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號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他的筆下,為什麼孔子能得“世家”,而老子才得“列傳”的待遇?
作為後世的中國人,即使以最樸素的觀念來看,都能輕易判斷出,老子的思想及對後世的影響根本不弱於孔子,可司馬遷為什麼要這麼做?
當然,我們不能完全從我們這一世的尺度評判,那在司馬遷所處的那個時代往前看,老、孔二人,誰的成就更有資格呢?
兩人存在的年代差不多,學術成就姑且算是不相伯仲吧;
官途上,孔子追求一生,也只在晚年才有機會幹了三年,很快就幹不下去自行辭職了;而老子安心地做了很多年的周王室圖書管理員,後來直接離職而去,這一點上,兩人的差別也不大,不足以讓孔子獲得世家的待遇,要知道,無論是他所謂的祖地宋國還是長期生活的魯國,也才是世家而已。而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另一個能獲得跟自己國家同一層待遇的只有秦國和秦始皇。
從戰國到漢武帝之前,儒家出了三大宗師孔子、孟子、荀子,荀子有點不幸,似乎還被詆譭咒罵、要被開革出儒門,剩下的幾乎都是活躍在底層的儒生,整天掛在嘴邊嚷著“孔老師曾經說過”,金字塔頂端的那人形象就出來了,倒是跟前些年活躍於西南省份的某些不法組織有點像;
而道家的傑出人物老子、莊周、列子、楊朱、文子、田駢、慎到等,堪稱群星璀璨,不說一直活躍於世間的方士,就是西漢初期黃老之術成為治國主政的主導思想,老子就算不能能獲得黃帝一樣的本紀待遇,獲得一個世家待遇不過分吧?
可世事就是那麼讓人大跌眼鏡,在司馬遷筆下,老子的待遇就是不如孔子。老子只被記載在《老子韓非列傳》裡面,你以為這就完了?不,這一篇裡面不但記載了老子、莊子、申子、韓非足足四人,居然有一半的篇幅被司馬遷拿韓非的《說難》內容填充;而從四人在諸子百家中的區分來說,老、莊屬於道家、申子和韓非屬於法家,完全就是囫圇打包在一起,司馬遷根本就沒有給老子應有的尊重。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認為有三點。
第一點,是當時的政治形式不對。在司馬遷還年少的時候,漢武帝就一直在以崇儒為手段和崇尚黃老之術的竇太后別苗頭,竇太后去世之後,儒家在漢武帝的支援下,成了真正的巨無霸,而道家只能被邊緣化。這就像西漢的兩位韓信,還有盧綰,雖然是曾經當過王的人,但畢竟後來被擼掉了爵位,所以只能掛著列傳的頭銜。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隱藏的原因,無論是陳勝吳廣起義,還是後來的群雄逐鹿,他們並不是覆滅秦朝的最大功臣,出了大力的是不為大眾熟悉的某個方士,後來西漢初年推行黃老學說治國,很大的可能因素也是來源於他,即使在此人和他所代表的勢力風流雲散之後,劉家還是繼續推行了一段時間無為而治,而到了漢武帝時期,剛好隨著儒道之爭也做了切割和交代(漢武帝設定盧敖縣,可以參考我另外兩篇文章的分析),這也意味著道家退出主流意識領域成為鐵案。
而司馬遷雖然總是想突出自己的獨立立場和標新立異,在史書中表達自己的觀念,但在整個社會特別是皇帝都崇儒抑道的情況下,如果他還要唱反調,那就不光是個人受刑一遭,還有可能被抄家滅族連累家人。
第二,雖然司馬遷的父親推崇道家思想,但畢竟兩代人生存的年代背景不一樣,司馬遷是在整個社會開始崇尚儒學的氛圍中長大的,並且曾經在孔安國和董仲舒門下求學過,已經在深心之中認同儒家學說。作為個人來講,他自然知道天平往哪邊傾斜,所以我們也能看到,在《史記》中,不但有很多孔子曾經編輯過的資料被他照單全收,連儒家的觀點在著作裡也運用的爐火純青,先射箭、再畫靶,一氣呵成。
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第三點。
在司馬遷因為李陵之禍捱了飽含羞辱的一刀之後,他除了要在自己的著作中“洗刷”清白,還要找一個導致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他不敢將這一切清楚指向漢武帝,皇帝表面尊儒,實際卻是行的法家的惡法,這就成了司馬遷怨恨的物件。
司馬遷對於法家的厭惡不僅在於這件事。司馬遷有一位先祖司馬靳曾經和白起一起參與了坑殺四十萬趙軍的決策和執行,如此惡名,必須洗脫,何況兩人還一起被賜死,於是我們在《史記》中就看到了“睚眥必報”的范雎和“昏聵妒賢”的秦昭襄王;而這一切又是來源於暴秦和它的惡法,處於新朝代的他,於公於私對秦國都沒有好感,對主導秦國大政方針的法家學說惡感更甚。
俗話說,愛屋及烏,有時候恨一個人、一件事也會無端擴大範圍。在司馬遷的觀念中,無論是申不害、商鞅還是韓非、李斯,他們這些法家人物的刑名之說的源頭在道家,大概是認為兩家學說屬於一丘之貉吧。
綜上所述,在司馬遷的敘事邏輯裡,自然不可能給道家學派應有的地位;雖然他不敢誹謗作為人文初祖的黃帝,但耍點小手段,抑制一下道家另一領軍人物——老子,還是能夠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