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主持蘇南東路地區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譚震林
構築長江地下交通線的盛慕萊烈士
當年負責“新江抗”二支（縱）隊上海擴軍的政治處主任張鏖
1940年上海擴軍時參加革命的百歲新四軍老戰士汪賢孝
“沙家浜連”原指導員金輝1942年寫在筆記本上的連隊“花名冊”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堅持黨指揮槍、建設自己的人民軍隊，是黨在血與火的鬥爭中得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從上海石庫門到北京天安門，中國共產黨秉持“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真理，帶領人民前仆後繼進行了氣壯山河的武裝鬥爭。黃沙金甲，血沃中華，抗戰時期新四軍勇闖“孤島”上海擴軍的紅色傳奇，在中國革命勝利的紀功碑上閃耀著別樣的光彩。
“到上海去擴軍”
1940年夏天，正當陽澄湖畔抗日鬥爭如火如荼之際，素來大刀闊斧的蘇南東路地區黨政軍主要領導人譚震林，忽然一反常態變得緘默起來。一個事關部隊轉型建設的大計，在這位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任紅十二軍政委和福建軍區司令員的戰將胸中悄然成型。
1939年5月，新四軍一支隊六團團長葉飛，奉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命令，率部以“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名義東進蘇南，建立了蘇、常、太和澄、錫、虞抗日根據地，部隊猛增到5000多人。當年10月，“江抗”與丹陽遊擊縱隊整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北渡長江開闢蘇北抗日根據地。“江抗”北渡前，在陽澄湖留下一批傷病員，其中有開國中將劉飛和開國少將黃烽等紅軍骨幹。
1939年11月6日，秋風蕭瑟時節，陳毅命陽澄湖後方醫院新四軍傷病員重建武裝，堅持原地鬥爭，並安排肺部嵌有敵人子彈的劉飛赴上海治療。夏光任司令員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史稱“新江抗”）應運而生，蘆蕩火種呈燎原之勢。
翌年3月，譚震林主政東路地區，“新江抗”改稱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司令部，與常熟抗日武裝整編為3個支隊。這位新任司令員兼政委雄心勃勃提出，儘快將部隊擴充到100個連，打造一支上萬人槍的雄師勁旅，“新江抗”再度發展到5000多人。
怎樣給以農民為主體、以抗日遊雜武裝為補充的水鄉新銳加鋼淬火？譚震林把目光投向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他認為，這座有3次工人武裝起義光榮傳統的城市，產業工人數量佔全國一半。改善部隊成分，高起點培養幹部，都需要從上海補充新鮮血液。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以來，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不失時機組織工人、學生和店員參加新四軍。然而，從上海向蘇南根據地輸送兵員，新兵需乘火車到崑山或蘇州，再徒步跋涉到目的地，沿途都要接受盤踞京滬鐵路的日偽軍檢查，風險極大。
