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佔領遵義後，只有僅僅幾天的休整時間，而正是這次寶貴的休整期，讓整個中國的革命面貌煥然一新。
遵義會議不僅僅是長征的轉折點，同樣是中國的轉折點。
能參與這場關係到革命前途的會議，自然都是紅軍期間重要的人物，在擁護毛主席的隊伍中，很多都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而在遵義會議召開時，有一位青年將領陪同凱豐參會，他的結局怎麼樣？
作為青年，他為何能參與遵義會議？
這位青年名叫尹自勇，在遵義會議之後，他似乎就“銷聲匿跡”了，從邏輯上面來看，這似乎不符合故事走向，因為在遵義會議中擁護毛主席的與會人員，大多在後來立下了赫赫戰功，要麼就是為政治建設添磚加瓦。
尹自勇
那麼，當時年僅21歲的尹自勇為什麼能參加遵義會議，那就要搞清楚他的革命歷程。
和那個時代很多革命者一樣，尹自勇也出身在一戶農民家庭，不過他的家境還是要比其他同齡人好上一截。
生在亂世，能顧住自己已經很不容易了，所以尹家的祖訓向來都是“勤儉持家”，不要求子孫後代能大富大貴，最起碼也要照顧好自己家中的生活。
不過，父親還是希望尹自勇能脫離“農民”的行列，到了能上學的年齡，他就被送到私塾讀書，在那裡，他也漸漸開始對世界有了思考。
不過跟父親最初的預想不一樣，父親希望他能“金榜題名”，可尹自勇希望自己能夠“改變世界”。
只不過，當時的教材中還是一些關於四書五經的知識，並沒有讓尹自勇找到方向。
少年時期，紅軍的隊伍來到了尹自勇的家鄉，他也看到了紅軍戰士們的舉動。
這為他的世界觀最終形成打下了基礎，同時也學到了不少革命的道理。
當地的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蓬勃開展起來，他在大哥、二哥及二姐夫的影響下，終於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論資歷，他年齡小，可卻是個結結實實的“老紅軍”了。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初期，他便擔任了灌衝村兒童團團長，為了保衛革命根據地，他主動承擔起了站崗放哨的重任。
1929年1月，尹自勇只有15歲，也正式被編入了“農民赤衛隊”的隊伍當中。
他也明白了“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理論，想要改變這個世界，光靠知識的傳播是遠遠不夠的，要讓大多人獲得利益，就必須要損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這點他看得非常明白。
從那時起，他開始走向了武裝鬥爭的路子，由於辦事十分機警，他受到了領導的格外重視，最終被分配到第三縱隊當上了一名通訊員。
年輕的戰士通常都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尹自勇也被送到第九師教導隊去學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且擔任了警衛連連長的職務。
隨著他的成長曆程，也漸漸看到了反動派的真實面目。
在1931年的方石嶺戰鬥中，尹自勇率領全連戰士衝鋒，一路殺到了國民黨軍隊的52師警衛部，搗毀了敵人的“中樞系統”，這次勝利，也讓尹自勇受到了紅三軍的嘉獎。
由於他的勇敢和機敏，年底，他被調到紅五軍團警衛營當營長，第二年擔任了教導團團長兼任政治委員。
多年的革命史，已經讓尹自勇成為了久經考驗的幹部。
在第四、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他總是能夠身先士卒，在長征之前，他已經擔任了青年科長的職務。
由於部隊減員縮編，尹自勇後來又重新出任紅九軍團偵察連政治指導員。
那場赫赫有名的遵義會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去的。
其實，按照當時中央的安排，該來參加這場會議的應該是羅炳輝。
羅炳輝
羅炳輝在長汀會議後被任命為紅十二軍的軍長，隨後又被任命為紅九軍團的團長。
當時的尹自勇正好在這個紅九軍團當中，因為這個軍團主要承擔“後衛”任務，需要掩護大部隊的撤退，鑑於隨時有可能發生的敵情，任務又十分繁重，所以羅炳輝走不開，只好安排其他同志去。
想來想去，羅炳輝最終安排了凱豐和尹自勇兩位同志去，尹自勇負責陪同。
羅炳輝對於人選考慮得十分周全，凱豐他早在1934年便出席了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主要從事共青團的工作，在思想這一塊，讓他去開會肯定沒有問題。
至於尹自勇，由於他長期從事著警衛工作，不僅能夠在路上保護凱豐，而且尹自勇本人思想又比較上進，人也年輕，打仗的時候也不怕犧牲，這位同志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因此，兩人最終共同參加了遵義會議，而尹自勇估計當時也沒想到，自己參加的這次會議竟然能為革命產生如此巨大的作用。
尹自勇後來去了哪裡？
在遵義會議過後，紅軍有了思想上的轉折，軍事上依舊面對著敵人的層層包圍，尹自勇所在的紅九軍團依舊承擔著“後衛”的重任。
遵義的南邊就是烏江北岸，為了能夠牽制和打擊敵人，掩護主力部隊順利渡過烏江，在這個期間，紅九軍團一直保持著單獨行動。
任務是完成了，可紅九軍團也因此遭受了重創，部隊出現了嚴重減員的情況。
可當下的重要任務，便是趕緊追上前方的主力部隊。
其實在路上，很多人因為水土不服而患上了瘧疾，尹自勇已經感覺到情況非常危急，可沒有過多的時間讓他思考對策。
1935年4月16日，紅九軍團抵達了貴州大定一帶，結果在這裡遇到了劉鶴鳴的部隊，尹自勇為了穩定軍心，主動發揚帶頭作用，和連長龍雲貴一同在街口阻擊敵人，其他的部隊則順利通過了梯子巖。
