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編者按：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候，必須高度重視把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靈魂融鑄到我們黨、國家和每個共產黨人的血肉和骨髓之中。

今年是我黨隆重慶祝建立100週年，又是蘇共亡黨、蘇聯解體30週年。

有的學者認為，在此重要時刻，我們黨需要甩掉蘇共這個歷史包袱。我們不贊成這一觀點。這在方法論上就是沒有對蘇聯中後期赫魯曉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與其性質有根本區別甚至根本不同的列寧、斯大林時期的蘇共作出具體分析，而是一鍋煮燴。

不說立場，僅從方法論上說，這樣就必然會有意或無意分辨不清楚赫魯曉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是為著極少數人，而列寧、斯大林時期的蘇共則是為著絕大多數人這一根本問題，並會最終否定“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真理，最終否定“十月革命給世界人民解放事業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的道路”，最終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

10年前（2011年），由作者任主編、陳之驊任副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研究”課題組專家學者完成的研究成果——47萬字的《居安思危：蘇共亡黨20年的思考》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在為該書撰寫的緒論中，作者指出：“各種不同的研究觀點試圖向世人解讀‘蘇聯解體’的原因﹕‘經濟沒有搞好說’﹑‘斯大林模式僵化說’﹑‘民族矛盾決定說’﹑‘軍備競賽拖垮說’﹑‘戈氏叛徒葬送說’﹑‘外部因素決定說’等等﹐等等。我們看見不同的人得出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

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鄧小平同志在其1992年那個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作者認為，毛澤東、鄧小平的論述完全正確。

這也就是說，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只能有一個，這就是從赫魯曉夫領導集團開始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致，歸根到底是蘇共自身的蛻化變質。否則就是唯心主義的多元論，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元論。

作者認為，蘇共自身的蛻化變質表現在多個方面。

首先在於“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這說明，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和運動，錯誤的理論必然會導致錯誤的行動和錯誤的運動。

其次，在於“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這說明，黨的理論是透過具體的意識形態工作貫徹到全黨全社會的，意識形態工作的各級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必須培養和壯大一支忠誠於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工作者隊伍，必須建立一批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術研究機構和報刊、電臺、電視臺、網路等堅強陣地，必須有一套開展意識形態工作的正確方法等。

第三，在於“蘇共的黨風”的蛻變。這裡所說的黨風，主要是指以黨的性質和黨的宗旨為核心的大黨風﹐就是必須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如果這個黨保持了鮮明的工人階級性質，堅持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個黨便是屹立在人民——“大地母親”上、力量無窮的英雄安泰﹐否則最終難逃失敗之命運。

第四，是蘇共內部出現了與人民利益根本不同的特權階層。任何統治階級及其階層一旦形成﹐則必然企圖進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於自己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並且總是企圖將其“終結”和固化。從一定意義上講﹐蘇共中的特權階層是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物質力量﹐甚至可以說是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原動力。

第五，蘇共的組織路線出現了根本蛻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思想政治路線確定之後﹐黨的組織原則和幹部路線就是決定的因素。選拔和培養一代又一代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至關重要。

第六，蘇共領導集團的背叛。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也承認個人在歷史程序中可能發揮的獨特作用。英雄﹐總是順應時代潮流，反映人民的意志，引領時代前進的步伐，帶領群眾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那些落後與陳腐勢力的代表人物，也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空範圍內顯示其主觀作用﹐動員、凝聚社會上的反動勢力﹐一時阻礙、扭曲歷史前進的步伐﹐甚至導致歷史的暫時倒退。蘇共不同歷史時期的領導集團在蘇聯不同歷史時期的獨特歷史作用，不能不使人們進一步深思黨的領導集團在保證黨和國家前進方向中的關鍵作用。

蘇聯部長會議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總結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原因時曾十分痛心地說：“是黨的領導者們，正是他們背叛了黨，出賣了國家和人民。”

第七，蘇共後期對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戰略的應對乃至迎合。如果說前六條講的是蘇共興衰的內因，那麼第七條講的主要是蘇共興衰的外因。當然，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條件，外因透過內因而起作用。美國前國務卿貝克在談到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時曾說：“我們不是這場革命的領袖，但也不是旁觀者”。這從一個側面較為深刻地說明了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內外原因的辯證關係。

今天看來，從一定意義上講，作者的上述觀點經受住了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對於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也與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論述是完全一致的。

2018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我們常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動山搖的。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不就是這個邏輯嗎？蘇共擁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擁有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而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我說過，在那場動盪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什麼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我們黨執政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世界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和政黨演變的教訓，都揭示了一個道理：馬克思主義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鞏固政權更不容易；只要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不出問題，社會主義國家就出不了大問題，我們就能夠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率。”

在蘇共亡黨、蘇聯解體30週年之際，為體現作者當年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我們對該緒論全文分集轉錄。此文雖稍顯長，但似有內容，可以一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