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王諍
編者按:在大銀幕上為優秀共產黨人光輝形象樹碑立傳,伴隨著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不論是江姐、趙一曼、董存瑞,還是上世紀90年代的焦裕祿、孔繁森,新世紀以來的任長霞、楊善洲、鄭培民、鄒碧華等等……這些銀幕上的優秀共產黨員形象,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觀眾。
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英模紀實和扶貧脫困題材中湧現的共產黨員形象分外生動鮮活。與一般劇情片不同,依據真人真事改編,依據現有的歷史材料描繪典型環境,藝術摹寫、呈現其人其事,且片中主人公就是以傳主的真名示人,都讓這類反映優秀共產黨員事蹟的電影,共同匯聚成了意蘊豐贍的共產黨人形象譜系,積極擴充了國產人物傳記片的內涵與外延。
1978年3月18日至3月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文革”結束後,中國科學工作者的盛會,也是撥亂反正的重要突破口。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方向。大會閉幕時,86歲高齡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發表了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並由著名播音員虹雲當場朗讀。會場上頓時響起一陣陣春潮般的掌聲……
自上世紀50年代提出“向科學進軍”,到此次科學大會提出“科學的春天”,直至當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施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電影人敏感地捕捉到了時代的變化——1979年,人物傳記片《李四光》上映,該片由凌子風執導,孫道臨主演。新時期的大銀幕上,第一次立起了一位知識分子的黨員形象,一時開風氣之先。
縱觀整個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進一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出臺和深化,以《人到中年》為代表,一批反映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面貌的影片紛紛出爐。1992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推出的《蔣築英》可以說此類影片,特別是人物傳記片中的集大成者。真正將新中國成立後,受黨教育的一代知識分子形象立了起來。
作為撥亂反正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後,中國知識階層的代表人物之一,蔣築英在某種意義上看並沒有錢學森、李四光等大科學家們的彪炳勳業,但他作為基層科研人員的身份,以及他時刻以《紅燭》自勵,刻苦攻關,教書育人的感人事蹟,恰恰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群體的縮影,進而引發了強烈的共鳴。
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副研究員蔣築英(1938-1982)。他編寫了《彩色電視變焦距鏡頭技術標準方法》,設計了我國第一臺電子分色機的分色特性及鍍膜要求等,對我國電影、電視事業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圖文來源@光明日報
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就認為,“蔣築英雖然是上世紀80年代的楷模人物,但在9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內,社會上‘腦體倒掛’的現象還比較嚴重。《蔣築英》的推出,也顯現出電影人對時代癥結與呼喚的回應。”
電影《蔣築英》公映後,次年第13屆中國電影金雞獎 (1993)上,獲得最佳故事片、最佳男主角兩項提名,並最終摘得最佳編劇獎。在第一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 (1993)上,該片獲得組委會特別獎,演員奚美娟捧得最佳女演員獎。
對於該片導演宋江波而言,這部《蔣築英》同樣是他執導履歷上的一道分水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登上影壇,宋江波連續執導了七部影片,多偏於藝術實驗和商業型別上的探索,《蔣築英》是他執導的第一部主旋律影片,卻取得了社會與經濟效益的雙收。自此之後,他所執導的《燈塔世家》《燦爛的季節》《走向太陽》《任長霞》等電影,更是拿遍了幾乎所有全國性重要獎項,並取得國際聲譽。
值此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宋江波在長春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懇談如何將“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第一代知識分子”,搬上銀幕的前後過往。以下以他的口述形式呈現。
【口述】
蔣築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質,是影片的靈魂
我知道蔣築英這個名字是在1982年,他去世當年。那時我正為《人到中年》做副導演,也是一部反映知識分子題材的電影,報紙和電臺介紹了許多他的事蹟。十年後,當我接到《蔣築英》電影文學劇本的時候,他的主要事蹟我已經模糊了,留下最深的印象是:英年早逝,白髮人送黑髮人,在全國引起過不小的震動。
《蔣築英》可以說是我執導的第一部主旋律題材影片,記得當時我正在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送審《離婚喜劇》。時任局長滕進賢跟我有番談話,“《蔣築英》是局裡資助拍攝的重點影片,希望你們很好地下去深入生活,拍好這部影片。再一點,就是要把影片拍得好看,受觀眾歡迎。不能造成一種印象,國家資助的影片觀眾不喜歡!”
