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年，王建被擁立為王，之後，王建相繼吞滅新羅、百濟，統一朝鮮半島，建立了高麗王朝，史稱王氏高麗，定都開京（今朝鮮開城），但其國土僅覆蓋朝鮮半島中南部。
1392年，李成桂廢掉高麗恭讓王，高麗王朝覆滅，而李成桂則臣服於大明王朝，明太祖朱元璋以“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因此，被明朝賜名為朝鮮，這就是李氏朝鮮王朝的由來。
李成桂
綜上，高麗王朝（918—1392），大致與南、北宋（960-1279）同時，但其與中國的淵源遠不止於此，據學者們考證，高麗王朝的開創者王建很可能是一位來自於淮河流域的漢人。
當然，這一說法絕非像韓國人一樣，喜歡信口開河，將一切據為己有，而是有著充分的證據的。
一
《三國史記》是記載古代朝鮮半島歷史的重要典籍，但是，其史料來源卻大都出自中國史。
據載，最早在朝鮮半島建立政權的，主要有兩位：一個是朱蒙，另一個是箕子，他們來自中國中原地區，所以，秦、漢時期，都將朝鮮半島，視為中央王朝管轄下的郡縣而已。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中央王朝紛爭不斷，朝鮮半島開始出現地方政權——新羅王朝，後來，唐朝建立，新羅臣服於大唐王朝，而唐朝還為此和試圖侵略朝鮮半島的日本人打贏了中、日曆史上的第一場海戰——“白江之戰”，但當時新羅王朝的統治區域始終限於大同江以南地區，大致在今天的平壤一線以南，直到王氏高麗，取代了新羅，其勢力範圍才逐步推進到鴨綠江一帶。
新羅女王
或許，受武則天稱帝的啟發，同一時期的前後，新羅王朝也曾經出現過三位女王，而日本則出現了六位女王，直到新羅王朝末期，則被真聖女王統治，此時，正趕上中國的唐末、五代時期，後來，新羅王朝王室族人弓裔叛亂，給王建創造了機會。
起初，王建只是弓裔麾下的一位將軍，大概也像中原王朝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一樣，後來的王建也被部下擁立為王，隨即擊殺弓裔，並取而代之，最後，王建逐漸統一了朝鮮半島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區。
二
王建何以要將自己建立的王朝取名為高麗呢？這一點，或許是想延續此前被大唐王朝滅掉的高句麗故國有關，但高句麗其實只是中國東北地區出現過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與後來的高麗毫無關係。
唐朝滅掉高句麗之後，為防止其復國，將其臣民大部分都遷徙到中原地區，而王建原本也是一位來自中國中原地區的漢人，而證據就保留在朝鮮最權威的正史《高麗史·太祖本紀》中。
《高麗史》是代高麗而起的李氏朝鮮王朝的官修史書，由李氏朝鮮的知名士大夫鄭麟趾奉命主持編寫的，其最終成書於李朝文宗元年，是朝鮮王朝最權威的官方正史。其中，記載了五代時期中原王朝後唐明宗李嗣源冊封王建為“權知高麗國事”的詔書——
“諮爾權知高麗國事王建……冠邊城以挺生，負壯圖而間出……踵朱蒙啟土之禎，為彼君長；履箕子作蕃之際，宣乃惠和。”
後唐將高麗稱為“邊城”，顯然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場上，而將王建與來自中國的朱蒙、箕子並稱，且使用了“踵”、“履”這樣的字眼，意思是王建和來自中國的朱蒙和箕子一樣，“為彼君長”，這些表達都暗含了王建是中國人的有效資訊。
不僅如此，在冊封王建為高麗國王的另一詔書中，還有更為詳盡的資訊——
“卿長淮茂族，漲海雄蕃。以文武之才，控茲土域……足顯鵲巢之美。”
其中，“長淮茂族”，將王建的家世一語道破，一言以蔽之，這一詔書明確了王建出自“長淮”望族的事實，而“漲海雄蕃”一句，則進一步解釋王建是從中原地區渡海到達的朝鮮半島，並且能稱雄此地。
可是，他是從哪裡跨海而來呢？ 詔書中所說的“長淮”究竟是哪裡？很顯然，“長淮”是一借指，而這一借指本身就是中原地區眾所周知的習慣性用法，據史長樂先生進一步考證，這一說法從未出現在朝鮮半島的有關文獻中，而只能出自中原地區，且具體指代中國淮河流域。
