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李富春和周恩來的友情,一共長達半個世紀。從旅法勤工儉學開始,他們先後革命和長征路上並肩奮鬥。
新中國建立後,兩人一同主持了經濟建設工作,兩人相互支援和敬重,肝膽相照,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圖|周恩來夫婦和李富春夫婦在一起
01 周恩來和李富春的法蘭西歲月
1950年,新中國成立一年後,毛澤東作出了出訪蘇聯的重大決定。1月10日,應毛澤東的請求,周恩來決定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乘坐火車來到莫斯科,與蘇聯政府談判。
很巧的是,李富春也是中國代表團的其中一員。這時,李富春已經是東北黨政軍的二把手。擔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副書記、東北軍區副政委。
這次周恩來赴莫斯科,李富春便跟著一起去了,主要和蘇聯援助東北專案的談判有關,對於李富春,周恩來非常信任和了解。
早年間,李富春在赴法勤工儉學,先後當過司機、開過火車。青年時期的生活經歷,讓他對現代工業的瞭解要比一般人要深刻。
在東北工作期間,李富春先後領導了東北的工業建設和恢復工作,還制定了東北第一個國民經濟計劃,有先進的管理和領導經驗,對經濟和現代工業交通了解的多。
而周恩來和李富春之間的友情,則也要追溯到他們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這段時間。
圖|1924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法支部成員在巴黎合影,一排左四為周恩來,一排右四為李富春。
1921年開始,國內迅速開展了留法運動。和許多青年一樣,李富春由於家境貧寒,無力上學。當他聽說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可以達到升學的目的,便想方設法走上這條道路。
1919年10月31日,年僅19歲的李富春乘坐法國郵輪“寶勒茄號”從上海啟程,踏上前往法國的道路。
和大部分勤工儉學的學生一樣,李富春是懷著“工學主義”的理想來到法國的。1920年2月,李富春便和李林、李維漢等人組成了“勤工儉學勵進會”,後改為“工學世界社”。
在李富春抵達法國一年後,周恩來於1920年12月作為華髮教育會組織的15屆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來到法國馬賽港,正式開始了旅歐生涯。
正是由於這次赴法勤工儉學的經歷,周恩來和李富春這對革命戰友,便在法國有了共同的人生交集。
圖|赴法留學生在馬賽
1920年,北洋政府出讓鐵路“築路權”,與法國秘密購買軍火和協商借款。沒多久,法國各大報紙上便披露了這件事,並在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中掀起了波瀾。
周恩來趕緊和“公學世界社”的袁子貞迅速聯絡旅歐華人團體,組織建立了反對借款委員會,發表了《拒款通告》。
6月30日,法國華人各大團體在巴黎哲人廳組織300多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大會。會上,他們宣讀華人團體的100多封抗議函。
終於,法國政府抵擋不住社會的輿論,被迫暫時結束借款的商談活動。這場鬥爭中,李富春一直和“工學合作社”的同志們站在一起,始終處在鬥爭的最前面。
正式這次“拒款鬥爭“,成為李富春和周恩來友誼和革命的起點。
在和當局的多次鬥爭中,李富春和周恩來認真總結了經驗和教訓,深刻認識到了建立一個嚴格的戰鬥共產主義組織的必要性。
1921年,周恩來、趙世炎聯絡李富春、王若飛等勤工儉學中的優秀青年,商議建立旅歐共產組織。
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和醞釀。1921年6月下旬,正式成立了旅歐共產主義小組,而這個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8個發起組之一。
1922年,留法的進步青年建立旅歐共產黨。第二年,又改名為旅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這一組織後,最重要的一個任務,那就是組織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
為了儘量配合這項工作,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於8月1日創辦了名為《少年》的刊物。李富春、周恩來、鄧小平不僅要負責撰寫文章,還要擔任編輯,編輯部就在周恩來居住的地方,這裡同時還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的辦公處。
就在這間狹小又簡陋的公寓裡,李富春和周恩來這些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來,即便條件非常艱苦,白天做工,晚上通宵幹活。
