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起兩落”中尋找方法與出路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到1937年毛澤東寫作“兩論”時，16年的奮鬥歷程歷經了“兩起兩落”：北伐戰爭的勝利，大革命的失敗；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第一次“起落”是北伐戰爭的勝利和大革命的失敗。

中國共產黨誕生伊始，就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中國迅速形成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等群眾運動蓬勃發展，北伐戰爭取得重大勝利。但是由於蔣介石和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導致大革命失敗。一時間，全國籠罩在血雨腥風中。

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大革命的失敗是我們黨成立後經歷的第一次大失敗。毛澤東後來指出：“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瞭解的黨。”

第二次“起落”是土地革命的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屠殺嚇倒，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建立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在黨和革命事業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總方針，決定發動秋收起義。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給正處於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瞭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

由此，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裝和工農政權，開創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

但是，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撤離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左”傾錯誤“使革命根據地和白區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極大損失，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到三萬人左右，共產黨員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

毛澤東分析這段時期的教訓時指出：“這仍然是因為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瞭解，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

透過對“兩起兩落”經驗教訓的反覆總結，毛澤東對於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認識“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

他後來多次講：“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檔案，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檔案，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重大錯誤都是思想方法不對頭

由於博古、李德領導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利，中央紅軍被迫放棄根據地開始長征。經過長征，紅軍損失慘重，中國革命面臨嚴重的危險。毛澤東意識到，正確解決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的認識問題，是關係黨和紅軍存亡的頭等大事。要扭轉困難局面，在全黨全軍進一步統一思想，樹立革命必勝信心，必須從思想上理論上包括軍事理論上說服大家，使人們真正認識到博古、李德的軍事指導思想是錯誤的。

應該說，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戰爭問題的思考，從領導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斗爭時就開始了，但在當時，他還不可能思考得那麼全面深入。後來，毛澤東被“左”傾錯誤路線排擠出黨和紅軍領導核心層，這反而讓他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去系統思考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他開始考慮如何解決全黨全軍特別是高階領導幹部對黨的思想政治路線及軍事指導思想的認識問題。

為此，1935年他寫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旨在解決黨在政治路線上的問題。1936年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目的是從理論上政治上解決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的認識問題。由於軍事鬥爭的核心問題是軍事戰略問題，只講軍事戰術問題說服不了人。而戰略思維問題，其實是哲學思維問題。從戰略上看問題，就是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看問題。要講清楚軍事戰略問題，必須有足夠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為此，他下了很大力氣研讀哲學著作，特別是精讀了20世紀30年代初的蘇聯哲學教科書。

西洛可夫等人主編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上有這樣一段話：

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經過少數派的手，從1905年俄國現實基礎上實現出來的那種具體條件被割離了。一方面原理變為空虛的一般的命題——公式化；另一方面，離開了原理的新事實的記載，提供了迂迴的經驗論。這就提供了只記載在一般聯結之外的個個散亂的事實就覺得滿足的那種理論。

伊里奇依照辯證唯物論的原則，不從一般的命題出發，而從客觀的現實的運動出發，從客觀的現實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發，從各種階級的地位與任務的分析出發。

少數派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的命題出發，所以結果違背了唯物論的世界觀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對於辯證法的背叛，與對於唯物論的背叛，是怎樣聯絡著，這可以從少數派的例項看出來。少數派把離開具體發展的死的抽象作為物件，造出了產生任意的主觀的非唯物論的解釋事實的地盤。

毛澤東讀後，豁然開朗，認為蘇聯哲學教科書的這段話“說透了李立三主義與軍事冒險主義及保守主義”。他在這本書上批註道：“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後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

李立三主義是1930年6月至9月在中國共產黨內佔統治地位的錯誤理論和方針政策。李立三脫離實際，主觀地認為1930年5月蔣介石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中原大戰等情況表明革命時機已在全國範圍內成熟，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應舉行全國性的武裝暴動，舉行中心城市工人的武裝起義。由於這一錯誤，黨的組織和紅軍遭到很大損失。

軍事冒險主義和軍事保守主義是指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傾教條主義在軍事問題上的表現。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們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打陣地戰，消極防禦，結果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中央機關和紅軍被迫開始突圍和長征。而在長征開始時，推行“左”的錯誤的中央領導人，又實行軍事上的逃跑主義和保守主義，使紅軍在長征途中又遭受重大損失。

蘇聯孟什維克的錯誤，與中國的李立三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及保守主義雖然相距幾十年，並且表現形式也不同，但他們的思想根源卻是相通的、共同的，都是“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都是主觀主義導致的思想方法不對頭。

中國共產黨的“兩落”，無疑有其外部客觀的原因，但主觀方面的思想方法不對頭則是致命的因素。錯誤的根源就在於離開辯證唯物論、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主觀主義思想路線。因此，從哲學上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算，就十分緊迫地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

本文摘自《〈實踐論〉〈矛盾論〉精講》

中央黨校哲學部副主任王曉林著

“兩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智慧書

中央黨校精品課程

作者簡介

王曉林，哲學博士，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部副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室副主任。主持和參與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多項，出版《社會發展機制最佳化論》等著作3部，發表學術論文 30 餘篇。近年來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專題研究班”、“廳局級幹部專題研究班”、“中青年幹部培訓班”等各類主體班次講授“哲學思維與領導能力”、“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實踐論》《矛盾論》導讀”、“堅持辯證思維”等專題，深受學員好評。

內容簡介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共產黨人的看家本領。而真正學懂“兩論”，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論〉〈矛盾論〉精講》一書在中央黨校精品課程“‘兩論’導讀”課程稿的基礎上整理而成，指出了“兩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論證了“兩論”特殊的寫作時機、作者身份、論戰物件、歷史作用等，詳細闡釋了“兩論”的哲學要義和思想光芒，總結了“兩論”的理論貢獻和指導意義。本書有助於引導廣大黨員領導幹部堅持學哲學、用哲學，學習、堅持、運用、繼承“兩論”哲學智慧，是深入學習“兩論”的指導性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