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在北大任教時存照
蔡元培等電京營救陳獨秀 （上海《時事新報》，1932年10月24日）
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
陳獨秀《實庵自傳》，首發於《宇宙風》雜誌
陳獨秀南京獄中存照，攝於1937年春
愛因斯坦也曾經為陳獨秀向蔣介石求情嗎?日前，微博話題“原來愛因斯坦還給陳獨秀求過情”登上熱搜，不少網友大感驚奇。兩位看似完全處幹“平行宇宙”中的人物，竟然曾有著這樣的“交集”，實在是令人“腦洞”大開。
可惜，愛因斯坦“求情”與否尚未找到確鑿文獻，但陳獨秀一生五次被捕入獄，因其剛正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深受時人敬仰與愛戴，幾乎每次入獄都有來自社會各界人士的傾力救助，也因之每次都能化險為夷。那麼，這五次被捕與脫險的事蹟究竟怎樣，又有著哪些可圈可點的史事細節呢？
“獨秀”之名遠播南北
始於第一次被捕期間
陳獨秀第一次被捕，發生在1913年，是為“二次革命”之故。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曾積極從事推翻腐朽清廷的陳獨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成為安徽地區民主革命的領軍人物。他雖然沒有直接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但作為“辛亥革命”的積極參與者，當袁世凱推行復闢，企圖篡奪革命果實之際，毅然響應“二次革命”，謀劃武裝反袁鬥爭。因為訊息洩露，舉事失敗後被捕入獄。
迫於社會各界壓力及形勢發展，陳獨秀在入獄後不久即獲釋，並於1914年出獄後，流寓日本，還幫助章士釗創辦了《甲寅》雜誌。這一時期撰文開始使用“獨秀”筆名，此名源於故鄉的獨秀山；此時，陳獨秀之名開始遠播南北，是為其人其名為世人關注之始。可以說，“獨秀”之名鵲起之時，正是陳氏第一次被捕復又脫險之際。
第二次被捕，發生在1919年，這一次則是因為“五四運動”。此時的陳獨秀，曾為北大文科學長，更兼《新青年》創辦者與主編，“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等諸多冠冕集於一身的社會焦點人物，自然被當時深受社會輿論抨擊而瀕臨政治破產的北洋政府所忌憚與敵視。
這一年6月3日、4日兩天時間，當局即出動軍隊圍捕參與愛國示威遊行的學生近千人。這一倒行逆施的行徑，極大地刺激到了本就憂憤莫名的陳獨秀，即刻為之撰發了《研究室與監獄》一文，提出“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這顯然是在號召青年學生與反動政府持續鬥爭、抗爭到底。
6月9日，《研究室與監獄》一文撰發次日，陳獨秀又親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還譯為英文，連夜印刷為傳單，要將懲辦賣國官員、收回山東利權等一系列民眾呼聲，更進一步向基層市民披露與傳播。兩天後的6月11日，正是因為散發傳單，陳獨秀被當局暗探查獲，當場拘捕。
其實，當時因支援學生愛國運動憤而辭職的蔡元培，早已預感陳獨秀處境的危險。在其被捕之前不久，即曾“函電促其南下”，以防不測。只是陳氏為喚醒民眾，已有為國赴死之意。在答覆蔡氏的電文中，這樣簡短且堅決地寫道：
我腦筋（思想）慘痛已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監處死，不欲生存於此惡濁之社會也。
果不其然，6月13日，北京《晨報》即率先披露了陳氏被捕的訊息，隨即南北各地各大報刊爭相報道，全國輿論大譁，社會各界紛起聲援，要求當局即刻予以釋放。先是全國各校校友會，接著是安徽同鄉會、學商界及和平聯合會、國民大會上海乾事部等眾多社會團體函電紛馳，為之鳴不平，敦促當局儘快釋放陳獨秀。除了各路社會團體群起呼籲之外，以蔡元培等北大同仁為代表的學界人士也四處活動，另一條救援“暗戰”之路，也在悄然進行中。