“不能咱們炒豆，讓上海地下黨炸鍋！如果為給根據地輸送兵員危及上海地下黨安全，那就得不償失，我們會愧疚一輩子！”
譚震林經過縝密思考，決意改弦更張，另闢蹊徑。
1940年7月的一天，譚震林找到“新江抗”二支隊政治處主任張鏖說：“5月4日，毛主席指示我們，今年從江、浙兩省敵後擴大抗日武裝十萬人槍。我想在江南創造十萬產業軍，建成一支以產業工人為基礎的部隊。過去部隊補充上海兵員，主要靠地下黨跨越敵佔區向根據地輸送。這種做法不符合黨‘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工作方針，十分危險，也很難持久。今後，我們要主動承擔擴軍任務。”
張鏖眉峰一挑，會意地問：“老闆的決心是，不再由上海地下黨輸送新兵，我們派人打入大上海，到日偽鼻子底下去擴軍？”
譚震林點點頭，一副氣定神閒、胸有成竹的模樣。
在新四軍部隊，人們習慣稱譚震林為“譚老闆”，蓋因他從茅山新四軍軍部赴任蘇南東路地區時，為過境敵佔區安全計，率一眾人馬戴禮帽、著長衫、穿皮鞋，大老闆派頭十足。毛澤東聞之遂戲稱他“譚老闆”。不料這一雅號不脛而走，傳遍高層和新四軍。
譚震林看著張鏖稜角分明的臉膛上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話語中充滿信任和期待：“到上海去擴軍，大量吸收工人、學生和貧民，這是改善‘新江抗’成分、提高部隊戰鬥力的關鍵一招。此事事關重大，需要派得力幹部上第一線，你當主任的要親自出馬！”
張鏖建議先派幾個官兵試擴，得到譚震林首肯。張鏖向二支隊司令員陳挺和總支書記、組織股股長黃烽傳達了譚震林指示。
陳挺1932年參加閩東藍田暴動，曾任閩東紅軍獨立第四團團長和新四軍老六團營長，是陳毅給“新江抗”派來的紅軍骨幹。鑑於淪陷後的上海已成“孤島”，縱隊經研究決定，先派青年幹事陳浩、二連文化幹事葉時兩個上海子弟赴滬試擴，蹚出路子。
陳浩和葉時重返淪陷3年之久的上海，深受日偽蹂躪和戰火摧殘之苦的市民正大量流落街頭，滿懷痛苦和仇恨的青年人在尋覓出路和歸宿。而“江抗”東進夜襲滸墅關車站和火燒虹橋機場等威震江南的壯舉，使很多失業工人、青年學生和貧苦店員始則驚喜，繼而心嚮往之。兩人深入飽嘗國恥家痛的社會底層群體燃燈播火，經半個月緊張而有成效的工作，成功擴軍20多人。
譚震林獲悉陳浩、葉時滿載而歸，高興地對張鏖說：“這次試擴成功，為開啟上海擴軍的路子創造了經驗，證明各部隊都可以自行組織力量到上海招兵買馬。”譚震林分析了赴滬擴軍的環境和條件，“目前，日偽對上海控制很嚴，虎口奪寶風險大。有利條件是，上海人民對日偽有強烈的反抗精神，我們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在人民中威望很高，官兵有可以利用的社會關係，部隊距上海也近。”譚震林提出了上海擴軍的基本原則，要求擴軍人員不驚動上海地下黨，穩紮穩打，由點到面，由少到多，積極穩妥展開。
原“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是陽澄湖後方醫院職務最高的傷病員，陳毅安排赴上海療傷歸隊後任“新江抗”政治部組織科科長。他主動找到二支隊二營教導員張夢瑩，問他在上海有什麼關係？張夢瑩說，當年參加過上海職業界救國聯合會，後在難民收容所幹過，能找到一些朋友。陳挺、張鏖也積極攛掇張夢瑩擴軍打頭陣。張夢瑩不負重託，成為首批赴滬擴軍人員骨幹。
