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收到了一封電報,開啟一看竟然是老戰友梁明德託他尋找失散十四年的兒子。
梁明德在電報中稱,他多方打聽後得知自己的兒子在安徽省青年團工作,希望曾希聖可以幫他找到兒子。
收到電報之後,曾希聖很重視梁明德的請求,於是找到了安徽青年團委書記項南,將這件事交給他,由他來尋找。
但隨著時間一天天流逝,項南並未找到梁明德的兒子。因為青年團中姓梁的團員雖然不少,但沒有一個符合條件。就這樣,尋找計劃陷入了僵局。
得知此種情況的曾希聖一時之間也無可奈何,他不知道該如何回覆自己的老戰友。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梁明德的兒子已經不可能找到的時候(其實當時所有人都以為他的兒子已經不在人世了),一次偶然的談話,讓曾希聖發現,他委託去尋人的項南居然就是梁明德要找的兒子。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項南和梁明德不是一個姓,怎麼會是父子?如果真的是父子,那又是什麼原因致使他們十四年未見呢?
一.“搞情報的同志”
其實,梁明德的本名叫做項與年。而說到項與年這個名字,在當時的黨內絕對是響噹噹的。因為正是他和莫雄一起配合將蔣介石對紅軍實施“鐵桶計劃”的絕密情報提前傳出,才避免了紅軍被合圍剿滅的厄運。
1934年的9月底,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開會議,與湖南湖北和山東、江西、河南五省的軍長一起,共同部署所謂的“剿共”方針。由於莫雄當時是德安專區的保安司令,所以也在參會之列。
此次“剿共”的會議,蔣介石採納了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的意見,打算用“鐵桶計劃”將紅軍全部圍剿,徹底摧毀中央紅軍的革命根據地。
當時的計劃部署相當周密,光是分發給參會者的檔案就大概有三四斤重。莫雄在參加了這次會議之後,便將這份“圍剿”計劃透露給了項與年。(莫雄雖然是國民黨員,但是一直很支援我黨的工作)
項與年在看到這個圍剿計劃之後,只覺得頭皮發麻。因為從這個計劃中可以看出,蔣介石企圖透過以持久戰和步步為營的碉堡戰術將紅軍的兵力和物資都逐漸消耗掉,然後將包圍圈逐漸縮小,最後和剩下的紅軍兵力進行決戰,然後將紅軍徹底消滅!
這個計劃的縝密與狠辣程度都讓項與年意識到,必須要立即將之呈送黨中央,否則對於革命事業而言那將會是滅頂之災。
只是,面對敵人的嚴防死守,要如何才能將情報順利地傳遞出去呢?要知道,從德安到瑞金,要經過八個縣市,翻山越嶺不說,還要經過國民黨把守的重重關卡,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喪命。到時候犧牲事小,如果不能及時將情報傳遞出去進而耽誤紅軍轉移的話,自己才真的是千古罪人呢!
可儘管如此,項與年仍舊沒有絲毫猶豫。在找了四本學生字典,將情報分別密寫在上後,便攜帶字典獨自一人火速前往中央所在地——瑞金。
一路上,項與年都打扮成教書先生的模樣,夾帶著四本字典。有時候因為關卡查得太嚴,他白天不敢趕路,只得晚上走夜路。
可剛出發的第二天,他在即將到南昌的時候遇到了麻煩。當地的國民黨軍提出來要搜查他的袋子。
由於字典就在袋子裡面,一時間,項與年很是焦急。但他並沒有慌亂,在把袋子遞給士兵的時候,他忽然捂著嘴吐字不清地說道:
“老總,牙疼,疼了一路了,讓我找個牙痛水點一下。”
於是,他一邊在袋子裡假裝找牙痛水,一邊十分麻利地將袋子裡的字典拿出來翻了一遍說道:
“我一個窮教書的,這袋子裡除了兩本上課用的字典,還真是啥也沒有。”
幾位敵軍士兵一看他這個樣子,便很不耐煩地踢了他幾腳,說道:“滾開,滾開!”
