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的中美外交會談上，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前任外長楊潔篪、國務委員兼現任外長王毅，面對美國人在會議程式刷的挑釁把戲，公開予以駁斥回擊，引來世界一驚歎。

可惜的是有一位老者，沒能親眼見到楊潔篪和王毅兩個後生輩外長在美國人面前的優異表現。如果沒有他在中國外交最艱難的十年時間裡，承受一切壓力、為外交事業奔波全球，恐怕楊潔篪和王毅今天要面對的局勢，還要複雜得多。

紋絲不動的外長

中美之間的外事交流，中國方面的一線負責人是外交部長，在美國則被稱為國務卿。安克雷奇會議上，面對中國方面鏗鏘有力的回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左支右絀，不得不為自己反覆辯解。

但是我們要知道，美國國務卿，不總是這麼客客氣氣，"溫文儒雅"的。

1992年，美國當時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來到了北京，找中國人談一項"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的問題。而中國，此時正處於和西方世界的外交低潮，對於美國國務卿的來訪，自然不能等閒視之。

美國人的這個要求，也不難理解。在前一年剛剛打完的海灣戰爭中，雖然美國最後瀟灑地獲得了全面勝利，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展示瞭望塵莫及、難以想象的現代高科技戰爭模式，畢竟還是受到了一些薩達姆的蘇制導彈轟炸。

"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是美國根據自身利益，拉攏美、英、法、德、意、日、加這幾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成立的軍事出口控制組織。在成立過程中，美國從未想過要徵詢中國的意見、或是拉攏中國加入。

現在美國國務卿卻拿著這麼一份自己決定的出口限制資料，要求中國毫無條件地接受。

坐在貝克對面的中國外長錢其琛面無表情，答應了下來：反正短期之內，中國也不會向外賣一些先進的戰略性導彈。

誰知美國人得寸進尺，立刻對中國提出，要求中國就這一問題訂立一個指導方針，給出承諾。

指導方針這麼抽象的東西，卻要一場針對具體問題的會議上當場作出，這毫無疑問是強人所難，錢其琛當然沒法直接表示同意。

美國人再三催促，錢其琛不為所動，惱羞成怒的貝克竟然直接把面前的資料夾一合，起身就說："不談了！"

坐在中方代表席上的部長助理、後來的駐美大使李肇星和外交部美大司司長、後來的駐英大使馬振崗等人心情一下子如沉冰窟，不知道接下來的局勢究竟會發展成什麼樣。

美方人員也紛紛跟著長官開始起身，還安坐在座位上的，也手足無措，不知道是該站好還是該坐好。

錢其琛卻面無表情，既不當場反駁，也不起身勸說，坐在那裡紋絲不動，只是盯著美國人的一舉一動。

過了沉默到令人窒息的好幾分鐘，美國人終於再次坐了下來，依舊等待錢其琛當場給出答覆。

錢其琛這才緩緩地說："你們不就是要個方針嗎？我同意！"

無論是面對導彈出口控制這樣的具體技術問題，還是西方至今老生常談的"人權"問題，面對當時咄咄逼人的美國，錢其琛始終以不急不慌的態度從容應對。

今天的人們，當然能體諒錢其琛外長當時處境的不易，20世紀冷戰結束後的最初幾年，公然和美國鬧翻的代價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承受得起。

更何況，錢其琛還要在巨大的壓力之下，維護好一切國際上能為中國說話的力量。

為中國交朋友

錢其琛是1988年4月份開始成為中國外長的。錢其琛在20世紀6、70年代出訪過非洲，並在長期對華友好的幾內亞擔任大使。

在極端艱難的外部環境下，錢其琛召開駐外使節會議，做了一場"關於國際形勢和對外政策"的報告，同時決定親自領銜，出訪非洲各國，爭取他們能夠保持對中國一貫以來的理解和支援。

錢其琛第一次以外長身份重返南部非洲、訪問賴索托、波札那、辛巴威、安哥拉、尚比亞、莫三比克這六個傳統對華友好的國家開始。

在他擔任外長的十年職業生涯間，訪問非洲多達12次，走遍了當時非洲大陸上所有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非洲國家。

從此還形成了一個慣例：每年中國外長的第一次對外訪問，必定要到非洲。

相對財大氣粗、慣於頤指氣使的西方世界，非洲大陸的國家雖然貧窮落後，卻和中國明顯有著更多的共同聲音。

象牙海岸總統博瓦尼告訴錢其琛，非洲的"民主化"浪潮不過是一種政治狂熱，西方社會給非洲造成了貧窮，卻要他們不顧自身的飢餓去追求什麼"自由"。

喀麥隆總統比亞也告訴錢其琛，喀麥隆國內的"民主程序"使得這個1200萬人的小國竟然出現了70多個政黨，所謂"自由"、"人權"，反而成為外部勢力干涉喀麥隆國內的內政的理想工具。