其實，早在上述詔書出爐之前，唐朝詩人王維就在《送方城韋明府》留下“高島長淮水，平蕪故郢城”的詩句，其中，清楚地使用了“長淮”一詞，而清人趙殿成對此進一步箋註，“《元和郡縣誌》山南道唐州有方城縣。”大概位於今天河南、湖北交界處的唐河縣附近。
張孝祥
無獨有偶，南宋詞人張孝祥也有“長淮望斷”的詞句，由此可見，“長淮”借指淮河流域，是中原地區由來已久的說法，因此，王氏高麗的開創者王建的祖上，很可能就來自這一地區。
上述詔書的結尾的“鵲巢”一詞，出自《詩經·召南·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即成語“鳩佔鵲巢”的來源，同樣點名了王建對於朝鮮半島而言，其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外來戶”，這與他就來自中國江淮地區的說法，是一脈相承的。
繼五代後唐之後，北宋太宗皇帝冊封高麗成宗時的詔書中，有“常安百濟之民，永茂長淮之族”之語， 同樣延續了高麗王室來自“長淮”的事實，唐莊宗與宋太宗的兩朝皇帝的詔書前後呼應，言之鑿鑿，使得王建出自長淮的事實確鑿無疑。
當然，為便於統治異域臣民，王建及其後人刻意隱瞞了自己來自中原地區的事實，以致於《高麗史》之於王建的父祖、家世的記載均語焉不詳，這顯然有悖於歷代君主封贈祖宗的昭穆傳統，不僅如此，終王建之世，高麗始終不立宗廟，這一有違常理的做法，似乎正是上述猜測的有力旁證。
此外，《高麗史》的編纂者鄭麟趾還在《高麗史·高麗世系》中摘錄了一段有關王建家世的傳說，甚至將王建的生父認作是偶然微服至此的唐明皇之子唐肅宗，而其母親偶獲侍寢，從而，生王建。
“寶育認是中華貴人……以辰義薦枕，留期月，覺有娠……果生男，曰作帝建。”
不僅如此，據《高麗史·太祖本紀》中記載，王建稱王的第二年，“九月癸未，吳越國文士酋彥規來投。”吳越國是唐末五代時崛起於淮河地區的一個地方政權，為錢鏐所創，這位穿越當時的敵對國家跑來高麗投靠王建的，很可能便是王建老家的窮親戚之類。這也間接透露出王建與淮河地區的某些關聯。
或許因為高麗王室出自淮河地區，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同樣來自大致同一地區，因此，明朝初年，洪武帝在《皇明祖訓》中將高麗列為十五個“不徵之國”。
與此相對照的是，安南（即後來的越南）與高麗一樣，同為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國家，但洪武帝之子明成祖卻派大軍征討安南，當然，明朝對於安南、高麗之間的態度差異，或許有其他原因，因本人對明史涉獵不多，不敢置喙，但高麗王室出自中原漢族，或許是其中隱含的一個理由。
或許因為這一淵源，高麗王朝末期更是襲用“大明衣冠”，而且高麗人將接受“大明衣冠”的歷史意義抬高為“追復祖宗之盛”的高度，以此來表示對“中華文明”的堅守和傳承。
對此，《高麗史 ·輿服制》有明確記載，“大明高皇帝賜恭愍王冕服，王妃、群臣皆有賜，自是衣冠文物煥然復新，彬彬乎古矣。”後來，高麗昌王在位時，大臣趙浚在給昌王的奏疏中寫道，“祖宗衣冠禮樂，悉尊唐制。……我玄陵（即恭愍王陵號，代指恭愍王）……追復祖宗之盛。”（《趙浚·陳時務疏》）
對於高麗襲用“大明衣冠”，高麗著名詩人元天錫如此形容，“著新革舊何其速，外國人為中國人。”（《元天錫·是月朝廷奉大明聖旨改制衣服，自一品至於庶官、庶民，各有科等，作四絕句以記之》）
這一點，也可以用來終止另一場紛紛揚揚的“漢服”與“韓服”之爭，畢竟，漢服是韓服的“祖宗”，這可是他們的先人親口說的。當然，高麗王朝也投桃報李，比如其“慕華”、“事大”思想，甚至以“小中華”自居。
在經歷蒙元之後，高麗終於有幸可以和明朝建交時，高麗名臣甚至李檣激動地賦詩一首，回憶高麗與宋朝交往時的一段“高光時刻”，“國家遭遇宋文明，禮樂交修醉太平。……萬古難磨忠義在，小中華館豈虛名？”（《李檣·懷古》）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沈釀川
參考文獻：
《唐明宗披露了高麗太祖王建的族籍》（史長樂）
《王氏高麗非高句麗之舊》（楊保隆）
《小議新羅女王》（王玉潔）
《王建為何定國號為高麗》
《高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