就這樣,項與年才算是有驚無險的過了關。可等他到了德安行署駐南昌的辦事處之後,一路上越來越嚴格的搜查讓他覺得越靠近瑞金,像今天這樣的搜查就會越多,到時候很難保證這些藏在字典裡的情報不被發現。
最後,他將這些情報縮寫後密錄在幾張薄紙上面,然後把這些情報藏在鞋底的夾層裡,趁著天色暗,他又連夜趕路向著瑞金走去。
項與年作為一個情報老手是十分謹慎和機敏的,除了把情報換了地方藏匿之外,他還給自己換了裝束。
從一路上盤查的情況來看,項與年知道教書先生這個打扮不是很穩妥,碰到一些認真的國軍士兵還真不好糊弄,倒不如直接扮成乞丐,那樣更不會引人注意。
而為了讓自己乞丐的扮相更加形象和逼真,項與年在路邊撿了一塊兒磚頭,愣是照著自己的門牙砸了下去,最後敲掉了自己四顆門牙,因為太過疼痛,他甚至一度昏死過去。可醒來之後,他顧不得嘴上的疼,再次急忙趕路!
在前往瑞金的一路上,他餓了就啃隨身帶的乾糧,渴了就河邊弄點水喝,累的時候靠著樹墩打個盹兒就得趕緊上路。他深知,自己早一天到瑞金,中央紅軍就多一天轉移的時間。
就這樣,衣衫襤褸、形容枯槁的項與年憑藉著乞丐形象一路上躲過了無數的搜查,最後成功將這份情報及時的傳遞到了瑞金的中央紅軍手中。
而中央綜合多方面的情報,再根據項與年冒死送來的這份情報,及時做出了撤離根據地的決定。
10月16日,在蔣介石召開牯嶺會議之後的不到一週的時間,中央工農紅軍就撤出了革命根據地,開啟了兩萬五千裡的長征。
長征的途中有人問毛澤東當時為何這麼著急的要離開中央根據地,毛主席很是讚許的答:“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而這裡“搞情報的同志”指的就是冒死前往瑞金的項與年。
那麼項與年寧肯用自殘的方式來保護情報,又怎麼會成為國民黨的特務呢?
二.加入國民黨
項與年本是福建人,1896年出生在福建連城的農民家中。在項家有六個男孩兒,項與年排名老四。
9歲的時候,因為家中實在困難,為了供三哥項廷爵讀書,父母便將項與年和他的童養媳(舊社會由於山區貧苦難娶媳婦,素有抱養童養媳的習慣,項與年七歲的時候,他的母親為他抱養了一個名叫王村玉的窮苦女孩兒)過繼給了膝下無子的堂叔項仕傑。
項與年的堂叔項仕傑是晚清州秀府的秀才案首,學識淵博而且藝術造詣極高。為了餬口開了一家叫做永濟堂的藥店,家裡的條件還不錯。
剛到堂叔家中的時候,堂叔堂嬸因為想把他當作兒子來養,因此對他很好。不僅生活優渥,而且還送他去讀私塾。而項與年天資聰穎,學習也努力,很是得教書先生們的喜愛。
可惜好景不長,由於他的堂嬸生了一個男孩兒,因為擔心項與年會和自己的親兒子爭奪家產,所以對他的態度也發生不小的變化。
於是,為了儘快的獨立,15歲的時候,項與年便於王村玉成親。有一天夜裡,項與年告訴妻子,大丈夫行得端坐得正,他不想再待在堂叔家中受這樣的窩囊氣,打算出去闖一闖。
王村玉沒說什麼,因為沒有文化,她心中沒有主見。但是她知道一點,那就是丈夫要做的事情她都支援。
於是,第二天項與年就啟程了。但匆匆出門的他身無分文,究竟怎麼樣才能夠有一個落腳之地呢?