而連長龍雲貴，倒在了血泊之中。
其餘的戰士來不及悲傷，得抓緊時間趕路追趕先頭部隊。
由於偏遠地區的資訊落後，加上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潑髒水式的宣傳，在納雍方向的路上，紅九軍團遇到了一夥被土司脅迫的彝族和苗族人，他們上來就圍攻紅軍，更是讓當時的情況雪上加霜。
如果硬打，紅軍有機會脫險，不過這不正中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下懷嗎？
如果不打，周旋必然會耽誤過多的時間，倘若國民黨部隊追趕上來，缺醫少藥、疲憊不堪的戰士們再想應對，那就難了。
然而，足智多謀的尹自勇還是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經過了解，他發現附近有一個“齊心會”，這是一支以苗族為主體的群眾性抗暴隊伍，馬上想辦法跟對方聯絡。
對方的首領王炳安聽說納雍來了紅軍，也派人去找。
此時，唯一的出路就是去爭取王炳安，來換取紅九軍團戰士們的安全。
此時，尹自勇的才能得到了展現。
他從小就為紅軍站崗放哨，非常懂“人情世故”，常年征戰，外加大大小小多次會議，也讓他徹底學會如何去和別人溝通。
雙方見了面，結果也順利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因為紅軍中多為窮人出身，這和“齊心會”成員們的經歷差不多，兩人對於百姓的遭遇十分明瞭，見到後宛若親人一般，一度拉起了家常，還結為兄弟。
王炳安幫助尹自勇解決了頭痛的問題，而尹自勇也教會了王炳安如何發展起來，在水城開展武裝鬥爭，經過這位“諸葛”的點撥，“齊心會”的成員很快超過了上千人。
後來，王炳安的另一位“把兄弟”盧雲清邀請尹自勇來到米蘿擔任自衛隊長，尹自勇經過一番瞭解，認定了盧雲清也是一位正直的人，所以二人也結為“把兄弟”。
從此，在這一片區，尹自勇成功立足，他以自衛隊長的身份廣交天下豪傑，除掉了很多壓榨百姓的鄉紳惡霸，深受當地百姓愛戴。
由於本地人對於當地的瞭解肯定比國民黨要深，所以當時很多紅軍都在“齊心會”的保護下在當地運動，同時壯大了紅軍在當地的勢力。
所謂人心換人心，紅軍的仁義之舉百姓們看在眼中，天長日久，自然就瞭解了紅軍的真實面貌，不再聽信國民黨的鬼話。
這也充分證明，尹自勇的群眾工作能力，還是相當到位的。
8月的時候，尹自勇更是提出了“團結窮苦人，打倒大土豪”的口號，當時百姓們知道以後，雖然拍手叫好，可他們還是不太敢相信尹自勇等人能有這麼大的能力，能和盤踞在此地多年的土豪鬥爭。
沒過多久，董地、南開等多處的土豪便被剷除了，區長楊煥南家裡的糧食直接被搜出，然後全部分給了當地的群眾，這也讓大家更加擁護尹自勇等人了。
每次在“打土豪”和打垮民兵團的時候都能搜剿到一大批武器裝備，這也讓“齊心會”的勢力越來越大，影響力已經不亞於當地的國民黨了。
所以，除惡行動也更上了一層臺階，一直擴大到納雍等地，很多窮困人民在被剝削以後，主動加入了“齊心會”，會員一度發展到2萬人。
由於暫時失去了和組織的聯絡，尹自勇也不知道接下來去哪裡，只好在當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尹自勇做大了，國民黨就恐慌起來了，他們一直在找機會徹底剷除尹自勇。
到了1937年，中共貴州省委派來了周賢，他很快找到了尹自勇，看到了這支“走散”的紅軍如今已經壯大到了如此規模，而且各項活動都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雙方共同商議，準備以米蘿為據點，組建水城縣當政府組織，並且建立抗日武裝和邊區工委。
從這時來看，似乎一切都在朝著正確的軌道前進。
然而，尹自勇等人領導的武裝部隊最終被國民黨水城縣反動派找到了時機。
1939年4月，縣長帶著一組警隊來到了米蘿，以開會為名，扣押了盧雲清。
由於盧雲清沒有辦法趕緊將情報傳遞出去，國民黨一不做二不休，順藤摸瓜找到了尹自勇的住處，亂槍將尹自勇殺害。
這位全能型的英雄，就這樣落下了帷幕。
隨後，尹自勇的頭顱被割下，並且懸掛在縣城的門口，這對當地的百姓造成了極大的心理恐慌，他們當然已經明白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真實面目，只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群眾們敢怒不敢言。
在反動派的背後，有南京國民政府撐腰，“齊心會”成員雖然高達兩萬人，可其中大多數都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裡的居民，家中的地和房都是世代傳承下來的，在領導人被抓的情況下，很少有人敢於直接站起來和國民黨對著幹。
後來，國民黨當局為了“安撫”村民們的情緒，將盧雲清釋放。
他出獄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將尹自勇下葬，最終，英雄被埋在了米蘿寨。
也正是因為當年為掩護大部隊而失聯，所以這位參加了遵義會議的革命者並沒有大家想象中的身居要職，他沒有等到抗戰的勝利，也沒有參加解放戰爭，反而死在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之下。
他的能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和不明就裡的本土勢力雙重圍攻下，他竟然能“金蟬脫殼”，反手組建起一支2萬多人的隊伍，如果能活到新中國成立，想來尹自勇的職務也不會低。
他的理想與信念，已經在一次次行動中表現出來了。
新中國成立的十年後，水城人民政府專門將尹自勇的墳墓遷到水城城關鳳凰鄉，來表達對他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