央城門，在外城七座城門中規模最大，形制最高。明廷起初只修建了永定門門樓，頗為簡陋。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補建甕城。清朝初年，永定門仍保持著明代城門樓、甕城的樣式。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重修城樓，加高城臺和城樓頂層， 將門樓改建為重簷歇山三滴水，頂鋪灰筒瓦綠剪邊，飾琉璃脊獸之樓閣式建築，使永定門成為外城諸門中最大、規格最高的門。至此，永定門城樓跨越明清兩代，完全建成。
永定門在拱衛北京城的歷史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是北京城南端第一道防線。明崇禎二年（1629 年），皇太極率清軍攻打北京，永定門前是雙方戰鬥的重要戰場。光緒時期，永定門外的馬家堡設火車站，往來旅客可由永定門出入京城。但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將永定門西側部分城牆拆除，並把原在馬家堡的京津鐵路終點站移至天壇，稱天壇火車站。次年，又在永定門東側開豁口，修建通往前門的火車鐵路。永定門自此開始遭到破壞。
20 世紀初年的前門車站
20 世紀初年的前門車站與永定門城樓遙相呼應的還有一處重要的歷史遺存，即“燕墩”。經過修繕，也已復現於京城南端。“燕墩”，又稱“煙墩”。元明兩代北京有“五鎮”之說，以為可以震懾妖魔，確保京城安全。清代將“五鎮”形成具體實物， 南方中軸之鎮即為燕墩。南方在“五行”中屬火，故堆烽火臺以應之，因此又名“煙墩”。現今的燕墩為底座高 8 米的墩臺，墩臺中央有高約 7 米的方形大石碑，碑上用滿、漢兩種文字刻著乾隆帝御筆寫於乾隆十八年（1753 年） 的《帝都篇》和《皇都篇》。
1271 年，忽必烈定都於北京後，開始營建大都城。其時，皇帝往城南祭拜， 如今的天橋地區就在皇帝祭拜的途中，但並不在大都城範圍之內。此時的城南一帶河道縱橫，為了便利南北通行，在此地築橋一座。永樂年間，朝廷在橋之東南修建了天地壇，西南修建了山川壇（即先農壇）。此後，皇帝從南海子、天地壇、先農壇至京城，此橋成為必經之途，天橋之名由此得來。
明清時天橋的橋身較高，至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整修正陽門至永定門間的馬路時，將這條路上原來鋪的石條一律拆去，改建成碎石子的馬路，天橋改建成比較低矮的平橋。1929 年，因有軌電車行駛不便，將天橋的橋身修平，僅保留兩側石欄杆。1934 年拓寬正陽門至永定門的馬路，將天橋兩旁的石欄杆全部拆除。自此，天橋橋址不復存在，天橋僅作為一個地名留存下來。天橋地區在晚清開始形成繁榮的市場，但這裡的市場日漸帶有平民演藝場所的性質，被視為不入流之地。1912 年以後，天橋一帶愈發成為帶有濃厚下層民眾色彩的文化區域。此後，天橋因市場的興起而繁榮發展，而這一市場面向平民大眾，集文化娛樂和商業服務為一體，文商結合，互為促進，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天橋平民文化。
北洋政府在天橋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環境改善工作，其中香廠新市區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城市發展專案。香廠位於天橋地區香廠路一帶，即今南抵先農壇，北至虎坊橋大街，西達虎坊路，東至留學路之間的地段。清末這裡是地勢低窪的大水坑，穢水淤積，衛生惡劣，居民和建築物也很少。1914 年， 京都市政公所為了緩解前門大街和天橋地區的交通堵塞問題，疏散部分人口， 並繁榮南城經濟，決定將香廠地區規劃擴建為“新市區”。1917 年和 1919 年， 市政公所兩次在香廠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溝渠修築，使新市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完備。主要道路香廠路一帶鋪設柏油路面，修築了人行道，栽種了德國洋槐作為行道樹，安裝了路燈、公用電話和警察崗亭等設施，十字路口開闢了圓形廣場。