十里洋場擺戰場
赴滬擴軍前夕，“新江抗”3個支隊分別與其他部隊合編為3個縱隊。各縱隊根據譚震林指示，借鑑原二支隊赴滬試擴經驗，形成了小群多路、紮根串連、獨立執行、互不聯絡的擴軍規範。
二縱隊組建了3個擴軍小組。第一小組由教導員張夢瑩負責，第二小組由王志明負責，第三小組由陳浩和文化教員肖牧負責，每個小組均為三四個人。第一、二小組常駐上海，第三小組來往於上海與根據地之間。3個小組統一由縱隊政治處主任張鏖負責並實行單線聯絡，各小組之間不發生橫向聯絡，也不與小組之外其他任何組織發生關係，請示彙報事項一律按秘密工作規定辦理。
根據偵察掌握的情況，張鏖組織擴軍人員把工作重心放在社會底層貧民群體，透過串聯親友和同學故舊“滾雪球”推進。
小沙渡是蘇州河流經滬西的一個渡口，兩岸工廠林立，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最早深入工人群眾處，也是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堅力量富集地。鄧中夏所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載：“上海小沙渡和北京長辛店是中國共產黨開展職工運動的起點。”“赤色滬西”成了擴軍首選之地。擴軍人員從串聯親友群入手，順藤摸瓜，開枝散葉，積小成為大成。曹家渡、外白渡橋等失業工人聚集處，也是他們訪貧問苦，引導工人奮起抗日救國的精耕細作之地。
張夢瑩從無錫寨門包巷一戶包姓房東家，借了一件駱駝絨灰色長衫和一頂銅盆帽來到上海，住進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恩派亞戲院（後稱嵩山電影院，已拆除）對面弄堂鄰居家，找到當年在難民所入黨的菸廠管理員俞寶琴和做紙花生意的周守信、祁寶根，透過他們四處聯絡發動。隨後他來到蘇州河北岸盆湯弄橋附近一個小五金店，找到部隊一位韓姓女同志當會計的哥哥。這位女兵的哥哥與魯迅是朋友，在文化界頗有人脈。經他介紹，張夢瑩進入劇團、學校和職業教育社，在文化界、教育界、工廠和手工業者中建起幾條穩定可靠的擴軍鏈。他還帶大家分頭到自己曾做過苦工的碼頭和襪廠秘密串聯，不長時間就動員幾十人參軍。
“新江抗”司令部作戰參謀黃振中擴軍到上海，來到同學父親開的煤球店，很快與學徒汪賢孝交上了朋友。黃振中瞭解到，日軍進攻上海時，汪賢孝哥嫂和兩個侄兒都被敵機炸死，父親一病不起住進醫院。聽完汪賢孝傾訴，黃振中附在他耳邊說：“現在熱血青年都參軍抗日，我老家在無錫鄉下，那裡有抗日軍隊，親近老百姓，官兵講平等，軍民一家人，打了勝仗來慰問……”
不等黃振中說完，汪賢孝就搶著問道：“我能去嗎？”
黃振中一語入心：“只要你有決心，都包在我身上！”說著，摸出10塊銀圓塞給汪賢孝說：“這些錢給你父親治病，救個急！”
汪賢孝緊緊攥著帶有黃振中體溫的銀圓，興沖沖跑到醫院對父親說：“阿爸，我運氣來了，今天遇到個好朋友，介紹我到無錫去學藝，這10塊錢是他接濟我的，都給你！”
汪賢孝從上海來到蘇南參加了新四軍，在戰鬥中鍛鍊成長。20世紀80年代，他擔任了原二十集團軍五十八師後勤部部長。
湯江聲（原名唐良楠）1939年由上海中央特科調東路特委，次年任“新江抗”二支隊三連指導員。他到上海擴軍總要帶些雞鴨等農產品作掩護，住在萬興食品店（今淮海中路上海第二食品商店）做職員的哥哥唐良楣處，借穿哥哥的衣服，時而西裝革履，時而長衫馬褂，早出晚歸出沒鬧市和陋巷。這位1945年在江蘇高郵三垛河伏擊日偽軍時壯烈殉國的營教導員，沒有留下赴滬擴軍的成績單，但哥哥唐良楣證實，弟弟把130位上海青年送到了新四軍。