當時和現在的情況不大一樣,首先是一些業內同仁就認為這是“遵命電影”,另外觀眾也帶著偏見,覺得看這種片子是組織觀看,受教育去了。老百姓覺得不好看,恰恰是這類電影的痛點,滕局這句“拍得好看”,說到點子上了。
長春光機所是蔣築英生前工作過的地方,蔣築英雖然是杭州人,但半輩子都生活、工作在長春,由長影來拍這個模範人物可以說是責無旁貸,捨我其誰。
劇本創作是我們廠的編劇王興東,都知道知識分子難寫,寫科技知識分子更是難上加難。王興東前期做了很多案頭工作,後來有一次談劇本的時候,他說,自己從報告文學大師徐遲那兒找到了靈感,“我不懂科學,但我可以懂得人,懂得科學家的為人,也就可以寫一點科學了。”
對於科學家的專業我不瞭解,同樣,大部分讀者、觀眾也不瞭解。在適當表現他專業領域的貢獻之外,著力刻畫他的人生態度,他的情感生活,他的精神世界,這才是寫活一個人的關鍵。
正是本著這個原則,據說他後來把劇本讓打字員輸入四通打字機時,打字員是位女同志,邊打邊哭……我拿到劇本也很感動,裡面滿滿當當很多細節。
比如現在人看來,蔣築英是個理工男,生活可能比較乏味,但實際他可以說是才華橫溢,會說英、法、德、日、俄五門外語,在聯歡會上曾用法語朗誦居里夫人的詩歌。
還有就是,都覺得知識分子是自了漢,或者眼高手低,但蔣築英是出了名的“愛管閒事”——看見賣菜的黑板上寫了錯別字,就要給人糾正過來;為了一個抱孩子婦女擠不上汽車,他非要幫助母子上車,結果跟汽車售票員吵了起來……他嫉惡如仇,敢於伸張正義,對不正之風敢於鬥爭。這點真的是,剛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身上那股子正氣非常可貴,單純得可愛。
劇本很多細節我都在電影裡有所呈現,這些可貴的品質都在小處,但以小見大,特別是同當下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恰恰成為一個對照。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蔣築英》是常看常新的,起碼現在看依舊會感動,肯定都有觸動。
說回拍攝,拿到劇本後,我們攝製組的第一項工作還是來到長春光機所召開了若干個座談會,並採訪了蔣築英的同事、同學、朋友、妻子兒女和許多熟悉他的人,漸漸地我們所要聚焦的那個東西清晰起來。
比如在長春光機所,提起蔣築英,人們都會談到兩個最大、最先進的實驗室——光學傳遞函式測試實驗室和X光望遠鏡檢測實驗室。正是這兩個由蔣築英親手建起來的具有當時國際先進水平的實驗室,奠定了長春光機所光學檢測技術的基礎。這兩個實驗室對當代工業製造業有什麼樣的意義,特別是和國家安全有多麼重大的關涉,電影裡多少點到了,懂的人自然懂。
再比如長春光機所的人原來都叫他老蔣。所謂“老蔣”,故去的時候不過是四十三歲。噩耗傳來,先是震動了光機所。原定要召開一個二百多人的追悼會,開會的時候一千多人的大禮堂座無虛席。禮堂外面還自發地彙集了許多人,許多與老蔣生前有業務聯絡的單位都送來了花圈和挽帳,還派來了代表,追悼會開得感天動地。
這件事驚動了吉林省委,驚動了新聞界,首先是《光明日報》做了報道,隨即大批媒體跟進,這就驚動了黨中央、國務院。一位普通的中年知識分子的病逝形成了一股強烈的衝擊波。自那以後,中央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改善知識分子工作和生活條件的政策和措施。
可以說老蔣事蹟的傳播,不是秀才們筆下生花總結出來的,是所有熟悉他的人心底裡的追思和緬懷,有一股世道人心的潛流。蔣築英這個名字能夠在歷史的長河中沉澱下來,成為一個大時代轉型時的註腳,自有他的人格魅力和獨特的精神品質,而這必須成為影片的靈魂。
蔣築英的家庭成分不好,但政治上一直要求進步。他去世前剛填寫了入黨申請書,去世後被追認為共產黨員。蔣築英的夫人路長琴給我們介紹,老蔣總是說,“是黨培養我這麼多年,我又是大學畢業、研究生畢業,我在業務方面、工作方面要踏踏實實做好我的工作。”當時社會上有一種民族自卑心理,說白了就是崇洋媚外,但蔣築英是看到了差距,不悲觀,不氣餒,反而激發出更加發憤畫強、改變祖國面貌的決心和力量。
在電影裡,我們著力刻畫了他愛國、愛黨的這一面。特別是他參與同外商談判那場戲,那一番有理有利有節的談話,不僅令外商瞠目結舌,也說出了廣大觀眾的心聲,“我們中國的大門敞開了,要引進世界先進的裝置和技術產品,但是我必須嚴正告誡那些把中國當作廢品收購站和破爛市場的人!”
