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許寶健
（一）
1949年8月5日，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足兩個月，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白皮書在這個時候發表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經過3年的解放戰爭，特別是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中國東方的地平線已經漸漸露出曙光。
經過充分準備，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召開了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著重討論黨的工作重心戰略轉移問題，即由鄉村轉移到城市，這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中國革命已經處在轉折關頭，會議之後，中共中央及其所屬機構由西柏坡遷至北平。
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協籌備會議在北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了包括起草共同綱領，擬定國旗、國歌、國徽圖案等重大問題。
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雄文。毛澤東撰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為了闡明即將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國家中各個階級的地位及其相互關係、國家的前途等根本問題。它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和政策基礎。
也就是說，美國白皮書發表的時候，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為新中國的建立而緊張忙碌的時候，正是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國民黨註定徹底失敗的時刻。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具體的細節，毛澤東在評論中也提醒我們注意，就是白皮書發表的時候，還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離華返美但還未到達美國、尚在途中的時候。
（二）
那麼，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政府丟擲個白皮書，究竟想要說什麼呢？
其實，隨白皮書一起發表的還有一封信，這封信就是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白皮書編好後給美國總統杜魯門寫的，信作為白皮書的前言，既概述了白皮書的主要內容，又集中體現了艾奇遜本人的反動傾向。艾奇遜作為美國反共急先鋒，在1949年至1953年擔任國務卿期間不僅主編了白皮書，而且主導了美國的對外和對華政策。艾奇遜因一部白皮書，不，因毛澤東連續發表五篇針對其的評論，而成為歷史上中國人民最熟悉的國務卿。
概括起來看，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大致表達了三個方面的意思：
一是披露了美國幫助和支援的國民黨慘敗的原因，認為，中國國民黨政府失敗的原因，都不是美元的不充分造成的。國民黨軍隊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腐敗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部隊已經喪失鬥志，他的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援。無需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
二是極力歪曲中國革命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一方面對無力挽救國民黨的垮臺、無力阻止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發出陣陣哀嘆，另一方面又不能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看不到人民的正義性和人民推動歷史的力量，對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勝利作了極力歪曲的解讀和心懷叵測的預言。比如，認為革命的發生是因為人口太多，中國政府將永遠解決不了人民的吃飯問題等等。
三是寄希望於所謂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公然聲稱，美國將鼓勵中國“民主個人主義者”再顯身手，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把推翻馬列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寄託於中國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是美帝國主義反動和侵略本性的自我暴露，同時也將艾奇遜“悍婦”本性、“怨婦”嘴臉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三）
白皮書和艾奇遜信的發表，毛澤東認為是一件好事，因為是揭露帝國主義和教育中國人民的一次極好的機會。
8月12日，新華社發表評論《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一直高度關注此事的毛澤東即函告新華社社長鬍喬木，“應利用白皮書做揭露帝國主義陰謀的宣傳。應將各國評論中摘要評介”。
2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言人發表的題為《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宣告。毛澤東看後，又函告胡喬木，“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宣告寫得極好，請予全文文播、口播，並播記錄新聞，當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起很大作用”。
隨後，毛澤東還接連給中國民主建國會領導人黃炎培寫了兩封信，由衷稱讚民建的做法和宣告。
同時，從8月14日至9月16日，繼新華社評論之後，毛澤東親自上陣，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連續寫了五篇評論，深刻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反動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於美國的幻想，並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作了理論上的闡釋。這五篇評論，就是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著名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這些光輝著作，是毛澤東在輿論戰場上的戰鬥檄文，今天讀來，仍時時感到穿越時空的真理的力量、正義的力量。
（四）
“美國國務院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國務卿給杜魯門總統的信，在現在這個時候發表，不是偶然的。這些檔案的發表，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國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帝國主義者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這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開篇第一段。不管白皮書的真實意圖是什麼，在毛澤東眼裡，它的價值就一條，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
不僅反映了帝國主義的失敗，也反映了美國支援的國民黨的失敗。毛澤東歷數了自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次戰爭，“直至最近三年來，表面上是蔣介石實際上是美國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正如艾奇遜信上所言，是美國供給國民黨在打仗，那麼這場戰爭就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這樣的戰爭性質，怎麼不決定國民黨最終的徹底的失敗？
面對國民黨的失敗，國內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看再說。毛澤東指出，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這些人之所以為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所矚望和經常企圖爭取，是因為他們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所以共產黨人、覺悟了的工人、進步的知識分子等先進的人們，要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判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眾方面來，不讓帝國主義拉過去，叫他們去掉幻想，準備鬥爭。
毛澤東指出，“準備鬥爭”的口號，是對於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和美國關係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
針對美帝國主義的不甘心和國內一些人的不堅定，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兩個邏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絕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五）
