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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歷史文化三千年》第一節 城市化程序的初步啟動

1912年2月12日,清宣統皇帝釋出退位詔書,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帝制消亡。經過南北各方的權力博弈,北京仍然保留了“國都”身份。

  明清時期,由於城市形態比較特殊,北京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綜合性管理機構。1912年以後,這種管理體制延續了下來,城市的稅收、市政、治安、衛生、教育等事務分屬於不同的機構,尤其是警察機構承擔了大量的城市管理職能。隨著城市化程序的加速,由警察機構統攬城市公共事務的體制已經不能適應近現代都市建設的要求。1914年4月,袁世凱頒佈總統令,批准設立京都市政公所,並任命時任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為京都市政公所督辦,北京自此建立起了專門的市政管理機構,和內務部基本承擔了北京市政事宜。此後一直到1928年,北京城市管理由京都市政公所與京師警察廳兩個機構共同負責。二者彼此獨立,互有分工,市政公所負責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修繕,經費籌措、衛生行政等;京師警察廳集中負責社會治安、捐稅徵收、戶政、消防、商業管理等。但也並非界限嚴格分明,在一些具體事務上也需互相協作。

  1928年6月,北京改為北平,北平特別市市政府隨即成立,取消了京都市政公所、京師警察廳以及專門管理教育的京師學務局,相關職能被劃併到北平特別市市政府下設的各局。北平特別市市政府的設立使市級行政職能開始完備,北平正式成為一個法律意義上獨立的城市實體。

  與沿海城市相比,現代北京在城市建設方面相對滯後。八國聯軍入侵時期,皇室逃離,國都被入侵者控制,但與此同時,北京也邁出了建立近代市政體制的實驗性一步。聯軍退出之後,清政府開始推行“新政”,對北京的市政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藉助於使館區的建設,城市風貌開始發生部分改變。電力照明、電報電話、新式交通工具、自來水等帶有現代城市元素的公共事業逐漸起步,市民的生活環境進一步改善,北京的城市化色彩進一步凸顯,城市化程序加速。

  北京的電力照明首先從宮廷開始使用,西苑三海、頤和園是北京最早亮起電燈的地方。19世紀末,東交民巷使館區開始使用電燈照明。1904年,由幾位華商發起,經農工商部奏準,成立“籌辦京師華商電燈股份有限公司”, 這是北京首家服務於一般市民的發電企業。此後,北京內外城一些主要街道和部分商戶開始安裝電燈,供電服務逐漸從宮廷、使館、軍政機關、商戶轉向民用。1919年又於京西石景山興建發電廠。同時,電力還逐漸應用到城市道路照明領域,路燈開始出現在一些繁華街道。電力照明的廣泛使用,使城市夜晚呈現出不同於白日的另一種景象,斑斕的燈光不僅渲染了都市的繁華,更為人們增添了諸多生活內容。夜生活的概念隨之產生,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相應改變。

  1908年,實業家周學熙創立“京師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溫榆河為水源, 在東直門外及孫河建水廠兩座,機器裝置從德國進口,兩年後正式向北京城內供水。自來水系統的出現,改變了北京城傳統的供水方式。不過,當時自來水水價較高,市民對這一新生事物在認識上存在疑慮,同時又遭遇以販運售水為生的山東水夫群體的聯合抵制,自來水在現代北京的普及率有限。

  1912年以後的北京城保留了紫禁城、皇城、內城、外城的四重封閉的空間格局,皇城位居內城中間,對城市交通形成嚴重阻礙。如果穿越東西城, 只能從地安門以北和大清門以南繞道而行。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後,首先以皇城為改造物件,透過在城牆開設豁口,部分打通了北京城內外的交通聯絡, 縮短了穿行南北東西的空間距離。此後,隨著豁口的不斷增多,形成了越來越多的新的所謂小型“城門”,皇城的整體性開始遭到解構,個別段落的城牆開始被小規模拆除。至20世紀20年代末期,皇城東、西、北面城牆以及東安門、西安門先後被拆除,僅存南段正面東西牆。皇城城牆的拆除與城門的增闢對北京內城交通的改善作用是明顯的。皇城內部街道與外部街道連為一體,形成了內外城眾多新的交通幹道,原有的封閉格局被打破,北京城數百年來因為皇城存在導致的通行障礙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決。對皇城的改造,改變了都城層層設防,步步為營的禁城格局,使北京向現代化都市邁進了一大步。