香廠新市區的建築多是依據當時的社會風潮興建的洋式樓房，包括商店、旅社、飯店、娛樂場所等新興建築。建於 1917 年的新世界商場，內部設有露天電影、中外百貨、雜耍曲藝及文明新戲等。商場內的哈哈鏡和電梯對時人而言非常新奇，新世界商場也逐漸成為北京南城最為熱鬧的去處。
正陽門是北京內城的正門，俗稱“前門”。不僅形制特別高大，而且設定也與內城另外八座城門不同。
元朝修建大都城時，建正陽門，時稱麗正門。明代建都北京後，為建皇宮， 將南城牆向南推出一里之遙，重建南城牆，後將原來南城門麗正門改稱正陽門，意即維護封建統治地位。正統元年（1436 年），修建京師九門樓，正陽門得到擴建。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清政府對正陽門進行了一次大修。
清末正陽門
明清兩朝，除天子出祭巡狩外，正門終年不啟，車馬行人皆從左右側門出入。只有皇帝去天壇祭天，或去先農壇耕藉時，正陽門方才啟開正門，龍車從此經過。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正陽門城樓和箭樓毀於大火，只剩下城樓底座及門洞。逃往陝西的慈禧、光緒一行返回京城時，劫後的正陽門還未曾修復。為迎慈禧、光緒帝“迴鑾”，群臣不得不採取應急措施，令京都廠商先搭蓆棚，再披上五色綢綾，以備皇太后、皇帝駕到觀瞻。
清末，正陽門以南曾頗為繁華。甕城東西城根的“帽巷”和“荷包巷” 店鋪鱗次櫛比。楊靜亭《都門雜詠》稱：“五色迷離眼欲盲，萬方貨物列縱橫。舉頭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同時，京漢鐵路終端的西車站和京奉鐵路終端的東車站都修在正陽門兩側，這裡遂成為北京客貨運輸的集散樞紐。加上前門大街一帶的大柵欄、鮮魚口、煤市街、珠寶市和“八大胡同”，其他商家、飯館，以及首飾樓、珠寶金店和妓院娼寮，正陽門前終日車水馬龍， 熙熙攘攘。在衛生設施不健全的情況下，正陽門前由於商店密佈、街道狹窄、行人擁擠，致使交通堵塞、空氣不通、汙穢滿地。
為了更好地改善內外城交通，時任交通總長朱啟鈐經過籌劃，於 1914年 6 月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了《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1915 年 6 月16 日，正陽門改造工程正式動工。由德國人羅斯凱格爾任總建築師，按照其改造計劃，首先是拆除箭樓北側的甕城，並在正陽門兩側添砌南北向新牆二幅，箭樓東西兩面增築懸空月臺二座，正陽門兩側各開門洞兩座，又分別安裝帶滑軌的鋼門；對於道路也進行了改造，新築馬路兩條，皆寬 20 米，兩側人行道，用唐山產的鋼磚鋪砌。此外，新修正陽門暗溝 800 米，另中華門通往護城河大暗溝兩條。為增加安全，從新開城門至正陽橋安設水泥欄杆， 棋盤街兩側安放水泥方墩，貫以鐵鏈。同時，為新修城門等更加美觀，特運購大石獅子三對，分別放置於正陽門前和箭樓東西石梯入口處；又將觀音廟、關帝廟油飾彩畫。除了儲存這些傳統內容外，在箭樓增添了鋼筋水泥的挑臺、護欄和窗簷，還在外表刷了白漆，使整個建築從外觀上增加了一些西洋風格。
1915 年 12 月，改造工程竣工，朱啟鈐等進行了驗收。新城門的開通， 使得南北中軸線中段的交通擁堵狀況得到改善，天安門地區自此可順暢與外城溝通。結合相繼開始的長安街拓寬，正陽門成為東西交通的連線點，同時長安街東西軸線的作用也初露端倪。
正陽門改造是北京現代城市建設的一大舉措，此後的城門周圍建設了裝飾性噴泉，廣植樹木，並逐漸使之成為京城市民娛樂和休閒的去處，從中可以明顯看到歐洲城市建設對北京的影響。
（來源：北京市社科聯、市社科規劃辦組織編寫的社科普及讀物《北京歷史文化三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