還有一場戲,當年正是流行出國潮。去成都前,蔣築英在機場同一心要去美國工作的司馬森(邵兵飾演)的一場辯論非常精彩,“我們有些物質條件是不如人家。正因為窮,我們才要變革,正因為變革,才急需人才。”他告誡司馬森:“你最好不做國際候鳥,哪暖乎往哪飛,你的老巢在中國!”一腔愛國熱情可以說溢於言表。這樣的場面,拍攝的時候在場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淚。所以說這部電影,它是有筋骨的。
以情帶戲,以戲生情
拍攝這樣的影片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我們表現的主要人物是真人,而且是時間過去並不久遠的真人,影片裡出現的情節幾乎都是有真實生活為依據的。如果離開人物太遠,熟悉蔣築英的人就會感到不像這個人,也會削減這個人物獨特的個性魅力。倘若沒有對這個真實人物的典型化藝術處理,就可能成為蔣築英好人好事的流水帳,不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影片勢必會索然無味。
我仔細分析劇本後感到,它是以路長琴接到蔣築英“住院”的訊息後千里奔喪為經,以路長琴、蔣築英的父親、同事、學生、女兒對蔣的回憶為緯,交織結構全片的。
路長琴千里奔喪開篇就及時提了出來,成為全片總懸念,這時觀眾己經知道老蔣去世了,唯獨路長琴還不知道,觀眾就會特別想知道劇情如何往下發展。從路長琴急著想去成都見丈夫,以及從她不安的種種猜測中,觀眾也就有了想要了解蔣築英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的強烈慾望,這樣妻子的閃回也就水到渠成。蔣築英的形象塑造大部分完成於諸多人物的閃回之中,從而構成他的不同側面。
影片中的閃回不僅僅是一種敘事手段,它更主要的是激發觀眾情感的情緒力量。現在時與過去時、過去時與過去時間都有著許多內在聯絡,使觀眾漸漸地被匯入到精心營造的藝術氛圍之中。最初的文學劇本是九個閃回段落組成,我擔心段落太多把情節切得太碎,就把九個段落濃縮為現在的六個,每一段都是以老蔣與閃回人物為主展開情節,揭示他的精神世界。全劇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對抗性衝突,都是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寫起。
當時長影廠長閻敏軍半開玩笑半認真跟我說,“這片子得感人,你得讓觀眾大哭三次,小哭得有六七次。”我聽了挺沒脾氣(笑)。接到任務時,手頭上正在做後期的《離婚喜劇》,是逗觀眾樂的,一轉臉又要拍個“大哭片”。思前想後,最後決定還是要呈現一個普通人的情感世界。
影片中著重表現了他的夫妻情、同志情、師生情、父子情,用比較多的筆墨表現了他的家庭生活,力圖避免過去拍攝這類影片時一些比較概念化的東西。以情帶戲,以戲生情,在人物的情感世界中揭示他高尚的情懷。我覺得處理好這些對影片的成功關係重大,觀眾容易被情感生活吸引,也容易被真摯的情感所打動。
這裡面,蔣築英和父親間的關係是全片感情波瀾比較大的一筆。建國後,父親因為歷史問題被錯判入獄,那時蔣築英才15歲,可以說早早就背上了人生的包袱。他1956年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再晚一年,可能一輩子就耽誤進去了。所以蔣築英對於父親的情感是複雜的,一方面他相信父親的善良,也尊敬父親;另一面他不理解父親的“歷史問題”,在當時,也必須要做到“劃清界限”。
片中,我們設定了蔣築英去世前去杭州見到了父親(顧嵐 飾),父子兩見面,由長久不見的不自然,到談心而逐漸開啟心扉,相互關懷、彼此叮囑,兩位演員的表演迴腸蕩氣,催人淚下。同時,一方面表現了撥亂反正後,“冤假錯案”馬上就要被糾正的社會氛圍;另一方面也為片尾老人家獲釋後,白髮人送黑髮人埋下伏筆。
拍攝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我當年做《人到中年》的副導演,還是有些心得。那也是一部寫中年知識分子的電影,表現的也不是什麼大人物,卻打動了億萬觀眾的心。
我印象最深的一處細節是,男主角傅家傑(達式常 飾)脫毛衣時,露出個汗背心,背心上磨破了幾個洞。單就這個細節,攝製組後來收到了幾百封觀眾來信,都表示這個點太抓人了,一看就是了解當年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那時我就深感《人到中年》的成功是靠現實主義創作的精神魅力,是編導把對生活的獨特發現和表現,同觀眾的感知間引發了強烈的情感共鳴。