多哥總統埃亞德馬則為錢其琛的到訪舉行了上萬人參加的盛大遊戲儀式，並對他說，西方國家在殖民時代沒有提過人權，在掠奪非洲資源的時候沒有提過人權，卻在今天非洲國家真正贏得獨立的時候大談"人權"，真是不知羞恥。

這些觀點，和當時的中國政府，可以說是心心相通。

錢其琛外長多年如一日的訪問，向非洲世界表明了中國對非洲的重視並未受到中國內外政治變化的任何影響。

非常十年

從1988年到1998年之間，錢其琛這個名字在電視上反覆出現，幾乎是伴隨了一代人的成長。

而這十年，對於錢其琛本人來說，卻沒有絲毫高官厚祿的風光。

他擔任新聞司司長的地方，不過是一間連大沙發和獨立衛生間都放不下的小房間。無數言辭簡潔、直擊重點的稿件、報告卻從這裡起草定稿、送往中央。

在他接手外交部的前面那幾年，國家財政十分困難，貴為國務院最重要的部門之一，外交部卻沒有什麼福利可言，巨大壓力之下，有的員工甚至乾脆"跳槽"。

為了改善職工生活條件，很多單位開始改革，引入商業活動大賺"外快"。錢其琛對自己管理下的外交部下了一道指示：外交部不得從事商業活動。

根據馬振崗的回憶"事實證明這是非常有遠見的決策，後來好多中央部門都出了很大問題，但是外交部沒出現任何問題。"

時過境遷，1982年5月，錢其琛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主管的是他再熟悉不過的蘇聯、東歐事務。

就在他這份新工作的兩個月前，時任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來到今天的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干，發表了長篇講話,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強調了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並建議雙方為此磋商。

這份講話的份量被鄧小平明銳地捕捉到了，他立即指示此時還是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做出反應。

兩天後，在當時外交部主樓門廳處一個小小空間裡，當著七八十位中外記者的面，錢其琛釋出了一個只有三句話的簡短宣告：“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中外記者中當然也有來自蘇聯的記者，對於這則宣告，他立即用俄語對錢其琛說：“奧慶哈拉索！”精通俄文的錢其琛明白，蘇聯人明白了中國人話裡的深意。

這一次簡短的釋出會成為了兩件事情的開端：中國外交部第一次有了正式的新聞發言人和新聞釋出會，從此成了每週舉行的慣例，只是隨著錢其琛的高升，這也成了他唯一一次的發言人活動，在一旁擔任翻譯的李肇星倒是在後來擔任了5年之久的發言人。

1994年，美國"小鷹"號航母戰鬥群在我國黃海鎖定我們的核潛艇；1995-1996年李登輝"訪美"以及引起的臺海危機。

為了搞好中美關係這一關係到全球命運的重大外交事務，錢其琛或是奔波於薩達姆和聯合國，為和平做最後的努力，或是抓緊蘇聯解體的機遇，和新獨立的核大國俄羅斯恢復正常關係——錢其琛本人正是中國最後一任留學蘇聯出身的外交界領導。

在他之後，駐美經歷開始成為外交部長履歷上更為重要的經驗；或是以副總理兼外長的身份，直接召見美國大使，提出強烈抗議。

更何況在對美鬥爭之外，還有英國在香港迴歸問題上的反覆討價還價、暗中作梗，錢其琛左支右擋，水來土掩，最終維持和西方"鬥而不破"的局面。

老錢走了

1998年5月，陪伴中國度過了整整十年艱苦外交歲月的錢其琛離開了外交部，轉任全國人大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主任委員。

在這段中國少見的漫長外交部長生涯中，他受命於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危難之際，為中國開創了和劇變之後的原社會主義各國、亞非拉傳統友好國家的外交新局面，也培養、教育了一大批外交部的新幹部。

李肇星就是在錢其琛的言傳身教之下，一步步從部長助理，走向了他的繼任者位置。對於改革開放之後的外交部來說，錢其琛是如同導師一般的傳奇。

2003年，李肇星接替唐家璇出任外長。面對前來"報喜"的李肇星，錢其琛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別太把官銜當作一回事，外交部的工作說到底就是為人類謀取和平，幫助自己的國家結交更多朋友…多向人民、前輩學習，多觀察年輕幹部的優點，就行了。"

儘管錢其琛清楚自己在李肇星等晚輩心中格外的分量，他卻從來不向他們擺任何架子。離休之後，錢其琛不再允許李肇星以"副總理"來稱呼自己。

可惜傑出的工作成績，終究沒有借給錢其琛更多時光，自從2014年突感不適，他再也沒能走出過醫院。李肇星多次前往醫院探望恩師，可是對方病情迅速惡化。

無論是李肇星還是做了他10年秘書的沈國放，都只能見到病床上一言不發、不認識任何人的老領導，最後兩人只能獨忍內心煎熬離去。

2017年5月9日，錢其琛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