思來想去,最後他決定去北平投奔他的三哥項廷爵。項廷爵當時在軍界任職,是個有革命理想的進步青年。
但他到了北平之後,因為暫時給他安排不了職位,於是項廷爵便給項與年拿了很多進步思想的書籍讓他學習。就這樣,項與年第一次接觸到了革命的思想。
而後,由於項廷爵調職南京和上海兩地,項與年便和他一同前往。
在上海,項與年親眼目睹了五四愛國運動,心中的愛國血液逐漸沸騰。
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使得項與年受到深深地鼓舞和啟發,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偉大,第一次感覺到中國的希望就在人民身上。
此後他開始學習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斷地瞭解革命的思想,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投身道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中來。
很快,1920年的春天,項與年期待參加革命的機會來了。
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佔領了以漳州、龍巖為中心的閩南西20多個縣城,開始了大肆的招兵買馬。
而項與年的三哥項廷爵受到李自立的邀請去粵軍工作,於是項與年便跟隨項廷爵一起動身。
一開始李自立很看不上項與年,在他看來,項與年就是個鄉野莽夫,沒見過世面,更沒有行軍打仗的經驗。這樣一個人就算到了廣州,也不會有合適的職位安排給他。
只是礙於項廷爵的面子,李自立沒有明說。可項與年在去廣州的路上表現得十分機敏,這種變化讓到了廣州的李自立改變了對他的看法,覺得項與年是個很能幹的人。
果然,孫中山見到他們之後十分滿意,鼓勵他們繼續努力。並且委任李自立為粵軍第二軍第一梯團司令,項廷爵為秘書,項與年為副官,一年後,項與年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他本以為自己能像三哥項廷爵一樣,跟隨孫中山先生的步伐為中國革命出一份力。
可世事多變,1922年,陳炯明居然叛變了。
沒過多久,孫中山便命令許崇智和黃大偉開始討伐陳炯明。
此戰中,黃大偉的軍隊一路到了長汀。但由於黃大偉帶領的部隊槍械短缺,於是他便強迫在長汀的李自立,要李自立將他領導的一百多人的武裝全部上繳。
然前方在打仗,李自立的部隊也要用槍械,將槍械交出去,這不是讓他的人去戰場上送死嗎?可是胳膊扭不過大腿,認清現實的李自力不得已拋棄了自己的部隊,憤然離去。
而項廷爵和項與年兩兄弟不願意離開這支部隊,於是帶著這支沒有武裝的部隊來到了漳州。
後來經過多方努力,他們被張貞的討賊獨立團收編。可張貞並非善類,不僅心胸狹窄,而且詭計多端。在他的算計和排擠下,最後項氏兄弟無奈回到了上海,而項廷爵更是在悲憤之下於上海病逝。
項廷爵的離開,讓項與年失落又絕望。項廷爵是他革命道路上的領路人,如今指路明燈熄滅,一時之間他覺得自己的人生都變得灰暗不已。
那麼,項與年還能夠再次振作起來嗎?
三.革命之火再次點燃
此後的四年裡,作為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項與年受盡了挫折,不僅在政治上受到排擠,在戰場上更是死裡逃生。
漸漸地,他意識到國民黨的大多數官員只注重斂財、享樂,根本不能帶領中國走出困境。
於是,他開始尋找一個能帶領中國真正站起來的組織。終於,1925年的時候, 在宣中華和何赤華(這二人都是共產黨員,對項與年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考察)二人的介紹下,重燃革命鬥志的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決心將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為實現共產主義事業的鬥爭之中。
北伐前期,組織上委任項與年到南洋一代開展工人運動,以取得海外同胞的大力支援。
而此時,項與年與王村玉的兒子項德崇已經八歲了。
當時的小傢伙只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商人,出國做生意去了,
至於父親是一位紅色特工的事實,他一點兒也不知道。
1927年,項與年帶領工人在南洋發動了工人運動,而後被當地殖民列強驅逐出境。
他回到家中之後沒過多久,國共關係破裂,國民黨大肆捕捉和殺害共產黨員。
在這樣的情形下,項與年被黨組織安排到了中央特科工作。於是他帶領妻兒來到了上海,在八仙橋附近定居,對家裡他依然說他到上海是來做生意的。多年的鬥爭生涯讓項與年深知,對妻子和兒子來說,他們知道的越少反而越安全。
1931年,由於中央特科顧順章的叛變,上海的共產黨機關只得迅速轉移。
而負責軍委秘密聯絡點的項與年憑著對黨的忠誠和沉穩的性格,被批准留在上海潛伏。
1934年的三月,應莫雄的邀請,項與年到江西德安擔任了江西第四軍區的保安司令部情報參謀。也正是因為如此,項與年才有機會接觸到“鐵通計劃”,並順利的將情報送達位於瑞金的黨中央。
不過這件事後,項與年的身份也算是暴露了。為了保證他的安全,組織上便將他派往香港,繼續從事情報工作。而為了隱蔽,他改名為梁明德。
項與年到了香港之後,為了妻兒的安全考慮,和家中的聯絡就中斷了。對於妻小的生死,他更是一無所知。
可事實上,就在他到香港的兩年後,他的兒子項德崇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改名為項南。
1949年初,中央在北平召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會議,譚震林便指派項南帶領華東青年代表團出席。
在這次會議上,項南遇到了時任皖北區黨委書記的曾希聖。曾希聖很看好這個年輕人,於是便說服項南到皖北地區做起了青年團的工作。
而在曾希聖最初接到梁明德的信之後,就將這個任務交給了項南。那時候,曾希聖並不知道項南就是項與年的兒子,可為何這之後不久他就發現了項南就是項與年的兒子的呢?曾希聖究竟是如何確認項南就是項與年的兒子的呢?
