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有一次大的事件，徹底改變了明朝初年的政局，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變，這次戰役明朝葬送了二十萬大軍，而且還是精銳的京營，不但如此，明朝當時的武臣勳貴如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都在此戰中戰死，以至於勳貴中途斷層，更不用說明英宗在此戰中被俘，後來明代宗登基，明英宗又奪回大位，大肆清洗，使得明朝初期的政局極為複雜，直到明憲宗上臺才徹底穩定了政局。
說到這一切，都是因為明英宗要親征造成的，假如不是親征，明英宗就不會被俘，就不會出現之後的明代宗登基，明英宗奪回政權的奪門之變，明朝就不會圍繞明英宗和明代宗兩人展開政局腳力，大量文臣武將因此被牽連。
明英宗不親征的話，就不會帶上一堆文臣武將，尤其是勳貴之中，至多也只會由成國公或者英國公之中的一人出征，就算戰死，依然可以培養出下一批武將勳貴，而不至於出現後來的斷層。
更不用說明英宗不出徵，就不用動用京營，京營損失的二十萬大軍雖然得以重建，但是中間的花費和需要重新培養的中底層軍官也需要大量時間，明朝之後便採取了收縮防禦的策略。
更不用說土木堡之變後，文臣便藉口此事屢屢阻礙皇帝的行事，不單親征，連明朝皇帝出個城門都成了難事。
在之後的輿論口徑中，一般都將此事歸咎於王振弄權，似乎明英宗親征的事是王振一個人搞出來的，是王振的錯，但其實不然，王振或許深得明英宗寵信，但是親征這件事並不可能由王振一個人決定，而是明英宗和功勳貴族一起決定的。
首先說明英宗為何要御駕親征，因為這是有傳統的，明朝自建立後，開國皇帝朱元璋雖然四處征討以奪取天下，但是相對是比較謹慎的，在洪武建元之後就沒有親征，而是派遣大將出徵，當然，朱元璋之前都是親征，早早就建立了威信，不用親征來展示威儀。
而靖難之後篡權得位的明成祖朱棣就完全不同了，因為篡權得位，總覺得自己得位不正，朱棣就喜歡用親征北伐來展示自己的正統性，而且朱棣沒有父親朱元璋的自信，也不敢把大軍交付給其他大將。
另外，朱棣在靖難之後，改變了朱元璋原有完善的北方防線，取消了藩王守邊，放棄了河套等地區，所以對北元殘餘的壓制放鬆，不得不用屢屢北伐來彌補。
在此之後，明仁宗在位一年就死，沒有御駕親征的機會，而明宣宗也御駕親征討伐過叔父，和北巡邊境，所以對於當時的明朝皇帝來說，御駕親征就是一個傳統。
明英宗即位時年幼，沒有機會，但是成年之後必然也想著御駕親征來繼承父輩祖輩的傳統，所以與其說王振教唆明英宗親征，還不如說王振迎合了明英宗的想法。
此外，支援親征的還不止明英宗一個，基本上可以說明朝的武臣勳貴都是支援親征的。為什麼這麼說？明朝的勳貴和漢唐不同，漢唐貴族有文有武，明朝勳貴基本上都是武將，洪武勳貴中六個國公，除了李善長一人，其他都是武將，當然洪武勳貴基本上在後來就是被排斥在外，不受重用。靖難勳貴中，則基本上都是武將，就是姚廣孝一人不是，但是姚廣孝是個和尚，還是被追贈國公，算不得世襲勳貴。
另外，明朝一般來說，除了外戚這種情況下，基本上要軍功才有機會封侯，也就是說只有武將才有機會封侯，文臣是沒機會封侯成為勳貴的，另外勳貴基本上執掌大都督府，也就是說，勳貴就等於是武將的代表。
但是呢，仁宣之後，明朝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收縮為主，也就是說，大戰的機會越來越少，大戰機會少，立下軍功的機會也少，沒有軍功，武將就沒機會建功立業和擴充套件自己的勢力，這點文臣則不同，科舉上來的文臣雖然沒有封侯成為勳貴的機會，但是基本盤是相當穩固的，只要科舉在，文臣就有源源不斷的的新鮮血液，和平時期文臣掌控人事財政大權，也能一步步的升官，他們不需要打仗來為自己的仕途增加風險，所以宋朝之後，文臣就不喜歡打仗，司馬光甚至幹過把打下來的領土送回去的事，明朝文臣不至於幹出這種事，但是不想打大戰的心思是一樣的。
所以對御駕親征，文臣肯定是反對的，而武將都是贊成的，為啥，御駕親征啊，只要有一點小小的戰果，皇帝固然是榮耀了，可是皇帝再榮耀也不可能再升官，而跟隨皇帝的武將們才是真正會一個個得到真正的封賞，一個御駕親征出現幾個侯爵伯爵很正常，甚至國公都有可能。尤其是宣宗死後，英宗年幼，三楊輔政，實際上已經多年沒有什麼大戰了，像張輔這個英國公實際上被排斥在外，甚至軍事方面也受到三楊的限制。
所以在明英宗想親征這件事上，勳貴不單不會反對，甚至一個個都爭先恐後的追隨，就是希望能在親征上分得一杯羹，否則張輔都七十多了，為何不反對親征，還主動隨行呢，就是幫明英宗撐門面啊。
不過失敗之後結果也是悲慘的，因為土木堡之變隨行的太多，勳貴的中堅幾乎被一掃而空，留在北京的明朝勳貴老得老小得小，實際上已經沒有影響朝政的能力，以至於明朝中後期文臣強勢，而皇帝只能用宦官來壓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