據蔡暢回憶:鄧小平和李富春是白天做工,晚上搞黨的工作,而周恩來同志則完全脫產。
1924年2月,《少年》改組,成為《赤光》半月刊。不久,以李潢、曾琦為首的國家主義派組織青年黨對中國共產黨發起攻擊,對國共統一戰線表示反對。
圖|《少年》雜誌
以周恩來、李富春為首的幾人便迅速組織起來,先後在《赤光》雜誌上發表文章予以駁斥,揭露國家主義派名為愛國、實為賣國的本質。
正是在法蘭西的這段歲月,李富春和周恩來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共同確立了社會主義信仰,以昂揚的鬥志書寫了青春歲月。
02 李富春和周恩來的回國歲月
1924年召開國民黨一大後,國共面臨著新的形勢。而廣州便成為了國民革命運動的中心,急需大批幹部,黨中央便決定派李富春和蔡暢來廣東工作。
1925年8月20日,李富春和蔡暢乘坐輪船來到廣州。當時,廣州正在全城戒嚴,全部外來的船隻都被攔在城外。
直到第二天全城實行戒嚴後,李富春和蔡暢才順利上岸進城。原來,就在當天,國民黨左派廖仲愷在國民黨黨中央部門門前被慘殘忍殺害了。
李富春抵達中央廣東區委後,在這裡見到了曾經一起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周恩來和陳延年。對於李富春的到來,他們感到非常激動和高興。
周恩來比李富春回國要早一年,回到廣州後擔任中共廣東軍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不久,又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初,由於國民政府東征,周恩來難以兼顧中共廣東區委全面工作,便讓陳延年接替了他的職務,他便集中力量領導軍事工作,擔任軍事部部長。
李富春來到廣州後,先是擔任了中共廣東軍委軍事委員會委員,後來又以國民黨身份加入了國民革命軍。
在國民革命軍中,李富春和周恩來分別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第二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工作穩定後,李富春和蔡暢住在距離廣東區委很近的文德東路文德里。很巧的是,周恩來和妻子鄧穎超也住在這裡。因此,兩家人的關係十分密切。
圖|國民革命軍
對於共產黨來說,究竟應該如何改造軍隊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周恩來和李富春上任不久,便開始著手加強軍隊政治工作制度,加強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
為此,李富春專門選派了一批進步青年、共青團員、共產黨員從事宣傳和黨務工作,並在二軍的軍、師建立了秘密組織,培養共產黨員。
在李富春的領導和帶動下,二軍的政治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軍隊的整體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他表現比較突出,還得到了周恩來的表揚。
正當北伐工作開展的如火如荼之際,蔣介石和國民黨人於1926年3月20日,策劃了歷史上著名的“中山艦事件”。
當時,周恩來正在廣州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毛澤東知道此事後,便來到李富春居住的地方,幾人共同商討關於應該如何應對蔣介石的辦法。
圖|周恩來與李富春
對於此事,李富春的態度很明確,他主張對蔣介石進行反擊。最終,他們一致決定:在國民革命軍第六軍中,除了一軍的5個軍長和蔣介石外,其餘的政府骨幹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
根據這種情況,他們便提出:以葉挺獨立團為主,聯合國民黨左派和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對蔣介石給予打擊。
但中共中央並沒有採納他們的意見,而是採取了妥協退讓的方針,導致蔣介石等人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氣焰更加囂張了。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策劃了震驚中外的反革命政變。7月15日,蔣介石和汪精衛合流,公開叛變了反革命。
中共中央為了儲存實力,便決定將國民黨軍隊中的共產黨人全部撤出。由於李富春是國民黨通緝的重要人物,他只能被迫轉入地下工作。
03 李富春保護周恩來過草地
不久,周恩來和李富春、賀龍、葉挺等人,於8月1日發起了南昌起義,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1934年,李富春從自己工作了將近三年的江西省委離開,來到中央臨時根據地瑞金。大概,紅軍正值第四次反圍剿失敗,中央任命李富春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的職務。