  現代公共交通興起之前,北京城處於“步行”時代,城市空間與人口規模有限。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是,大多數普通居民出行沒有代步工具,只有少數達官顯貴乘坐轎子或騾馬車。與這些交通工具相對應的城市基礎設施, 如市內道路、橋樑等也處於低階水平。清末時期,城市空間擴充套件、人口增加、經濟總量增大,商品經濟發展增速,城市規模明顯擴大,原有的交通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城市發展的要求,從人力車到電車和公共汽車,機械化的交通工具開始出現在北京,從而引發城市生活各個方面的變化,北京城市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改造完成之後的正陽門箭樓

  現代北京,人力車是北京市民出行的重要代步工具,也是底層民眾重要的謀生工具。從事人力車的人口逐漸壯大規模,形成了一個數量龐大的職業群體與社會階層,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京城的人口結構與社會結構,並在城市生活中顯示出了自身的力量。

  現代汽車是在工業革命中出現的一種新型機械交通工具,也是人類交通運輸史上的一次革命。汽車在清末就已傳入北京,宮廷是最早的使用者,其他的乘坐群體包括外國使館、洋行的人員以及一些高階官員。值得一提的是, 1907年4月30日,世界早期汽車賽中重要賽事——北京至巴黎的汽車拉力賽在北京舉行。參賽汽車從德勝門出發,有當時新興的四輪汽車,也有早期的三輪汽車,全程橫跨歐亞大陸,“此為向來未有之舉,各國視為奇觀”。

  新式交通工具開始引進之後,北京開始建立公共交通體系。1921年,北京電車股份有限公司開始籌辦。1924年底,第一條有軌電車從前門經西單至西直門線路正式開通運營,全長9公里,共有10輛電車執行。1925年,北京有軌電車新增5條線路。1929年,北平發生了人力車伕合夥搗毀電車的社會事件。不過,有軌電車事業雖經打擊,還是逐漸被市民接受。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後,開始籌劃修築環城鐵路,1916年1月1日正式通車。環城鐵路所環之城為北京內城,起點為西直門,經過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等。環城鐵路與京張鐵路、京奉鐵路接軌,西直門站為京張鐵路起始站。環城鐵路修建之後,為北京城內的人員出行及貨物運輸都帶來了便利。

  20世紀20年代,北京民航業起步。1920年2月北京航空署成立,在南苑鋪設了機場,併成立了南苑航空學校。1922年開闢北京至上海航線,以後又陸續開闢北京至南京、北京至洛陽等地的航線。

  新式公共交通的興起對北京城市生活的影響非常廣泛。首先,影響了城市空間結構的演進。其次,使城市生活節奏加快,市民的時間觀念發生變化, 開始從模糊變得精確,鐘錶的需求開始上升。尤其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於時間與效率的要求開始嚴格。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與交往方式,生活半徑明顯擴充套件,日常生活的內容大大增加,生活質量明顯提升。可以說,以人力車、電車和公共汽車為代表的公共交通的興起與發展,是近代北京城市化程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新式交通工具的應用也對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於路面狹窄,設施較差,人行道與車行道不加區分,有軌電車、汽車、騾馬車、人力車、行人混雜期間, 對於建立規範的交通秩序的需求日益迫切。

  國家政體變革、最高權力更替,北京傳統的空間結構隨著帝制衰亡而喪失了舊有的合法性。城市形態、城市功能發生根本性變化,引發社會結構變化, 形成與之匹配的新的空間形態。皇權至上的空間結構逐漸瓦解,政治性逐漸淡化、世俗性逐漸凸顯。新的地方行政機構建立,城市管理體制發生變革, 為空間結構的變化奠定了行政基礎。1912年之後,“共和”等新觀念的傳播、現代市政技術的引進,加之商業資本力量的驅動,多種因素共同引發了現代北京的空間變革。

  清朝建都北京後,滿族皇帝進駐紫禁城,內城成為滿洲貴族、官員以及滿蒙漢三軍八旗的專屬居留地,原有的漢族及其他民族居民被強迫遷往外城或其他地方,以層層城牆為界,實行“旗、民分治”,界限分明。同時,為了永葆旗人鬥志,內城取締商業街區,禁開娛樂場所。透過這種方式,北京內城逐漸形成以紫禁城為中心、中央衙署為前導、八旗勁旅環衛皇城的封閉的政治、軍事結合體,無異於一座戒備森嚴的軍事大本營,城市的其他功能屬性弱化。這種居住特點實際上透過地域空間的劃分實現了對社會結構的等級劃分,形成了僵硬、固化的城市格局。

  在清代中後期,王朝勢力走向衰落,統治末梢逐漸式微,原有秩序漸漸鬆動,被突破的禁令越來越多,地域空間的劃分逐漸模糊,內外城的區隔, 甚至皇城與京城的界限也被打破,平民進入內城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城市內部的流動性明顯增強。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後,開始對城市實施改造,拆除城牆、規劃市區道路,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北京城固有的封閉格局被打破, 逐漸形成了各民族、各階層混居,百業雜處的城市新形態。