在中國，稍微上點年紀的人都知道司徒雷登的名字，此人生於中國杭州，1905年就開始在中國傳教，1919年起任美國在中國創辦的燕京大學校長。國內輿論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司徒雷登曾對中國的教育事業做了一些事情，但1946年7月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後，代表美國政府積極支援蔣介石反人民的內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後，他留在南京觀望，還曾一度想訪問北平，未受美國國務院批准，不得不悄然離開中國。美國白皮書發表的時候，他正在回國的途中。
8月18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寫的第二篇評論，題目就是《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曾被收入中學課本，因而廣為中國人所知。如果說美國白皮書的發表，誠如新華社第一篇評論所說，是“無可奈何的供狀”，那麼司徒雷登“煢煢孑立，形影相弔”離去的背影，則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嘆，它意味著，一個時代就像過去的一頁日曆，翻過去了，或者，被撕掉了，而司徒雷登不幸成為了那個過去了的時代的象徵人物。正如毛澤東在評論一開頭所指出的，“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在這篇評論中，毛澤東繼續辛辣地揭露美帝國主義支援蔣介石打內戰，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本質。毛澤東稱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裡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在這裡，毛澤東繼續敲打“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的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
同時，毛澤東高度稱讚了“有骨氣”的中國人，“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面對美帝國主義的威脅，毛澤東慨然回道：“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正氣之聲、真理之聲，迴盪在歷史的天空。
（六）
美國白皮書的發表，特別是新華社連續刊發三篇評論《無可奈何的供狀》《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在國內引起了廣泛討論。“討論的範圍涉及中美關係，中蘇關係，一百年來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取的態度，對於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如何對付，等等。”不僅如此，“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
在這種形勢下，8月28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他的第三篇評論《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他認為，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面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要的，現在並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白皮書。
毛澤東首先為白皮書定性，“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公開地表示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干涉。就這一點來說，表現了帝國主義已經脫出了常軌。”“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
接下來，毛澤東就白皮書中的一些具體觀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比如，艾奇遜說這本白皮書編得與眾不同，很客觀，很坦白。“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的坦白記錄，這個國家早就和美國有著極親密的友誼的聯絡。”“我們政府對於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能夠感應，這便是我們的制度的固有力量。這種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正是右派和共產黨的極權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
對此，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聯絡”不是說的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係。對於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這個時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只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
針對艾奇遜汙衊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毛澤東回應道：也有一半是說的對的。這個政府是對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話的。同時，他們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
（七）
8月30日，毛澤東又為新華社撰寫了第四篇評論，加上新華社的第一篇，即是“五評白皮書”，該篇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友誼”，還是侵略？》。
不錯，這篇評論主要是揭露美帝國主義假友誼、真侵略的本質。
毛澤東在評論中首先引用了艾奇遜信中的一段話：“從我們歷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艾奇遜還舉例來說明，例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
這是真的嗎？毛澤東當即批駁道：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緊接著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1840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年輕人。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註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
毛澤東一連用了三個排比段，正話反說，來揭露艾奇遜撒謊的可笑：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姦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佈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餘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毛澤東還用三個“現在”開頭的排比段，對“友誼”背後的“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進行精準的點穴式的嘲諷和批駁，因而大大增強了文章的力量，充分發揮了筆桿子的威力。
（八）
毛澤東撰寫的五篇評論中的最後一篇即“六評白皮書”，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這篇文章也是五篇中最長的一篇，之所以長，是因為作者要在繼續批駁白皮書的同時，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作出有說服力的理論上的說明。
針對艾奇遜“中國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濫調，毛澤東一連用了四個反問：“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繼而毛澤東又引用中國、俄國、蒙古等國家的革命，使艾奇遜的觀點不攻自破，同時又以華北、東北等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並不存在如艾奇遜所云的“吃飯問題”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完全有能力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的。
毛澤東以偉人氣魄宣告，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他堅定地相信，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毛澤東還有力地駁斥了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即所謂“西方的影響”。
那麼，中國革命馬上就要取得徹底勝利的原因是什麼呢？毛澤東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東西，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毛澤東進一步闡釋，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麼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絡，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事物相聯絡，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毛澤東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為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