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作出了長征的決策。1935年,中共中央召開遵義會議。在這個我黨面臨生死攸關的重要關頭,李富春堅定地站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這邊,堅定支援黨中央的政治、軍事、思想路線。
1935年8月4日到6日,中共中央在毛爾蓋沙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和討論了紅軍面臨的任務和當時的形勢。這次會議,決定周恩來和李富春再次搭檔,兩人共同肩負起領導紅一軍團發展和生存的重任。
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在毛爾蓋舉行政治局會議。會議召開當天,李富春和周恩來聯名發出決定進行洮夏戰役。
圖|紅軍在進行長征
為了執行這一計劃,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混合編隊,分為左、右兩路軍。不久,中央調任李富春來到三軍團擔任政委。
在長征過程中,周恩來負責軍委的主要責任,工作任務相當繁重,由於長時間的身體勞累,加上營養不良和自然環境惡劣,連續好幾天高燒不退,吃不下飯。
經醫生檢查,周恩來患上了肝炎。但由於長時間沒有接受治療,現已經發展肝膿腫,急需要排膿。由於當時的環境有限,只能由戰士從附近的山上取來冰塊敷在肝部,用區域性冷凍的這種方法來降低體溫,控制病情的蔓延。
8月21日,右路軍決定要過草地,李富春跟著第三軍團殿後。而此時,周恩來也在這支隊伍中間。這時,他的病情雖然已經有了明顯好轉,但身體依舊非常虛弱,甚至在平地上行走都很困難。
當時的環境下,從毛爾蓋走到班佑需要經過長達數百里的茫茫草地,遍地都是泥沼,不小心踩進去很難拔出來。
為了保證周恩來能安全從草地上透過,李富春和彭德懷等第三軍團的指揮員決定組織一個擔架隊,護送他順利走出草地。
圖|分別為周恩來、毛澤東、朱德
途中,李富春非常關心周恩來。在行軍路上,經常跟著周恩來的擔架走,還時不時叮囑擔架的戰士小心一些。經過長達六天六夜的行軍,李富春和三軍團的戰士終於成功走出草地。
正是在李富春、陳賡、彭德懷這些人的關心和照顧下,周恩來的身體竟然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好多了。
04 周恩來和李富春在蘇聯
列車一路朝蘇聯前進,周恩來和他率領的代表團不辭辛勞,開始準備談判前的準備工作。1月20日,他們抵達莫斯科後,便趕緊來到毛澤東的住所研究中蘇會談的相關問題。
1月22日晚上,會談正式開始。在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李富春等人的努力下,終於形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這次出訪蘇聯,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動。
在此期間,李富春不僅協助周恩來參與了條約以及相關協定的談判。在中央貿易部長因病不能出席的情況之下,李富春還主持了中蘇貿易的談判。
圖|李富春等人在蘇聯
2月1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乘坐專列從莫斯科離開。2月1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從莫斯科離開後,李富春也沒有隨行,他則留在莫斯科主持中蘇談判還尚未解決的問題。
正當李富春在莫斯科負責中蘇貿易談判之際,中央決定於1950年4月11日任命李富春擔任財政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政務院政務委員,接替陳雲擔任重工業部長。
4月19日,中蘇兩國政府代表簽訂了《中蘇貿易協定》。不久,李富春從莫斯科離開回到祖國。
回到東北後,李富春便迅速完成了交接工作回到中央,為大規模展開工作做準備工作。
1952年下半年,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也開展的比較順利。從1953年開始,我國決定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
在周恩來總理的提議下,準備成立五年計劃編制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主要是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人,專門負責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
而周恩來和李富春這位老戰友,再一次並肩戰鬥,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光發熱。
圖|李富春在工作