為了解決部隊醫護等專業技術人才匱乏問題，擴軍小組還透過可靠渠道和關係定向擴軍招攬人才，以解部隊燃眉之急。
擴軍中最大的風險不在日偽，而在漢奸和部隊逃兵。
有個逃兵在法租界認出一位擴軍幹部，伸手就向他要錢。擴軍幹部沒給，逃兵就把他拖到附近一個巡捕房，大聲對巡捕說：“這是個新四軍幹部，他把我弟弟拐到部隊賣了！”巡捕雖說端洋人的飯碗，可到底中國人的良知未泯，乜斜著眼瞅瞅那個面容猥瑣的逃兵，伸手打了他兩個耳光，嘲笑說：“你弟弟當新四軍是好事，我以為他把你妹妹賣了呢！滾！”巡捕攆走告密滋事的逃兵，又叮囑擴軍幹部說：“你等一會兒再走，免得再碰上那個傢伙。”事發後，張鏖馬上安排被逃兵盯上的那位擴軍幹部返回了蘇南。
另一個來自蘇南的逃兵，三番五次敲詐擴軍幹部，不給錢就威脅“把你拉到法國巡捕房去”。開始，擴軍幹部懶得跟他糾纏，想給點錢把他打發掉，不料這個無賴竟沒完沒了。怎麼處理這個有現實威脅的傢伙？張鏖向譚震林作了報告。譚震林果斷決策：“這種人劣性難改，如不採取措施，很可能禍及擴軍，必須馬上解決掉！”張鏖令擴軍小組採取措施，排除了這個隱患。
17歲就入黨的孤兒俞忠祥，到市郊工廠擴軍因漢奸告密不幸被捕。日本憲兵用鐵絲穿透他的手掌和腳掌，將他綁在木架子上嚴刑拷打，逼他說出其他擴軍人員，俞忠祥堅不吐實。兇殘暴戾的鬼子牽來汪汪狂吠的狼狗進行威嚇，俞忠祥怒視敵寇，一言不發。鬼子放出狼狗直撲俞忠祥，一口就從他身上撕下一大塊肉來。鋼鐵戰士俞忠祥寧死不屈，最終被狼狗活活咬死在木架子上。
張夢瑩所在擴軍小組有個上海兵，置身險境臨陣動搖，帶上經費逃之夭夭。事發突然，擴軍小組以變應變，迅速調整工作計劃和住址，外出更加謹慎。上海解放時，這個逃兵夾雜在路邊迎接大軍入城的群眾中，被張夢瑩所部官兵認出，受到應有處置。
巧借日寇商船輸送兵員
置身狼窺虎伺的大上海招募抗日青年已屬不易，要把日漸增長的應徵新兵安全無虞送到根據地，更是難上加難。
赴滬擴軍之初，各小組每批安排十來個新兵從上海乘火車到蘇州，然後步行進入根據地，輸送風險尚可控。後來，一週就要回送三四十名新兵，難度和風險驟增。另外，如何搞好特殊環境中招收新兵的政審和體檢，新兵送達根據地後，如何安排不合格兵員穩妥快速返回上海，這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又擺在了眼前。
張鏖向“譚老闆”請示。譚震林沉思有頃說：“關於上海新兵如何安全帶到根據地，我來想辦法。其他問題，你們自己研究解決。”
過了幾天，譚震林找到張鏖說：“今天，沙洲縣的蔡悲鴻來彙報財經工作，你也參加聽聽。”
蔡悲鴻1940年9月任“新江抗”澄、錫、虞總辦事處財經處處長，翌年初任中共沙洲縣（今張家港市）工委書記和抗日民主政府首任縣長，是新四軍有名的財經專家。沙洲縣是長江南岸澄、錫、虞抗日根據地的北屏障，也是溝通大江南北的戰略要地，又是長江航道東接上海、西連南京的交通樞紐。抗戰爆發後，日偽規定長江航線中國船隻一律禁航，只允許外國商船行駛。為打破日偽對長江的封鎖，蔡悲鴻受命兼任沙洲縣江防管理局局長。
彙報財經工作同擴軍有啥關係？張鏖不解，像是鑽進了悶葫蘆。及至聽蔡悲鴻彙報，才恍然大悟。原來，侵佔上海的日本陸軍依靠其把持的京滬鐵路瘋狂斂財，賺得盆滿缽滿。日本海軍十分眼紅，利用其控制的吳淞口和長江口，勾結5艘德國輪船向蘇南等地販運貨物，從中漁利和分肥。這5艘德籍輪船通常由上海裝載布匹、煤油、西藥等日用品到沙洲護漕港和江陰黃田港卸貨，然後裝運大米等農副產品返回，形成了上海到江陰的固定航線。