影片中的蔣築英夫婦的夫妻情是一種中年人成熟的情感,不在於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一種人生觀和事業上的默契,以及一種心靈上的相互理解和撐持。於是我們挖空心思地設計了許多場面和細節。
比如“夫妻夜談”那場戲,蔣築英光著脊背,不斷地淌著汗珠,他不時地用大蒲扇扇著,伏在床上搞他的光學傳遞函式的設計。周圍堆滿了各種書籍資料,牆上掛著大幅的設計圖紙,床裡面還躺著熟睡的孩子,妻子路長琴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為孩子縫被子。蔣築英與妻子談著去看他正在勞改的父親,談著他的光學事業,談著科學家的愛情,談著居里夫人。我想許多中年知識分子都熟悉這樣的場面,他們會以更多的聯想豐富我們的創作。
葛優說這個導演太會煽情了
《蔣築英》是我拍攝的第七部電影作品。《紅房間·白房間·黑房間》主演是劉威和倪萍,《女歌星的故事》主演是韋唯和張國立,《離婚合同》主演是馮鞏和任夢,這些演員用現在的話講,都是很好的CP,他們出色的演繹無疑給影片加分不少。
《蔣築英》的男女主角由巍子和奚美娟擔綱。我看過巍子之前演的電影《黃河謠》,對他銀幕上的形象有印象。奚美娟之前演電影比較少,一般認為她的扮相不是很打眼。我之前的片子《城市假面舞會》《紅房間·白房間·黑房間》都是在上海拍的,沒事兒常去看話劇,那時奚美娟在上海話劇界就很有名了,我也非常喜歡她的表演,力排眾議邀請她來演蔣築英的夫人。
我們仨當時先在北京聚首,奚美娟沒有去過天壇,巍子和另一位演員畢彥君就帶著她去了一趟,三個人在天壇還許了願。等到一同坐車去成都拍外景,我就問這仨人都許啥願了,一說都是希望咱們這個電影成功。我特別感動,正好他們仨都屬羊,我就說你們仨啊,“三陽開泰”,這片子肯定得火。
電影《蔣築英》的劇組確實聚集了一批好演員,尤其是巍子和奚美娟,兩個人分別來自北京人藝和上海人藝,都是舞臺上的臺柱子,兩個人來了劇組就摽上勁兒了,是拿出一顆心來塑造角色。他們到了長春光機所,主動去見蔣築英的遺孀,和他的孩子們也是打成一片,這都是深入生活。而且在拍攝過程中,他們也參與進來,一場戲開拍前,大家先坐下來反覆推敲,提方案設想。
現在想起來,那次的創作氛圍真是特別融洽。比如我們商量著蔣築英的臥室就是書房,裡面要堆滿書,蔣築英應該是“埋首”在書裡做研究,妻子在一旁做家務,兩個人邊做事邊兩天。可是拍攝當天,發現美工只佈置了幾本書在桌上,巍子就堅決要求把場景佈置得合乎當初設想的氛圍才肯拍。
奚美娟最好的一場戲,我覺得是她飾演的路長琴到了成都,得知丈夫過世後,給孩子剃頭——過往,他們家都是路長琴給父子倆理髮。孩子吵著要見爸爸,她就把理髮時給孩子遮擋的白單子撐起來,唰的!一下又一下,從中間不斷撕開,給孩子做孝布。
這個場景是片中人物感情的總爆發,一路上娘倆隱隱約約感到了不祥,路長琴得知丈夫過世的訊息後,也一直在壓抑自己的悲痛,到這個點上,要把殘酷的真相告訴孩子了,實在忍不住,情緒要宣洩出來,那撕開的被單就像是被撕裂的心。
事後二三十年間,還有不少觀眾給我提及這段戲,說看到這,眼淚簡直就像從眼眶裡被薅出來一樣,止不住地流。葛優後來也看了這部電影,看到這也是一邊看一邊哭,說這個導演,太會煽情了。
我們在成都採訪蔣築英的一位老朋友孫國良時,他說:“老蔣結婚前,我們在光機所住在一個宿舍。他白天工作一天,吃過晚飯還進實驗室,夜裡12點以前他從來沒有睡過覺,每天早晨5點鐘準時起床背外語。我跟路長琴說過,一根蠟燭不能兩頭點,老蔣就是太累了,他在事業上和生活上都想做一個強者,燃燒得太快了。”
一根蠟燭兩頭點,應該說是蔣築英一生很形象的寫照。而且他生前就很喜歡聞一多先生的《紅燭》詩,並常以此勉勵學生和自勉。
我們在全片結尾設計了一個3000多名光機學院學生舉著蠟燭悼念蔣築英的場面。
那逐漸升騰的燭光閃爍的畫面,配以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激奮、高亢的旋律,把影片的視覺和聽覺效果都推到了飽和點。柴可夫斯基的鋼琴協奏曲,也有人稱它為青春協奏曲,表現一種青春的光輝和堅強的毅力。這一觀眾比較熟悉的旋律的出現,是對蔣築英生命力量和精神力量深沉的詠歎!
責任編輯:程娛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