譬如，北大同仁曾以李大釗的名義，在6月11日，即陳氏被捕當天，就向著名學者、法學家、律師，也曾在北大任教的陳氏友人章士釗求援。6月19日，李大釗本人更親撰一通致章士釗的快函，仍是請其設法援救。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北洋政府當局為壓制社會輿論，甚至還監控與扣留了大量由北平發至外地的關涉陳案的函電。且看函件中曾有這樣的記述稱：
日前大學同人曾以釗名致電先生，在滬設法援救，已一週矣，竟無回電，或者電局扣留亦不可知。
由此可見，南北各地的各界人士，雖對救助陳氏頗為熱心，可在案發初期的資訊溝通方面是不那麼及時與充分的，是受到了當局蓄意阻撓與刻意破壞的。
章士釗兩通公電上“頭條”
毛澤東撰文呼應湘江畔
直至6月22日，章士釗初步瞭解到陳案實情之後，即刻連發兩通公開電文，向上海各界披露陳案真相，呼籲各界人士行動起來，表明了將全力營救陳氏的立場與決心。在致曾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的王克敏電文中，章士釗這樣寫道：
……竊念陳君向以講學為務，生平不含政治黨派臭味，此次縱因文字失當亦何至遽興大獄，視若囚犯至斷絕家屬往來？當此國家多故且值學潮甫息之秋，詎可忽興文網，重激眾怒，甚為諸公所不取……請迅飭警廳，立予釋放，不勝企感之至，並盼明示。
章氏致當局代總理龔心湛一函，則表達得更激烈直白，且借龔心湛乃安徽（合肥）人，與陳獨秀為安徽“同鄉”的因緣，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慷慨陳詞：
……陳君英資挺秀，學貫中西，皖省地綰南北，每產材武之士，以斯學者，誠嘆難能。執事平視同鄉諸賢，諒有同感。遠而一國，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為不易。又焉忍遽而殘之？特專函奉達，請即飭警廳速將陳君釋放。釗與陳君總角舊交，同岑大學，於其人品行誼，知之甚深，敢保無他，願為左證。執事居為國惜才之職，幸佈纓冠往救之懷，公誼私情感同自受……
章士釗這兩通電文一經公開發表，迅即成為各地讀者傳誦一時的“頭條”新聞。不但京滬兩地的救援之聲此起彼伏，陳獨秀被捕事件迅即為南北各地民眾所周知，而且這一事件的公共傳播已然開始滲透到長沙、成都等非中心城市地區。
譬如，為響應“五四運動”，剛剛發起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領導湖南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的青年毛澤東，於1919年7月14日在其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就特意撰發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文中特別提及了章士釗請釋陳獨秀的情況，還大量引用了章氏電文；且於文末發出了強有力的預言，頗具感召力的論斷：
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陳君原自說過，出試驗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試驗室。又說，死是不怕的。陳君可以實驗其言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吳虞“問北京政府”
李大釗“歡迎獨秀出獄”
遠在四川成都，幾乎與章士釗撰發電文同時，曾為陳獨秀所聘的北大同仁，在《新青年》上猛烈抨擊舊禮教和儒家學說，被胡適稱之為“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之吳虞先生，也奮筆疾書，寫下了一篇《問北京政府》的“雄文”。