譚震林聽到這裡，打斷蔡悲鴻的話說：“老蔡，你考慮一下，我們從上海擴招的新兵，有沒有辦法乘這些船到根據地來？”
蔡悲鴻眼睛一亮，擊節讚歎：“這倒是個很安全的通道！不過，此事需跟上海方面仔細合計一下，必須搞得很穩妥才好。”
蔡悲鴻說的“上海方面”，是指負責蘇南根據地物資採購託運的總代表盛慕萊。盛慕萊是蔡悲鴻妻兄，中共地下黨員，做過黃渡鎮鎮長。長江禁航後，他毀家紓難，變賣祖產，在上海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特務機構“日本海軍聯歡社”，堂而皇之開辦“中華物產公司”，與偽海軍上海辦事處主任葉樹初隔壁辦公，與其稱兄道弟，觥籌交錯，還拉上日本顧問松岡一起做生意，儼然上海的“路路通”。神不知鬼不覺，盛慕萊在長江航道開闢出一條從上海直達蘇南的地下運輸線，源源不斷為根據地輸送手搖電臺、無縫鋼管、印刷機、望遠鏡、炸藥、雷管、藥品、紙張等緊缺物資。譚震林讚揚盛慕萊是“反經濟封鎖鬥爭的尖兵”。
盛慕萊疏通好3艘德籍商船，擴軍小組組長分頭與船上內線接上關係。新兵乘船來到沙洲縣護漕港水面後，由抗日政府安排運送農副產品的駁船接上岸。從1940年底到1941年7月日偽“清鄉”，二縱隊擴軍小組每5至7天就可透過水路向蘇南輸送30多名上海新兵，多時一次就能編一個連。張鏖率領擴軍人員共從水路運回1500多名新兵。日本海軍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嚴密控制的德國商船，竟成了新四軍從上海外輸新兵最安全的通道。
輸送通道開啟後，新兵政審體檢問題也迎刃而解。上海擴軍展開後，應徵者如過江之鯽。危亡之秋，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在所難免，一些投機分子和患有心肺病、花柳病的人也混跡其間。
張鏖等人研究後建議，在沙洲護漕港組建新兵接待站作為緩衝之地，得到批准。指導員張家信組織幹部和醫務人員負責新兵政審和體檢，發現不合格者即行淘汰並轉送上海。後來，“新江抗”在陽澄湖畔建起一個新兵連，抽調有經驗的連排幹部施訓，深化新兵政治審查。新兵到來後，張鏖逐人談話，要求連隊在教育訓練中繼續搞好新兵考察和伙食。素來忍飢挨餓的上海青年，來到新兵連可以放開肚皮吃飽飯，一個個笑得合不攏嘴。有一次，剛下船的12名上海新兵，第一餐竟吃掉了100碗大米飯。
1949年5月，我軍兵臨上海城下。盛慕萊策反國民黨上海警察局被捕，於上海解放前3天——5月24日在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英勇就義。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為盛慕萊家屬頒發毛澤東簽署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盛慕萊作為電影《51號兵站》主人公“小老大”原型，廣為人知。
新四軍在擴軍中如虎添翼
為期一年虎口奪寶，新四軍收穫幾何？
據統計，“新江抗”在上海招收新兵超過2000人，其中二縱隊改編的十八旅五十二團補充上海新兵上千人，還支援一縱隊改編的五十三團和三縱隊改編的五十四團500多名上海新兵。
2005年“八一”前夕，“沙家浜連”——原十八旅五十二團一營二連指導員金輝的女兒金若巖，將父親留下的一個筆記本贈給“沙家浜連”。這本記載著1942年二連幹部戰士姓名、年齡、出身和文化程度的“花名冊”清楚地寫著，二連104人中閩東紅軍2人，上海青年75人，當地農民17人，解放戰士10人，上海兵佔近72%。