1953年8月,中央政府組成代表團再次出訪蘇聯,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陳雲、張聞天、李富春、粟裕為代表。
這次,中國代表團的主要任務是將五年計劃的草案和蘇聯交換意見,以爭取蘇聯方面的援助。
抵達莫斯科後,李富春和陳雲便一同協助周恩來和蘇聯政府進行秘密會談,還和國內中財委保持密切聯絡,通報會談的相關情況,及時傳達周恩來的指示。
周恩來和陳雲在蘇聯一共待了一個多月,在安排好代表團和蘇聯談判方針和議程後,便從莫斯科回到祖國了。
在此後的十個多月中,一直是李富春率領中國代表團繼續和蘇聯政府的相關領導,共同商討有關部門關於蘇聯援助的具體專案。
1953年3月,在社會主義國家內發生了一件大事:斯大林去世了。中方知道這一訊息,便率領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葬禮。
3月10日到11日,李富春抽時間和周恩來彙報了近幾個月內,中蘇雙方近幾個月內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輪廓等問題的商討情況。
根據我國的現實狀況和商談的情況,李富春分析了五年計劃草案中需要改進的意見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制定一五計劃的條件,並對中央財委、國家計委提出了一些意見。
對於李富春的這些意見,周恩來非常重視,他認為這些意見對於改進計劃工作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同年4月,李富春為代表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在周恩來的堅強領導下,和蘇聯方面進行了反覆磋商和研究,雙方在援助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專案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基本上已經具備了簽訂協定的條件。
5月15日,作為中國方面的全權代表,李富春正式在《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盟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上正式簽字。
圖|李富春照片
在周恩來和中央的領導下,李富春圓滿完成了中央交給他的任務。
05 李富春病逝,周恩來帶病參加追悼會
此後,李富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繼續在國家的經濟戰線上奮鬥著,先後主持編制了二五計劃、三五計劃,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繪製藍圖,為新中國的發展和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66年,身為國家領導人富春失去了為人民工作權利的同時,甚至連日常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在中南海居住的這段時期,李富春的警衛員在食堂時遇到在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詢問:“怎麼樣?”
警衛員以為問的是自己,便有些生氣的說道:“不怎麼樣!”
這位工作人員請他仔細談談,警衛員生氣的說道:“如今的天氣這麼冷,暖氣也不熱。李富春在家裡只能穿著棉大衣看書。我們找了管理部門反映情況,幾天了還沒有人修。”
這位工作人員將自己知道的情況告知周恩來,沒想到周恩來氣憤地說道:“他們怎麼能這樣,你趕緊告訴楊德中,讓他趕緊去辦。”
圖|毛澤東與李富春等人
楊德中知道情況後也很生氣,連忙指示相關部門迅速修理。第二天,李富春警衛找到周恩來的工作人員說:“終於有工人來修暖氣了,這是管道出了問題,早知道我提前和你說了。”
這位工作人員笑著說道:“我哪裡有這麼大的能力,還是因為周總理過問了這件事。”
1975年1月1日,75歲高齡的李富春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段征程。在他人生的彌留之際,有一個人最放心不下,那就是周恩來。
他對身邊的人說:“不知道周恩來的健康狀況如何,我很擔心他的病情,希望不要繼續惡化。”畢竟中國的經濟建設離不開周恩來,更別說是當時的特殊時期。
1月15日,人民大會堂為李富春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當時,周恩來已經疾病纏身。但他還是不顧醫院人員的勸說,專門從醫院趕到人民大會堂,親自為自己的老戰友主持追悼會。
圖|周恩來在李富春的追悼會上
蔡暢看到周恩來還是來了,便關切又激動地問:“總理,你怎麼來了,不是....”
周恩來動情地說道:“我怎麼能不來呢?即便是病得再厲害,我也要來,畢竟我們可是50多年的老戰友啊!”
在場的人聽到周恩來的一席話,無不動容,都為兩人之間的友情感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