說來十分湊巧，陳獨秀被捕次日，當時身在成都的吳虞，才剛剛將新撰《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說》一稿“寄陳獨秀，雙掛號”，期待著在《新青年》上與同仁遙相呼應，再來思想激盪一番。孰料不久即傳來陳獨秀被捕之訊息，這位時年47歲的“老英雄”為之震怒激憤，迅即秉筆直書。
《問北京政府》一文，與章士釗兩通電文，同日（6月23日）刊發於上海《時事新報》，且此文刊於著名的鼓吹新文化與新思想的“學燈”副刊版面頭條，是為當日這一版面的“社論”性質的文章，在當時的學術界內外應當有著不小的影響力。且看吳虞這樣寫道：
……要知道獨秀先生是天天預備著坐監獄的。不但獨秀先生，我們這班不知輕重不識忌諱的青年，也是天天預備著坐監獄的。我還盼望我輩青年，以後看獨秀先生的樣，都去坐坐監獄才能夠發祥文化呢。
獨秀先生捕去以後，我眼瞪瞪的等著看北京政府怎樣辦他，等了幾天，總沒有切實的訊息。聽到一度的謠傳，說是已經釋放了，後來曉得不確。那要我倒要問問北京政府，你究竟要怎樣辦他？
可以想見，一方面如章士釗那般的據理力爭，另一方面如吳虞這般的針鋒相對，代表著當時社會各界救援陳獨秀的兩種基本立場與態度，都對本已喪失民心、孤立無倚的當局施以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使之難以支撐與維繫。果不其然，在陳獨秀被捕入獄近百日之後，北洋政府只好以安徽同鄉會提出的“陳在獄中患有胃病”為由，在9月16日將陳獨秀開釋。
因陳獨秀入獄，被迫中斷編輯印行半年之久的《新青年》雜誌，終於在陳獨秀出獄一個多月之後，於11月1日印行了第六卷第六期。這期雜誌，幾乎成了“歡迎陳獨秀出獄專號”，李大釗、胡適、劉半農等紛紛撰寫詩文，紀念這一事件；“老英雄”吳虞所撰最為驚世駭俗的名篇《吃人與禮教》也刊發其上。
李大釗的那一首《歡迎獨秀出獄》的新詩，最能體現北大同仁以及社會各界此刻的心聲，詩中有云：
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究戰不勝真理。
什麼監獄什麼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在上海租界兩次被捕與脫險
當時，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派知識分子及其追隨者，高擎“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兩面大旗，大張旗鼓、粉墨登場之際，勢必遭到社會保守勢力的忌憚與反擊，兩股勢力的對抗與紛爭，在所難免。陳獨秀被捕入獄，也正是這兩股勢力糾纏紛爭的一個階段性結果。誠然，因為南北各地進步人士及社會團體的通力營救，迫於社會輿論之沉重壓力，北洋政府當局不得不無條件釋放陳氏。然而，當局對“新思想”與“新文化”的敵視與圍剿，卻並未因之有所緩和，反而更變本加厲。
1919年8月及次年5月，《每週評論》《新社會》（鄭振鐸等所辦）先後被查禁。至1922年冬，當局還進一步通過了“取締新思想”的議案，矛頭仍然直接指向以陳獨秀為代表的諸多新派知識分子。
正是在此期間，1921與1922年間，已經被迫將《新青年》編輯部移往上海，且已化名“王旦甫”的陳獨秀，竟又遭到了兩次搜捕。先是被租界巡捕房探員從印刷廠搜尋到文稿，查沒後又被處罰金，嚴禁在上海印刷發行；及至再次被捕，連帶刊物、印刷品以及用於印刷的“紙版”，皆被全部搜去並當眾焚燬，以示警戒。只是可能懾於陳本人的社會影響力，也出於並未可予將之“定罪”的法律依據，這兩次被捕，陳獨秀並未遭到長時間關押，旋即開釋。不過，在這樣的頻繁打壓與強力封殺之下，《新青年》的編輯發行遭受重創，原本每月一期的月刊，在1922年全年僅於7月勉強出版一期（第9卷第6號）之後，即不得不宣告停刊。
時至1922年8月，李大釗、沈雁冰等聯名發起募捐啟事，希望從經濟上救助此時已難有作為更兼生活困頓潦倒的陳獨秀。8月底至9月初，這則啟事一直在上海《民國日報》上刊發，原文如下：
陳獨秀君為社會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雖了結，而關於訟費及銷燬書籍紙版，損失在二千元以上。陳君清分，同人深悉遭此厄運，其何以堪。凡表同情於社會教育思想自由，及與陳君有舊，願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環龍路銘德里二號高君曼；北京希交大學圖書館李大釗收轉為荷。