五十二團因作戰勇敢，素有“江陰老虎”“老虎支隊”美譽，上海擴軍後部隊成分以工人為主體，團隊猶如猛虎添翼。五十四團以上海學生、店員為主，文化水平高，有“文化隊”之稱。
“江抗”老戰士施光華回憶，那時，“江抗”及後來改編的部隊，官兵都有兩支槍，一支是手中的鋼槍，一支是口袋裡的鋼筆。這與也有兩支槍（鋼槍和煙槍）的偽軍，形成了鮮明對比。
新四軍代軍長陳毅1942年底檢閱五十二團，讚揚該團是新四軍中的文化團。譚震林得知十八旅在新四軍中文化素質最高時說：“十八旅文化水平高，產業工人多，建議給黨中央當警衛團！”
以產業工人居多的上海兵，受過工業文明薰陶，熟悉機械裝備，組織紀律性強，團結協作好，不僅能很快熟練使用手中武器，還辦起修械所修復受損槍支。行軍作戰之餘，他們帶頭學理論、寫詩歌、辦板報，成為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生力軍。五十二團二營五連一個班，在江陰峭岐以西澄錫公路東側成功組織起“農抗會”，被傳為佳話。經新四軍大學校培養，在戰火中淬鍊成鋼的上海兵，成為基層後備幹部梯次配備的重要來源。
上海擴軍從根本上改變了部隊成分和兵員結構，基層官兵文化素質躍升，為先進文化催生部隊戰鬥力提供了堅實基礎。
當年五十二團二營文化幹事黃葦會同團宣傳股股長過鑑清，根據陽澄湖36個傷病員和“江陰老虎”的戰鬥經歷創作的歌曲《你是遊擊兵團》，很快風靡全團。後經十八旅旅長劉飛提議，這首歌作為十八旅旅歌傳遍蘇中，成為軍民傳唱不衰的戰歌，也是滬劇《蘆蕩火種》和京劇《沙家浜》創作的濫觴之一。
歌聲伴隨五十二團轉戰蘇南蘇中，團隊實現了一次戰鬥勝利創作一首歌，如《淮寶進行曲》《大官莊之歌》；一位英模烈士一首歌，如謳歌沈進洪、陶祖全、葉誠忠、朱寶山、馬思進等英烈的歌曲；一次休息整訓一首歌，如《練兵進行曲》《整訓歌》《學習軍事》《擲彈歌》；一次政治教育活動一首歌，開展團結進步、反對內戰、訴苦立功等活動，都有專題創作歌曲配合。團隊還創作了瓦解敵軍的《叫老鄉》《回頭打東洋》，加強軍民團結的《擁政愛民小唱》等歌曲，有力鼓舞了軍心士氣，推動了立功創模活動開展。從1943年到1945年，五十二團官兵會唱76首歌，其中30首是新創作的歌曲。在嘹亮的戰歌聲中，全團湧現出16位英模人物，呈現出戰鬥歌聲與戰鬥英雄同步增長的喜人景觀。
1944年3月，五十二團參加車橋戰役。戰前，日軍狂妄叫囂，新四軍若能打下車橋，皇軍寧願撤出蘇中迴歸大海。此役殲滅日軍獨立步兵六十大隊大隊長三澤金夫大佐等465人，生俘山本一三中尉等24人，殲滅偽軍483人，生俘168人，成為1944年以前我軍俘虜日軍最多的一次戰役。日本東京大本營承認，車橋戰役標誌著新四軍反攻開始，日軍從此向下坡滑行。
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六師師長、政委兼十八旅旅長的譚震林，馳電中央軍委報告十八旅概況，專門介紹了由陽澄湖36個傷病員發展起來的該旅五十二團一營，原為“江抗”二支隊，素有“老虎支隊”美譽，讚揚這支部隊既能打順風仗，也能打劣勢仗、逆風仗、危局仗，“江陰老虎”過了江也還是老虎！
（作者：高建國，系作家，出版長篇報告文學《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大河初心——焦裕祿精神誕生的風雨歷程》等，曾獲徐遲報告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