  1912年之後,隨著傳統政治體制的解體,北京社會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同時形成了一批新的社會群體和職業階層。這裡駐紮了大量政府機關、高等學府、商貿公司,大批政客、知識分子、經濟新貴集聚於此。由於有東交民巷使館區,北京城內居住著規模龐大的外交官群體。他們大都集中在內城,形成了比較強的消費群體,為一些新興商業街區的形成奠定了穩固的消費基礎。

  王府井大街是現代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商業街區之一,位於天安門東、東華門外,南北走向,南達東長安街,北達東四西大街。清代中期之後,關於內城禁開商業場所的規定逐漸鬆弛,東安門、燈市口一帶商販漸多。由於地處出入皇城的重要通道,內務府採購物資也多經由此處。至清後期,王府井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街市。不僅有流動性攤商,也有一些固定商鋪、飯莊。不過,此時的王府井大街還是一條土馬路。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首先選擇了以王府井大街所在的內城左一區為示範區域,開始道路改造工程。具體內容包括拓寬道路、房屋基準線測量、整修明溝、鋪裝工事,修築瀝青道路等。



20 世紀 30 年代的東長安街

  20世紀20年代之後,在王府井地區設立有軌電車車站,極大地改善了當地的交通條件,店鋪和攤商、新式百貨店和銀行以及外國飯店、影院、洋行也大量增加,東安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北京飯店、協和醫院等先後建成, 成為王府井的標誌性建築。1928年,王府井大街修建柏油馬路,硬體設施明顯提升,一批高檔洋行紛紛進駐,如經營橡膠製品的英商鄧祿普洋行、經營電器的德商西門子洋行、經營福特汽車的美商美豐洋行、經營印度綢緞的英商力古洋行、經營煤油的美商德士古洋行、經營鐘錶鑽石金銀器皿的法商利威洋行等。此外,中原百貨公司、國貨售品所、三友公司、亨得利鐘錶店、大明眼鏡店等也設立在此。王府井地區已經成為北平最為知名的商業中心之一,區域內寸土寸金。

  王府井大街與東交民巷使館區近在咫尺,外交使節眾多,同時,周邊又是高官顯貴聚居區,這些人群的消費品位與消費習慣對於王府井大街的商業業態具有重要影響。這一區域內洋行眾多,經營鐘錶、鑽石、西服等西洋色彩濃厚的商品,即使國內商戶,定位也以高階為主。七層樓高的北京飯店是這一區域的標誌性建築,周邊還出現了豪華電影院、戲院,協和醫院也選址在此。

  清末,西單地區已經聚集起一批流動性小商販,經營範圍包括日用品、小吃店以及一些戲園。1912年後,北京的許多政府機構都設立在西單附近, 周邊還有一些教育機構,由此帶動周邊地區店鋪、攤商的興起。隨後,西單商場建立,一批洋行也紛紛進駐,各種商店不斷增加,包括三友實業社、真光照相館、新新大戲院等。據 1934年統計,西單地區共有鋪商157家,攤商280餘家,成為內城一處著名的商業中心。



新世界商場

  清末,北京城南宣武門外的香廠地區就已經開始修築道路,開闢新區。京都市政公所選擇香廠地區作為城市改造的示範區域,名“香廠新市區”。透過規劃區域內道路,鋪裝地面,鋪設電線、電話線、自來水管、地下排水管線,興建一批新式建築,並翻修了通向宣武門大街、前門大街的馬路,溝通了城市交通聯絡線。同時,制定地塊標租、專案建設招標以及市政市容管理等法規,引進各類商戶。經過幾年的建設,逐漸形成一處集商業、娛樂、餐飲等於一處的具有現代色彩和生活方式的新型城市街區,對於城南區域市民生活內容的豐富以及生活方式的轉變影響非常明顯。

  清末為北京城市化程序的發軔時期。在清末“新政”的推動下,京師之地的市政建設初步開啟。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後,北京的城市化程序進一步加速,但由於外部局勢的動盪、經濟內在驅動力不足以及政府財力匱乏、自身產業基礎薄弱等因素,大量市政設施主要集中在內城和外城前門一帶的繁華地段。對於其他地段尤其是諸多貧民區則無力顧及,市政建設的成果沒有惠及大多數底層民眾。整體而言,近代北京的市政建設對整個城市生活環境的整體改善仍然是區域性的,城市化成效有限。

  (來源:《北京歷史文化三千年》)

分類: 文化
時間: 2021-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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