如今，在上海市檔案館中，還收藏著一張陳獨秀的刑事記錄卡，並附有一張被捕時的照片。這份舊檔也在佐證，陳氏確於1921年10月、1922年8月，兩次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拘捕，理由都是宣傳“過激主義”。好在最後經過多方斡旋，皆有驚無險，除了判處罰金之外，沒有長期羈押。而陳獨秀出獄後，仍矢志不渝，又在李大釗等眾多同仁友朋的資助與關照之下，繼續組織革命活動，繼續宣揚革命思想。
第五次被捕
從十三年有期徒刑到入獄五年
1932年10月15日，病中居家的陳獨秀，被突然闖入的上海租界巡捕房警員抓捕。這是其人繼袁世凱、北洋政府執政時期四次被捕之後，復又被國民黨南京政府逮捕的第五次被捕，也是其生平最後一次被捕。
10月18日，包括上海《時事新報》、北平《華北日報》、蘇州《明報》在內的南北各地各大報刊，均在版面顯著位置，刊發了陳獨秀被捕的訊息。至於此次陳獨秀緣何被捕，除了“早經政府通緝有案”的理由之外，更有被認定犯有所謂“危害民國罪”的嫌疑。10月19日，陳獨秀被押解至南京，訊息傳出，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人即刻向南京政府聯名致電，開展營救活動。
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學界名士紛起致電、講演或探望，用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向當局直接或間接申言，希望儘快開釋陳氏。不過，當局並不為所動，依然以所謂“危害民國罪”提起公訴，仍將陳獨秀送交法庭審判。在各方營救與“求情”無果的情勢之下，還是老朋友章士釗挺身而出，主動出任陳氏的辯護律師，力爭為其“無罪”或“減罪”做辯護。
迭經半年羈押與偵訊，時至1933年4月14日晨，陳獨秀案終於在南京地方法院公開審判。據次日北平《世界日報》報道，公審首日陳獨秀鎮定自若，從容不迫，雖病體孱弱，可思維清晰、精神飽滿。接下來的一週時間裡，於4月16日、20日，又分別兩次開庭公審，相關報道，連篇累牘，每天都見諸於南北各地各大報刊之上。經過三次公審與辯論，時至4月20日的最後一次公審，法庭認為此案審理當到此告一段落，並決定將於4月26日宣判。
當天，陳氏當庭陳述稱，“本人無罪”；繼而“律師章士釗即起立辯論”，“謂陳主張共產主義，與中山民生主義第一講相符合，無危害民國成分，請注意”。隨後，章氏繼續慷慨陳詞，從“言論及行為方面說明陳並未叛國”，“並謂陳對於三民主義亦非積不相容”，“請求庭上宣告陳無罪”。當時在章氏近一個小時的辯護致辭之後，當庭另有彭、吳兩位律師，還為陳氏做了補充辯護，均一致堅稱其無罪。
不過，陳獨秀最後仍以“危害民國罪”成立，被判處入獄，竟服十三年徒刑。陳氏不服判決復又上訴，於同年7月20日，刑期減為八年徒刑，並於1934年8月移監，開始正式服刑。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後，全民族統一抗日戰線形成；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同年8月21日，陳氏刑期再度縮減為五年徒刑，且因服刑時間已滿，遂釋放出獄。1938年6月底，陳氏從漢口乘船溯江而上，於8月抵達重慶江津居住，開始了隱居治學的晚年生涯，直至1942年5月27日，在貧病交加中溘然長逝於此。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陳獨秀的南京獄中生活，除了研讀學術之外，亦有總結生涯、編撰自傳之舉。在即將刑滿出獄前夕，時為1937年7月16日至20日，陳氏僅用五天時間，即寫成《實庵自傳》的前兩章，計近7000字。同年11月至12月間，業已出獄的陳氏，其自傳也已發表連載於《宇宙風》雜誌（散文十日刊第51、52、53期）之上了。
文並供圖/肖伊緋