四.父子相認
原來,當時項南告訴曾希聖,他並未在青年幹部之中找到合適的梁姓青年,問曾希聖是否還有其他的重要資訊可以提供。
談及此,曾希聖才說道:“梁明德是福建人,後來在30年代的時候去了上海定居,當時就住在八仙橋附近。”
項南一聽便接話道:“巧了,我老家也是福建的。八仙橋啊,我知道,我小時候也在那附近住,我還挺熟的。”
項南的話,引起了曾希聖的訝異,他急忙追問道:“你家裡是做什麼的?住在八仙橋的什麼地方?”
項南迴憶之後道:“住在法租界的威爾蒙路德潤裡24號,我父親是做生意的,不過我很小的時候他就離家了,所以我對他沒有什麼印象,我父親似乎也並不怎麼關心家裡,不然也不至於十四年來音信全無。”
曾希聖一聽到項南說的地點,頓時瞪大了眼睛。因為項南口中的德潤裡24號可不是普通地方,是當時中央特科的聯絡地點(當時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追捕,將聯絡點設立在項與年的家中)!
一時間,曾希聖盯著面前的項南,這張英俊、年輕的面孔開始與自己記憶中的項與年漸漸重合......
他穩住自己的心神又問項南:“你小時候有沒有見過一個大鬍子叔叔?”
項南一愣,他小時候確實經常見到父親的一個朋友——大鬍子叔叔。此時他再仔細的看看面前的曾希聖,不由得驚撥出聲:“您就是大鬍子叔叔?”
至此,曾希聖徹底確定了,他激動地一把抓住項南的手,興奮地說道:“孩子,你父親讓我找你,我還正自責沒能幫上忙,哪兒成想你就在我眼前,這可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
父親?項南愣神片刻之後立馬明白,原來這梁明德就是自己的父親項與年!
看到滿臉疑惑外加忿忿不已的項南,曾希聖意識到十四年的分別使項南心中對父親心生芥蒂。於是便將這些年項與年的事蹟一一講給項南聽。
項南這個時候才知道,原來父親當年離家是不得已而為之,為了革命才做出了舍小家為大家的艱難抉擇!
一時間,對於父親的所有怨恨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崇拜和尊敬。
1978年,84歲的項與年與世長辭,作為兒子的項南在追悼會上慟哭不已以至於幾度昏厥過去,父子之情至深,由此可見一斑。
回頭看,項與年、項南父子儘管離散時間長達十四年之久,但我們仍要明白:項南是幸運的,至少他和父親最後尋找到了彼此,得到了團聚。可還有很多革命前輩,他們到死都沒能找到自己失散的親人。
戰爭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又使多少人妻離子散。但是為了革命,為了勝利,他們仍舊義無反顧。
鬥爭在情報戰線的英雄更為艱苦,他們雖沒有在戰場上給敵人重創,但他們憑藉著自己的膽氣和智慧遊走於刀尖之上,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保駕護航。我們應該將他們銘記於心,他們的功勳也必將永垂不朽!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在革命年代裡,和項與年一樣奮鬥在地下情報工作中的前輩們!
參考資料:
《隱藏戰線春秋書系 傳記卷 山路漫漫項與年的革命生涯》
《項與年:裝扮成叫花子的情報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