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是我黨歷史上一位重要領導人。他對黨的歷史上兩次重大歷史性轉折作出了獨特貢獻：一是在事關黨的生死攸關的轉折中，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二是在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轉折中，推動了由內戰向全面抗戰的戰略轉變。
深刻反省，認識“左”傾錯誤思想。張聞天曆來毫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並堅決改正，在剖析中認真檢討自己在中央蘇區的工作：“當時路線是錯誤的”“我是主要的負責者之一，應當承認錯誤”，特別在宣傳錯誤政策上負更多責任。他認為自己缺乏實際經驗就需要補課，並且堅定地做下去。
1931年，從蘇聯學成歸來的張聞天先後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具體工作中逐步認識到“左”傾錯誤的問題。面對博古、李德的冒險主義軍事路線導致紅軍陷入被動局面的情形，張聞天開始質疑這種路線的正確性，並與之產生了思想上的分歧。特別是在1934年4月廣昌戰役失敗後，張聞天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上對博古等人提出了批評，明確指出這是一種打消耗戰的錯誤做法。
鑑於第五次反“圍剿”屢屢受挫、紅軍不得不戰略轉移的情況，張聞天透過觀察時局，從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化中尋找解決思路。1934年9月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他從鬥爭實際出發，總結了靈活運用各種鬥爭方法以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的經驗，提出“保持紅軍主力的有生力量”的重要性，預示了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的意圖。針對各個戰線敵我力量的差異，他提出了革命的長期性問題。同時，指出要想取得戰爭的最終勝利就必須採取靈活的鬥爭策略，依照當時的具體環境而決定採取進攻、反攻、防禦以至退卻的鬥爭方式。這些觀點表明他已經認識到軍事路線存在“左”的錯誤而要予以改變，為我們黨後來提出正確的戰爭策略提供了有益思路。
堅持真理，促成遵義會議勝利召開。張聞天堅持“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在長征途中逐漸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從而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並在政治局內同李德、博古的錯誤領導進行鬥爭，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紅軍湘江戰役遭受嚴重損失而博古、李德仍要堅持錯誤行動路線的危急關頭，張聞天帶頭支援毛澤東關於轉兵貴州的建議，使該建議在1934年12月12日的中央緊急會議上得到多數贊成而透過，從而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基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1月17日，張聞天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反報告”，這就為遵義會議作出決議之前形成了正確的導向，為會議完成預期目標提供了重要保證。張聞天受會議委託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也正是在此過程中，張聞天實現了個人思想上從摒棄“左”傾到反對“左”傾的徹底轉變。
遵義會議之後，張聞天被推舉作為黨中央的總負責，不僅支援毛澤東，保證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而且密切結合當時鬥爭實際和廣大指戰員思想狀況，宣傳決議內容和會議精神，對部隊進行思想教育，維護了遵義會議的勝利成果。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一次講話中指出，如果沒有洛甫（即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這是對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中發揮作用的高度評價。
審時度勢，推動從內戰到全面抗戰的戰略轉變。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張聞天作為黨中央的總負責，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一道，為實現從內戰到全面抗戰的戰略轉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張聞天對當時新的革命形勢進行了深入分析，透過報告、發言等方式緊鑼密鼓地提出新的戰略任務和策略。在瓦窯堡會議上，張聞天主持會議並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明確提出要使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正確地大膽地運用到一切工作中去。該決議與會後毛澤東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系統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從而完成了黨的政治路線的根本轉折。
1936年3月，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國內形勢和統一戰線進行了研判，分析了不同勢力、派別或階層的表現情況，明確指出建立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是目前的關鍵。9月，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認為當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因而把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不適當，蔣軍全部或大部分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由此，我們黨制定了逼蔣抗日的方針，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1936年12月13日，在西安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針對當時大多數同志提出的“除蔣”“審蔣”主張，張聞天明確提出：我們的方針是把區域性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應當儘量爭取、分化和孤立妥協派，不採取與南京政府對立的方針和方式。12月19日，張聞天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援毛澤東“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的主張，指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他對時局進行冷靜分析，提出了“儘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的策略。此次會議通過了毛澤東、張聞天所起草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和《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兩個檔案。之後透過一年半之久的國共抗日合作談判，最終達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實現了國內革命戰爭向全面抗日戰爭的轉變，開創了中國革命和抗日鬥爭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